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的普及,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诗词也得到了新的应用及传播。央视《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将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受到大众的喜爱。《经典咏流传》以传统诗词名篇配乐为主，新歌词创作为辅，体现出“新旧结合”的文化生态，不仅提升了传统诗词的传播度，还催生了新的诗词体式的出现，对于诗词当代化具有深刻意义。

这些节目降低了诗词欣赏的门槛，使之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受众。节目中，作为内容的诗词与多种传播形式呈现出互动关系，体现出以下创新点：首先，诗歌与音乐再次紧密结合，呈现出“万口相传”的盛况。自古以来，诗词的创作与传播都与音乐密不可分。《诗经》《乐府》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来自民间歌谣。经过文人的改造，民间歌谣的艺术性得以提升，从而获得更广泛传播并经典化的可能。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诗与乐，从一开始就是相互配合、相互成就的。中华诗词千古不断的生命力，需要新声乐章来配合，使之为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观众喜爱。《经典咏流传》由经典传唱人用“新声”重新演唱旧词，使得流行元素与传统文化彼此融合、彼此促进。其次,明星与素人共同登台，展示出诗词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蓬勃的生命力。经典传唱人来自不同的领域，既有老一辈歌唱家、青春偶像等专业人士，也有外籍友人、大学教授、乡村教师、残障人士等业余人士，这些传唱人将各自独特的人生际遇及生命体验融入了诗词中。

“新旧结合”还催生出新的诗歌体式。如青少年中影响力很大的“古风”体。此类歌曲声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歌词方面则多以白话诗逻辑来组织传统诗词片段，呈现出介于传统诗词与白话诗之间的新特性。《经典咏流传>中的部分篇目,如《少年狂》《别董大》新词部分吸纳了“古风”元素，使之与经典名篇相结合。作为一种青春的文体，此类作品多有欠成熟之处，但将古典意境与当下流行元素结合的尝试，使得诗作呈现出一种新的语言风貌。

随着新的娱乐、传媒方式的出现，诗词面临与古代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态。借着《经典咏流传》的热播，回顾诗歌体制演进的规律，可以窥见诗词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与新声音乐结合。随着当下电视、网络媒体盛行,综艺节目可视化、多元素的特长得以与诗歌结合，从而提升了诗歌的可看、可听性，诗词要想再度获得最具生命力的载体，需要以积极的姿态，与音乐结合,唱响时代强音。二是进一步与大众结合。结合时代需求，关注大众审美，始终是传统诗词千年来保持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三是进一步多元化、可视化。除了诗意配图（视频）、歌舞表演场景再现外,还可以补充诗歌背景。

总而言之，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传统诗词也必将更深入大众视野，广泛影响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完成其在当下文化生态下的继承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

（摘编自辛晓娟《为什么我们离不开诗和远方》）

唐朝的官员致仕，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也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年龄即七十岁，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方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付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立成一个知所进退的楷模，所有待遇不变，还赏赐绢帛千段，皇帝的御马两匹，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于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还有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727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因为朝廷需要，致仕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757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任命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到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待遇有提高，即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参加朝廷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加重视的规则。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一环，健康与稳定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的。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半禄半料是制度，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贺年的文化本色

刘金祥

文化礼仪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等方式固化下来的。就社会个体来说，文化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修养、道德水平、伦理素质的外在表现;就社会整体而言，文化礼仪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集中反映。鉴于文化礼仪具有重要功能和特殊作用，我国历朝历代均把开展文化礼仪教育作为道德实践的重要内容，每逢新春佳节到来之时所进行的贺年活动即为典型例证。

作为一种官方文化礼仪形式，贺年肇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秦代和两汉时期，兴旺于南北朝和隋唐阶段，至宋代由于受程朱理学的浸润与影响，逐渐在民间市井中传播扩展，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寻常百姓还是三教九流皆行贺年之礼，进入清末民初，贺年日益畸变，走向庸俗化和流俗化，尽管彼时贺贴形式繁杂多样，但贺词内容单调乏味，大都是些升官发财之类的俗语，于不觉间将市侩气味和交运心理传递到人际关系中，久之沉积为痼疾与陋习。时至今日，即便不是这年过节，人们也经常以现代通信方式，频转发一些“做大官发大财行大运”之类的口彩。贫乏的语言表述和低俗的思想情趣，导致贺年越来越远离其良好的初衷。

事实上，贺年作为一种传统礼仪形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赡的文化内涵。贺年不同于西方国家杂乱无序、狂欢嬉闹的圣诞节，它是以一种悠缓节奏和优雅方式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贺年与众多西式节日礼俗迥然有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化礼仪的贺年，呈具规范功能和教化作用。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淘洗和时光磨砺，贺年早已演化为国人的一种民俗仪式，早已递嬗为具有某种人伦亲和性和情感归属性的交际载体。每年春节期间，人们以真情实感互相慰藉，以理想情怀互相鼓励，以担当尽责互相期许，从而赋予了贺年以更多社会意义和更大人文价值。特别是中国古代一些文化典籍，记载了过年时诸多家人间的贺戒、亲朋间的贺赞、同事间的贺勉、邻舍间的贺慰，不仅为贺年注入了温情暖色，而且为贺年增添了文明色彩。

时光流转到当下，伴随改革开放全面深入推进，国民经济呈现出稳步健康发展态势，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不断攀升，礼贺仪式逐渐回归和兴盛起来，尤其是在元旦、春节期间，最为集中和频繁。保持贺年的文化礼仪的本色和属性，使其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敬重气节风范、增进感情友谊的路径和手段，显得尤为重要。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国人的心灵仪式。贺年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节日习俗，承载着一个民族悠远的记忆和情怀，绵延着一个社会的情感归宿力和文化凝聚力。多年来，受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由共同事业建立起来的城市业缘关系的冲击，人们的血缘关系有所淡漠，亲情关系有所削弱，贺年这一文化习俗在维护家族和谐与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也有所下降。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核心定力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传承文化是每一个文化人的责任与使命。文化人过春节，更应葆有一份心灵的高贵、性情的儒雅和为人的亲和。作为文化人，我们应当更钟情充满家国情怀和民族胎记的贺年活动，愿意秉持和坚守这一被当代人看来很原始很遥远的文化礼仪。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02月07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