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文艺高峰传统的品格，是指生成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文艺高峰群在世界文艺高峰之林中呈现出独特而又普遍的气质。这就是说，中国文艺高峰传统诚然有其独特性，但在当今世界性文艺高峰语境中也可能展示出一种既无可替代而又可以理解的共通性意义，给予其他民族文艺高峰群以一种独特的参照作用。正像一个人需要照镜子才能看到自身形象一样，要把握本民族文艺高峰的独特民族性价值，就需要借助世界上其他民族文艺高峰群的照鉴作用，从而同时呈现出一种世界性价值。由此看，认识中国文艺高峰群的独特品格，有助于在与世界上其他文艺高峰的相互比较中进一步发掘其特殊的民族性价值和普遍的世界性价值。

首先，确实出现了创造文艺高峰的艺术家，可称为高峰艺术家。这里的高峰艺术家，可以是无名艺术家群体，也可以是有名有姓的艺术家个体，还可以是现代艺术产业中由若干个体组成的群体协作方式。每一个或一群高峰艺术家都会在其作品中刻画不同的人生情境，传达不同的人生体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个性。

其次，高峰艺术家总是生长于特定的时代语境，并由此出发去反映时代语境，这种语境可称为高峰语境。这包括时代的社会制度、社会变迁、思维环境、艺术制度环境等。人们常说的先秦诗文、两汉乐府民歌、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宋型文化等，就诞生于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语境中，这些时代语境因素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渗透于艺术品的独创性艺术世界中，构成了与其他时代语境所孕育的艺术品之间的差异的社会根源。

再有就是，高峰艺术家总是运用特定的物质传播媒介去创造，这种媒介可称为高峰媒介。例如，在不同时代分别占据过主导地位的口头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互联网媒介等。而其中每一种高峰媒介都可能创造出与众不同而又不可重复的高峰艺术品。

还应当看到，高峰艺术家基于特定时代语境、运用特定物质传播媒介去创造，结果产生了可以感知其高峰品质的艺术品，可称为高峰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是来自不同时代语境、不同媒介的创造，彼此都是不可重复的天才之作，如《离骚》《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牡丹亭》《红楼梦》等。

最后，高峰艺术品不能只在当世被认可，到后世就湮没无闻，而必须依赖于后世的承认，否则就谈不上文艺高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文艺高峰都是需要延后一段时长，由后世去回头追认其效果的，这可称为高峰后效。

（摘编自王一川《中国文艺高峰传统的品格》）

材料二：

物质充盈之后，文化的不可或缺会更加凸显。除了作为物质的必要补充，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彰显民族身份的标识，是维系家国认同的纽带。当下，中国正处于快速现代化进程之中，随着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一个民族可以在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上效仿别人，但在精神内核、心理结构上却永远不能丢弃传统。或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快速而程式化的生活节奏，容易助长内心的迷茫焦虑，但只要泡一壶清茶，品两阕诗词，就能神奇地安静下来。国家也好，个人也罢，走得再快，都不能忘掉根本之所系。做好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再有远见的古人恐怕也无法想象，今天的文艺作品会如此丰富。数据显示，2015年上映国产电影278部，出版图书20多万种，艺术团体演出200多万场……中国文艺的成绩，正不断获得世界的认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2015年“雨果奖”《三体》折桂，国产电视剧也开始走向海外。

创造无愧时代的文艺经典，是繁荣文艺创作的紧要任务。而原创能力的获得，必然需要扎根现实，从鲜活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艺术来源于生活，远古时期石壁上的图像见证着人类记录的冲动，许多伟大作品产生的契机正在于现实激发的灵感。都市剧《欢乐颂》触动了奋斗的年轻人，其中职场的辛苦、租房的烦恼让人感同身受；家庭剧《小别离》直面教育焦虑，讲述父母的苦心、孩子的压力，让观众从中看到自己、心生共鸣。扎根现实、记录时代的作品才会有旺盛生命力，否则就只能是无根的浮萍。

当下的中华大地上，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实践，有太多的故事值得书写，太多的群体需要关注。这样巨变的时代，这样全新的土壤，应当伴随着文化活力的迸发，催生出更多好作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定要以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写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经典，记录当代的精彩纷呈，为后世留下浓墨重彩。

