材料一：今天，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更为明晰，但几千年积攒下来的中医经验仍是抗疫“利器”。中医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中医治疗针对寒和湿，注重调节机体平衡，提高自身免疫力，对抗“疫”之气。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针对临床治疗期确诊患者推出了中医治疗通用方“清肺排毒汤”。“清肺排毒汤”用于改善患者发热、乏力、咳嗽、咳痰、气短等症状，使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而阻断病情进展，大大降低了重症转化率、病亡率。对于重症患者，西医呼吸支持、循环吏持等技术对抢救生命来说必不可少，中西医深度结合，携手开展临床治疗，大批患者因此受益，推动患者救治形势积极向好。医学用各种有效的手段去照料和护理身体不适的人，让他们身心各方面与环境、社会相适应。中医、西医采用的手段不同，但都是在“照顾”患者，目的一致。在我国，将中医与现代西医结合，对症选用，优势互补，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相较人口数量始终比较紧张，中西医结合将有利于缓解资源紧张局面，用较低的成本实现高效的“照顾”。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在医学上的重大优势，也是宝贵财富，不应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分。

（摘编自李红梅《用好中医瑰宝》，《人民日报》2020年3月4日）

材料二：

中医在治病和防病二者之间，重视以防病为主。中医说：“养之不素则病生。”这个“素”，是人生命的根本，也就是人生命的平衡态。中医是奉行中道的医学，和谐是它防病治病所奉行的至高原则。

中医预防医学首先强调人体在能量摄入上的平衡。没有能量，人的生命将无法维持。但中医并不鼓励过分地摄取能量，中医提出“饮食有节”的思想，强调适度地获取能量，因为能量的过剩，不仅不能给身体带来好处，身体内还需要分解出另外一种力量来消化这些能量，过分的能量摄取成了身体的负担。中医还强调能量消耗的适度。中医提出“不妄作劳”的观点——不要过分劳累。中医重视“固本培元”，注意身体内部根基的培植。人生病往往与对自身能量无节制的消耗有关，入不敷出，最终破坏了身体的内在平衡，形成疾病。

中医认为，防病的关键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平衡。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人的生命来自自然界，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的身体会产生影响。中医主张人要注意契合自然的节奏，实现人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如春天气温上升，人的身体也渐渐形成外张的态势，气血由内部浮向体表，皮肤松弛，汗腺舒张，容易产生湿症，必须防湿；夏天天气燥热，此时人容易急躁不安，要有所抑制；秋天是收缩的季节，人的气血由外部而潜向内里，皮肤紧缩，汗腺收紧，这时要注意水的补充，食物要清淡；冬季多有寒症，如伤寒、关节疼痛，由于室外活动少，长期封闭，容易消沉，必须注意调节。

中医预防医学最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保持精神的平衡。病从心起，养生重在养心。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般的动物，人是具有复杂情感和精神的动物。人的精神性因素是内在平衡的根本。精神平衡被打破，容易引起疾病。如人遭受精神刺激，疾病往往也会跟着到来，人心胸狭窄，惠得患失，性情暴烈，盲目攀比，心情长期处于不平衡之中，或者是消极郁闷，或者是孤独无依，或者是偏执独断，等等，都是不良的心理状态，都容易带来疾病。中国人有“仁者寿”的说法，长寿的人，往往是待人和善、精神平衡的人，也就是心理比较健康的人。

（摘编自叶朗、朱良志《寻求整体平衡的中医》，《中国文化读本》普及本）

材料三：

中华医道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应、顺应自然、整体关联、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五行生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肺经络学说相结合的整体医道观，构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养生之道和望、闻、问、切诊断，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

在这种整体论的指导下，中国医学形成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的疾病生成观；形成了“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冬不养藏，春必病温”“介疾有喜”的疫病防治观；形成了防微杜渐，治病求本，适时为度，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医疗观；形成了“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的修心养性观和“饮食法地道，居处法天道”“制喜制怒”的养生观；形成了驱邪避毒、斋戒沐浴、打扫庭院、掸尘扫房，强身健体的卫生健康观；形成了“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医德观。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编自李伟《天道、人道、医道与疫情防控》，《光明日报》2020年3月16日）

材料一：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中国的一个个村庄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固定物。假想一个人能够反观五百年前的景象，追溯现代历史延展的开端，他一定会发现过去与现在相比几无差异。眼前矗立着的住宅建筑物确实没有五百年的历史，但它们与五百年前原址上的建筑物并无二致。一些家庭原来居住在草顶土墙之中，如今则在瓦顶砖墙的房屋里繁衍，而另一些家庭却已经消亡。不时会有新的家庭出现，但这只是不规则和不寻常的现象，那些在大片的土建房屋中生活的人们，正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土著居民的后裔，他们重复做着祖先曾做过的事，不多不少，也无不同。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耕种着同一片土地（尽管一些庄稼已换成了新品种）；他们以一种不变的次序去赶同样的集市；买卖并消费着同样的物品；按照同一种模式男娶女嫁。

