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国古代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之所以能经受住漫长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保持满足人的需求与尊重自然规律之间的平衡，做到既保护自然又利用自然，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福建省的天宝陂始建于唐代，这座集引水灌溉、排洪排涝和蓄淡拒咸于一体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位于河流弯道下游河势较高处，既可拦蓄淡水，又可抵御咸潮上溯。同时，利用弯道环流原理，水砂分离，引清水自流灌溉，在航运、引水、灌溉、泄洪、排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高超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集中体现在坚持整体性、系统性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看待。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在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中获得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无序开发、掠夺自然。

当然，自然界的运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雨交加的时刻。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在尊重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中因势利导，努力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将消极影响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摘编自赵渊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积淀丰厚、博大精深，对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理论滋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自然观，蕴含参天地赞化育的生生意识、“民胞物与”的生命关怀，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思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自然观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阐明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自然是生命之母，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等等，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哲学基础。

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独具特色的发展观。唐代陆贽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认为自然生长之物和人力创造之物是有限度的，在使用过程中要有所节制。实际上，“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发展观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合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发展观，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对之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我国运用制度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历史十分悠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这就是虞衡制度^［注］。”《周礼》中就有虞衡制度的相关记载，秦汉时期虞衡制度分为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畴官等。在我国，虞衡制度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清代。此外，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十八种·田律》也有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规定。重视生态制度建设的观念，对今天仍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绿，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保证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

（摘编自赵建军《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汗明见春申君，候问三月，而后得见。谈卒，春申君大说之。汗明欲复谈，春申君曰：“仆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愿有问于君而恐固。不审君之圣，孰与尧也？”春申君曰：“先生过矣，臣何足以当尧！”汗明曰：“然则君料臣孰与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请为君终言之。君之贤实不如尧，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后乃相知也。今君一时而知臣，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门吏为汗明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见。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为主君虑封者，莫如远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后不免杀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后王夺之。公孙鞅，功臣也；冉子，亲姻也，然而不免夺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于齐，邵公爽封于燕，为其远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赵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赵，践乱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时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齐则魏。魏、齐新怨楚，楚虽欲攻燕，将何道哉？”对曰：“请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对曰：“臣请到魏，而使所以信之。”乃谓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乃且攻燕。”魏王曰：“乡也，子云天下无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为马多力则有矣若曰胜千钧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越赵、魏而斗兵于燕则岂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强魏也，其于王孰便也？”

（选自《战国策·楚策四》，有删改）

钱义荣是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农业农村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1987年他从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吉乡镇做农技员，从此扎根乡村，服务“三农”30余年。1997年，溪龙乡决定发展安吉白茶产业。然而，因当时整体收入水平低，“白叶1号”种植成本高，技术要求高，失败概率高，村民们顾虑重重，种植意愿不强。作为乡农业农村办公室的负责人，自己不种谁敢种？钱义荣站了出来。从茶苗试种到万亩茶园，溪龙乡茶产业发展并非①。一次，茶因大面积暴发虫害，出现大量黑刺粉虱，大家都焦头烂额，急得团团转。正常年份一亩安吉白茶最少能产鲜叶50公斤，而当时有农户40亩茶园只采了35公斤鲜叶，拿到市场上还②。凭着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知识，钱义荣判断此次虫害的暴发与滥用农药化肥有关。这一判断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专家后来给出的结论③。安吉白茶打开市场后，钱义荣又开始谋划茶产业“后半篇文章”。他推动抱团发展，牵头成立由规模茶企组成的安吉白茶茶产茶商会；他倡导安吉白茶溯源认证，牵头完成全乡1005户3889块共计19510亩规模茶园的电子茶园证确权工作，大幅提升安吉白茶附加值。

作为专家组成员，钱义荣多次奔赴捐赠地义务蹲点、帮扶指导，现场解决技术难题。湖南古丈县翁草村党支部书记石流堂说，这两年在钱义荣实地指导和视频教学下，不仅村民学到了规范化种植技术，还摸索出了茶旅融合，收入也逐渐提高。

稍稍了解一下港珠澳大桥的与众不同：首先是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在海洋上建过如此长的大桥；整个工程最大的建造难点是中间有段6.7公里长的潜入海底深处的隧道，以及连接主体桥梁与这海底隧道的深海之中的两个人工岛。

①，是为了不破坏伶仃洋的海洋生态、不影响珠江口的海上航运及不改变香港飞机场的空中航运路线。造桥的第一大难点是②，有了人工岛才能把海底隧道联结成海底通途。然而大海之上的“人工岛”到底如何建？

在海上竖起一排18层楼高的大钢圆筒，每一个大钢圆筒高50米、直径22米，重达550吨，然后将它们排列成珍珠项链形状的两个大圈子，由此实现快速筑岛——敢想敢为的中国工程师如此设计。

③？大且不说，质量要求绝对世界一流，还须确保120年的使用寿命。最后找到了上海振华重工，由该公司进行制造。然而“振华”也是头一回遇到如此“大活”：用什么办法将厚达1.6厘米、高50米、宽70米的巨型钢板焊接起来，这也着实难为了大家。“振华”还是有招，全部20年以上经验的焊接工匠齐上阵，一个又一个大圆筒竖了起来。“120个，太壮观啦！”“振华”人乐滋滋地讲起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