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今中国正大踏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上演着一个个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世界为之惊叹喝彩。讲故事是进行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关乎国家形象，关乎国际话语权，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发掘中国之美。“欲扬其美，必知美之所在。”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取之不竭的故事宝藏，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当代中国喷涌着数不尽的故事源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中国梦征途的蹄疾步稳、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凝结成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向世界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就要善用生动精彩的故事，讲清楚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创新表达方式至关重要。好的表达，是真实与艺术、内容与形式、“陈情”与“说理”的有机结合。创新我们的表达，赢得世界的倾听，就要认真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当中国表达不断创新，坚持“国际范儿”与“中国味儿”相结合，中国故事就能跨越种族文化和地域的藩篱，直抵人心，中国形象就能润物无声地融入国外受众的脑海。

② 。“一手独拍，虽疾无声。”合唱比独唱更震撼更有气势，和声比单音更动听更有韵味。中国故事的“大合唱”，需要政府部门打好“拍子”，做好引领、统筹协调。媒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新闻发言人、专家学者、文化交流使者和出境人员等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骨干。“领唱”不力则“合唱”不响，“各声部”无声则“和声”难鸣。惟有人人都是故事员，个个都做传播者，中国故事才能讲得气势磅礴，赢得世界更广泛的欢迎和赞誉。

（取材于宣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从传播学角度看，讲故事也属于一种传播行为，因此，它需要符合传播心理学规律。

研究证明，在一个富余的信息场域中，受众的选择性很强。选择的范式，既有选择性重视，也有选择性忽视，还有选择性遗忘。故事如果讲得不好，故事中包含的很多信息，在产生传播效果前就已经被忽视、被遗忘了。

在故事传播中，“人”应该始终占据中心位置。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群众，是各种故事的主人。故事当然要有情节，但更要聚焦人的心灵，人的甘苦冷暖。好的故事不是硬编出来的，而是真实的人生写照。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最不缺乏的就是人的奋斗、人的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实践，这些实践都贯穿着人的情感。情感是流动的血脉，有情感有温度的故事，更容易让读者受到感染、产生共鸣。

在对外传播的大量实践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政治体制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迥异的受众，在接受心理上却有着共同特征：听故事的人最在意，异国的故事与我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关联？你讲的故事与我的关系体现在什么地方？你讲的故事对我的成长发展有精神上的帮助吗？生存、关系、成长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为E、R、G，把ERG组合起来并当作提示语，提醒自己在讲中国故事时要重视受众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

新世界出版社印行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书名叫《中国关键词》。这本小书帮助外国人从关键词的角度，理解中国故事中一些必不可少的概念。小时候听广播中的孙敬修讲故事，发现他很注意在讲的过程中，时时解释一些字词句的含义，照顾到小听众跟不上情节的情况。现在我们给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是不是也要学学孙敬修，从听众的认知基础入手，在细微处多下功夫，进而成就讲故事的大家风范？

（取材于江作苏《探索表达规律，讲中国故事如何不事倍功半》）

材料三

对外表达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形象和声誉。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就将会被别人表达。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作为一股风潮席卷世界，“中国符号”成为世界的“商业利器”。比如迪斯尼电影《花木兰》，全球总票房高达3.043亿美元，《功夫熊猫》更以5.771亿美元的票房，创造了好莱坞动画电影史上的票房奇迹。

为什么同样的故事我们很难讲到国外去，别人来讲却可以风靡全球？区别在于我们讲花木兰的故事只突出了忠孝，而迪斯尼塑造的花木兰，则是一位追求实现自我和男女平等、具有丰富情感的女人。

要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先要清楚应向世界传递怎样的价值观，悉心研究和调整讲故事的策略，提高再创作故事的能力，采用能引起世界共鸣的方式来讲述。

2016年G20峰会上，《最忆是杭州》就是对中国故事的一次成功讲述。

《最忆是杭州》共有九个节目，其中《采茶舞曲》是由300名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舞蹈演员集体演绎的，“采茶姑娘们”用优美的身姿尽情展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和美丽。在《美好爱情故事》中，导演择取“伟大的爱情”这一视角来赞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坚贞爱情，通过戏、曲、舞、歌等多种艺术形式，形象表达了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茉莉花》作为最负盛名的中国民歌，其经典旋律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是极具代表性和辨识度的东方音乐符号。此次晚会上的《难忘茉莉花》是基于《茉莉花》的一次再创作。这些表演，都恰当地使用了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并提取能与世界人民互通、互感的部分，用情感引起国外观众的共振，这就是“情感共振的故事讲述”。