一位哲人有过这么一句明智的告诫：“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民族，我们就应当注意他们认可何种事物。”一个中国村民的向往与其或远或近的祖先的向往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乡村中不存在理智的生活。即使偶尔有几个文化人生活在村庄里，他们往往形成自己的小圈子，而不与其他邻居有什么往来，与自己的亲戚也没有什么往来，正如有句老话所言：“学究论书，屠夫说猪。”

（摘自[美]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1899.陈午晴、唐军译）

材料三：

作为传教士中的元老级人物，北京的丁韪良博士在古老的东方工作60个年头之后得出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当这个古老的“中央王国”还处于成长期时，中国先人们具有的创造性和发明才能是令人赞叹的，而这样的创新性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了。事实上，当代中国人创造智慧的消退更像是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的，而并非是教育体制的原因。

毋庸置疑，中国的文化发展确实在某些阶段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中国社会出现的集体思想停滞并非是因为国民懒惰，而是由于盲信于某些教条。由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按照这些信条去做总是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对这些观念深信不疑。在这些信条的指导下，人们基本能够保持秩序的稳定，并获得一种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幸福感。直到最近，这些旧观念的权威地位才受到了挑战，而之前，这些观念的影响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并且从未遇到过能够与之抗衡的新思想体系。中国文化的波及面不断扩大，以至于整个东亚都受到了它的润泽。

（摘自[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李上译）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数量、播出热度、社会关注度居高不下，开拓了大众化、生活化的荧屏世界，展现出影视剧制作的新风貌。《人世间》《山海情》《大江大河》《父母爱情》等电视剧，通过普通人、家常事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代洪流，剧中有血有肉的平凡人物，让故事更接地气。

最是真实动人心。金滩村，马得福在西北的风沙中建设家园，带领村民们种蘑菇脱贫致富；松山岛，江德福一家在东部的海风中守护着祖国的海疆……现实题材电视剧呈现着真实的生活场景、真实的喜怒哀乐、真实的命运变迁，以鲜活生动的影像记录下时代阔步前行的足迹。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走红说明，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优秀的文艺作品需要做到思想内容和艺术表达有机统一、社会现实与艺术想象有机统一。

人民是文艺之母。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现实题材电视剧经久不衰的关键。现实题材电视剧从社会热点、民生关切中获取创作灵感，将人们关注的教育、医疗、住房、生育、养老等话题作为创作主题，并从微观个体的视角进行电视艺术演绎，因而能够让观众有置身剧中的代入感，在不知不觉中引发情感共鸣。这说明，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现实题材电视剧展现着微观个体与伟大时代的“双向奔赴”。《人世间》作为一部以当代中国历史为背景的时代剧，以周秉昆一家几十年的经历为主要内容，通过讲述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展现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做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不仅让宏大叙事通过具体细节变得可知可感，也通过艺术的方式揭示出时代进步的奥秘，即每个人的拼搏奋斗，汇聚成了推动时代前行的强大合力。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流行，说明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在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在人民的奋斗中汲取创作的养分，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就能创作出更多彰显当代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摘编自赵梦《以优秀作品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材料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标度，为文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与创作源泉。近年来，围绕重大历史节点和主题，广大文艺工作者倾情投入，用心创作，涌现出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

无论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还是扶贫攻坚主旋律题材剧《山海情》，抑或是讲述中国抗疫的时代报告剧《在一起》，都是有口皆碑的文艺佳作，多时空、多维度展示了党和人民团结一心，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卓越历程，映现出用奋斗成就梦想、以实干赢得幸福的时代底色。

这些作品为何会“出圈”，受到广大群众的追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生活，希望从艺术作品中感受情感温度、获得生活启示、激发精神力量。正是文艺工作者自觉地融入人民奋斗的时代征程中，文艺创作实践积极融汇于民族复兴大业中，用心用情地描述我们所处时代的丰富多彩，才能为中国奋进、人民奋进、民族奋进留下炽热的记录。“相比玄幻、穿越等题材，这些现实主义作品扎根实际、源自人民，充满了烟火气。用心投入、用情体验、用力表达，不辜负时代的作品才更容易打动人。”胡智锋说。

在报告文学和长篇小说创作中，与党的革命史和新中国的发展史有关的文艺作品更是精彩迭出。何建明的《革命者》，丁晓平的《红船启航》，余艳的《守望初心》等，都在历史场景的复现中凸显了党史、新中国史中的重要事件或重要人物。文学创作一直是文艺事业的重心所在，这些作品别具精神的内力与艺术的魅力，给人以强烈的感染与诸多的启迪。

随着文化发展的丰富和多样化，文艺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日益紧密。伟大时代与文学艺术创作呈现出充满张力的建设性关系。文学属于社会，文学艺术的创作和发展，不再简单地在“自律性”审美逻辑中“任情”生长，而是在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和自由而解放的辽阔天空中实现升华，呈现出新意义。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的“另一种存在”，从批判和否定现实存在的审美意义和合理性倾向，转变为一种耦合式、合作式的“生产性”相互关系，生活因此更加充满希望。

（摘编自段丹洁《中国文艺奏响时代奋进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