（摘编自胡宇齐《扎根现实，创造中国文艺的时代高峰》）

2011年，朋友们建议杨绛先生在百岁生日来临之际，通过答问方式与读者作一次交流，以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杨绛先生同意，并把提问的事交给了历年来投稿较多、比较熟悉的《文汇报·笔会》。主编周毅获此机会，与杨先生作了以下笔谈。《笔会》于1946年7月1日出版第一期，是中国现有报纸中历史最悠久的副刊之一。

周毅：尊敬的杨先生，请允许我以提问来向您恭祝百岁寿辰。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仔细论起来，您出生时纪年还是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尚未发生。请问，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您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

杨绛：我父亲是维新派，他认为阴历是清朝的日历，清朝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

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是我一岁时开始用起来的。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我常自豪地说：“我和中华民国同岁，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7月17日是我生日，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吗？

周毅：您出生于1911年，1917年即产生了新文学革命。但您的作品却没有一点通常意义上“现代文学”的气息。请问杨先生，您觉得您作品中和时代氛围的距离来自哪里？

杨绛：新文学革命发生时，我年纪尚小；后来上学，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情趣和风格。我生性不喜趋时，追风，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现代气息”，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

周毅：在您翻译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苏格拉底而对死亡“愉快、高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本主治忧愁的译作，有纪念钱先生的特别意义吗？

杨络：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钟书并没有走远。

周毅：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历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周毅：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摘编自《坐在人生边上》，《文汇报·笔会》2011年7月8日）

材料一

据多家媒体报道，多项研究显示近年来全世界的蜜蜂数量减少，甚至存在灭绝风险，蜜蜂数量锐减已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在坊间传闻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这个假托爱因斯坦的说法虽然已被证实确实为“假托”，但却从一定程度上昭示了蜜蜂的特殊性。在人类发现蔗糖和甜菜糖之前，是蜜蜂生产的蜂蜜开拓了人类舌头味蕾上最初的甜。假如蜜蜂灭绝了，首先人类可能再享受不到蜂蜜的美味了。其次，除了玉米，小麦、大米等风媒作物以外，全球约30%的农作物都依赖虫媒授粉，如果传粉昆虫消失，虫媒作物的产量就会显著下降，有些甚至会出现减产甚至绝收的危机，人口数量持续暴增的人类将面临严重的饥荒。

有研究表明，相比人工授粉，昆虫授粉可以使大多数作物的产量质量都得到提高。而相比苍蝇、黄蜂、甲虫这些授粉昆虫，能够大规模家养的蜜蜂在授粉上更高效更专业。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4月3日《中国妇女报》)

材料二

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在自然界中是非常珍贵的能量来源，是许多动物都无法拒绝的诱感，通过法国及西班牙岩画上的证据推测，人类大约从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在野外获得蜂蜜了。为了获得秘密的蜂蜜来源，古埃及人最早对蜜蜂进行驯养。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养的昆虫之一，西方蜜蜂随着人类活动被带到世界各地。目前除南极洲外，每个大陆均有西方蜜蜂分布。但毕竟西方蜜蜂对于许多地区来说是一种人为引入的外来物种。由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一些本土的野生蜜蜂种群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

以中国为例。西方蜜蜂于1896年被引入，由于它们体型较大，竞争能力强，造成我国野外分布的原生种类中华蜜蜂的分布区域迅速缩小，而一些本土生态系统中依赖中华蜜蜂传粉的植物，西方蜜蜂很少拜访，进而也影响到植物授粉量。

(摘编自《“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5月1日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

材料三

为了防患于未然，科学家们也开始着手研究“机器蜂”或其他替代品，来实现蜜蜂的授粉功能，以应对未来蜜蜂可能消亡的糟糕情况。但从目前来看，短期内都无法代替蜜蜂。

想要生产1千克的蜂蜜，辛勤的蜜蜂必须要完成200万朵花以上的巨大“工作量”，90万英亩(约3642.1平方千米)的杏仁树，需要蜜蜂为3万亿朵花来投粉。像无人机授粉这种方式需要远程操控，指挥整个蜂群那样的一大群无人机似乎不切实际。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某日，通过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和人工智能，无人机有一天“学会”自己飞行。

机器蜂无法像真正蜜蜂-一样“酿造”香甜的蜜，因为蜂产品内部有蜜蜂自身携带的生物活性物质，这点是机器蜂完全不可能取代的。

另外，在传粉昆虫和开花植物的协同进化过程中，蜜蜂等昆虫逐渐形成了高效传播花粉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这也是机器蜂难以具备的。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并非耸人听闻》2017年4月24日新浪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