《最忆是杭州》中来自外国艺术原型的节目也巧妙融入了中国符号。在世界知名的芭蕾舞《天鹅湖》中，导演将西湖的断桥融入其中；《月光》是法国钢琴家德彪西的传世之作，当承载着钢琴和演奏家的平台缓慢地在水面上移动时，背景仍然是断桥。整台晚会采用中西合璧的叙事视角将中国文化进行讲述、传播，向世界传递着人类共通的情感力量，传达着融合共处的美好愿景和中国文化的自信。

（取材于郑英明等的相关文章）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共有禀赋。中国和法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长江和卢瓦尔—罗讷水系为母亲河的两个伟大民族，都曾经长期引领各自所在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声名远扬的法国思想家们为全人类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进入近现代，两国都经历了民族苦难、战火洗礼和对发展模式的艰辛探索，走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法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随波逐流，不随风起舞，积极倡导和致力于多边主义、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材料一：

文化数字化，即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依托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处理等信息技术进行存贮、创作、生产、传播、交易和消费等，是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基于文化数字化提出的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我们擘画了民族文化全景呈现、全民共享和优秀成果享誉世界的美好愿景，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夯实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可以有效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我国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国家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数字化是不可绕过的有效路径，这也是在文化领域和文化建设上能够抓住信息革命的一次重要机遇。

文化数字化战略中的“数据超市”“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等关键词是实现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提高文化生产力的要害。信息文明条件下，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化环节中，文化数字化是一条便捷的有效路径，是文化艺术生产力快速提高的必然之举，这一点已为国际经验所证实。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我们应该名正言顺地甚至大张旗鼓地提出文化是生产力、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口号。事实上，有了现代化逻辑骨架的文化是真正的生产力，有着现代文明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文化才是生产力的思想观点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经济学、创意经济学、文化产业经济学才是自在自为的完善的现代学科概念，才能真正为文化自信夯实经济基础、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思想的支撑。

文化数字化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革新和技术应用，还要“由器而道”、以技促道诉求一种新思维和原初视野。也就是说，文化数字化不仅在于使文化发展强身健体、形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健壮骨骼，更在于推动契合时代特点的文化观念创新和文化形态的整体跃升。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推动当代文化创新的激发器和策源地，它涵盖了中华文化数据库、国家文化专网、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等领域，意在供给侧发力，激活各类文化资源且贯通各部门各行业，贯穿文化建设全过程。同时还兼顾供给侧与需求侧，打通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从而构建起一套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大数据体系，在文化体系重塑中新被旧所融、旧因新而活，实现彼此所蕴含价值的极大化、“再发现”乃至聚合效应，以文化活力的激发和文化创新意识的增强形成建设文化强国的坚实力量。可见，在文化数字化所形构的原初视野中，文化数据因关联而焕发出整体性的文化力量，从根本上提高了文化生产力水平，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建设文化强国赋能。

(摘编自范玉刚《以“文化数字化战略”夯实文化强国建设的根基》)

材料二：

数字网络下的远程合作，使人们得以互相沟通连接，不同的声音得以释放和传播，数字文化需求更加多元多样。加快文化数字化发展，就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数字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海量数据，其中包括文化产品供给端和消费端的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文化消费市场的消费趋势，将极大增强供给端的生产指向性。对供给端来说，洞悉消费者文化产品需求的精准度，根据数据进行小规模、个性化、智能型、订单式的生产，再利用消费数据对供给进行调整，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化产品的价值，并确保文化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受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交通条件、社会分工等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存在差异，这导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存在较大差别。一直以来，因地理区隔造成文化需求的不均衡现象较为显著。进入数字时代，数字鸿沟又进一步增加了既有差距。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当前应积极以数字化手段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使高品质文化资源通过新型数字文化消费渠道与人们的精神需求对接。比如，推进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升级，探索公益电影多样化供给方式，加快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加强面向困难群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等。

文化消费是人们建构自我身份和获得社会认同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当前，越来越多富含中国文化元素的本土产品在文化消费市场中的需求逐步攀升，更多人愿意为本土化的品牌和内容付费。为了进一步发挥文化消费在增强认同、凝聚人心等方面的带动作用，要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力，为内容创造者提供丰富的素材宝库和多样的灵感源泉，增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摘编自魏鹏举、魏西笑《文化数字化带动文化消费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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