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礼文化、乐文化效法自然而来，相辅相成。先秦礼乐文化的历史演进，沿着伦理道德一脉，其核心价值从“事神致福”渐变为“仁者爱人”，生发出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宗法社会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独特文化形式，日益成为深入人心世道的常理，沉淀为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

礼，源于天地之道，礼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体现在对天地之序的遵循上。人是由天道化生的，顺承天道来治理人情，这是礼文化基本的发生逻辑。礼把因血缘宗亲关系形成的长幼、远近、尊卑等级与社会关系比对、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社会差序格局的文化符号系统。礼既是社会治理体系，更是行为规范体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祭祀天地、军旅征战、婚丧礼仪、到衣食住行和待人接物，全部都深深地烙上了礼的烙印，成为人们不可须臾而离之的东西。

“乐”的发生逻辑源于效法天地自然的和谐之道。因为“仁近于乐”，乐就不单纯是艺术的形式，而具有了德育功能。“乐”，“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礼记·乐记》）。在儒家看来，真正可以称得上“乐”的，必须是风雅中正的德音。乐文化，通过与礼文化形成功能相异却取向相合的张力结构，而通达礼文化之精神内核，并与其相得益彰。

礼乐文化这套文化符号系统，是早慧的中华民族以特有的道德理性和人文主义为人类文明开发出的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文化之路。春秋时期，孔子“释仁入礼”，使得礼乐文化从文化符号系统转型为以文化符号为载体的儒家价值系统，完成了中华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身与心的关系维度上事实与价值的双重范导，标举着以伦理道德为底色和价值支撑的“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乎”的人文主义之光。

礼乐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而是世俗文化、生活文化，其重点始终不离人们现实的、感性的生活图景，朝聘、乡射、冠、笄、婚、丧乃至揖让进退、洒扫庭院都有礼可循，正如朱熹所言“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正是这种把文化活动融于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形态，成就了礼乐文化规整有序的生活画卷，并且从日用不觉的生活实践的空间维度的延展到赓续不辍的时间维度，成就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礼乐风景。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标识性的文化形态。对先秦礼乐的现代性反思，不仅是为了凝注礼乐文化的古典余韵，守住一份文化乡愁，更应寄希望于礼乐文化能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文化使命中开出新篇。

（《融入世俗生活的先秦礼乐文化》《光明日报》2020 年12月12日）

人们在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上重建了被人类引以为傲的智能认知系统，但是基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发展桎梏，人工智能的研究无法在强人工智能领域有所突破，制造出真正能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并且使其拥有感知和自我意识。于是，人工智能的研究逐渐恢复冷静，人们力图通过对人工智能的研究达到对人类智能的深层反思。

弱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发展研究人类和动物智能的理论，并能通过建立工作模型来测试这些理论。弱人工智能重点还是以“工具论”的形象出现，主要是将智能机器作为人类工具的延伸。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把工作模型看作辅助理解的工具，他们并不认为机器本身能够思考、具有感情和意识。因此，对于弱人工智能来说，模型只是帮助理解思维的工具。由于弱人工智能在其研究中所要实现的内容只是对部分人类思维的模拟，所以更多的科研人员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弱人工智能上，虽然弱人工智能无法完全具有人脑的智力，但是它在信息处理等方面超越了人脑。例如，它们可以大量、准确地存储信息，精确地运行程序，快速地复制数据，等等。所以说，弱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类智力的重要补充，并能有效地促进人类智慧的发挥。

早期，弱人工智能主要应用在科学计算方面，比如火箭制造和天气预报等方面。随着计算机行业的迅猛发展，计算机也迅速渗透进了商业和日常生活中，例如商业运作中的资产管理和风险评估等，日常生活中的智能电脑、智能电话、语音识别系统、人机模拟对战游戏等，都是人工智能发挥强大功能的广阔领域。

从这些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弱人工智能研究的成果是显著的，通过对人类大脑的研究而进行的人工智能研究，的确替代了很多人类智能的不足，在验证智能理论正确与否的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弱人工智能的研究更像是现实主义者的工作，没有任何的思想偏差，也不相信所谓的“人造人”之说，潜心致力于制造人类忠实的木偶，一些没有情感的工具。他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与我们制造钢铁机器一样。人类的历史其实可以被认为是一部制造工具的历史，从原始人开始使用石器，随后层出不穷的工具代替了人的大部分劳动，从起初的体力劳动到后来的脑力劳动，人总是用各种方法解放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所以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弱人工智能正是遵循了这一规律，从简化劳动、辅助思考，到智能研究，以一种“工具论”的方式在支撑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弱人工智能的主流地位不可撼动，它不仅仅在理论方面更实际，在应用方面也是如此。任何科学研究总要有它发挥效用的领域，自然科学如此，人工智能亦如此。

（摘编自林命彬《智能机器的哲学思考》）

15秒的音乐视频所形成的娱乐速食性，并不构成人们批评抖音的绝对理由，抖音的15秒选择与当下什么都注重快速的追求是一致的。短短几十年，人类在技术上拥有了比此前成百上千年更多的突破。从秒拍、美拍到抖音，只是科技发展的自然走向，抖音是一款并不比其他产品更独特的消遣载体。那么，在讨论抖音的时候，我们应该讨论什么？

无疑，抖音的用户极易从软件使用中获得快乐，“停不下来”是许多青少年共同的反应。这种心理并非简单地满足于消磨时间。针对某一特定对象，获取时间的短暂有时会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在“体量/时间=效率”的公式推导下，耗费时间越短一定收获越多，那一瞬间对快乐的感受也最浓烈。自然地，“看抖音视频—快乐”形成了奇妙的因果联系，而15秒的超速获取就成了打开大众快乐心情世界的超短密码。这样的交换划算吗？看起来似乎毋庸置疑。

然而，我们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无数个15秒的叠加恰恰成了杀死时间的利器，高速和短暂为我们织出了21世纪最大的陷阱。这也是今年4月抖音视频正式上线“反沉迷系统”的根本原因。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关闭软件之后会产生巨大的空虚感。这种反应，正好说明快乐感觉的延续需要更大的时间成本，真正的乐趣究竟是瞬时的陶醉还是应当以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延伸时长及深度为衡量标准？对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

网络时代，人们对快乐的理解更趋多元，“发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标准，很少再有人认同哲学上“所有快乐中最伟大的快乐存在于对真理的沉思之中”的说法。同样都是对对象的迷恋，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对抖音的追捧似乎和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到的那种“消遣”无异：“……让我沉浸其间，甚至没有时间去遐想。我那么迷恋，近乎精神失常，以至自己想起来都要发笑。然而我兴致并未稍减，因为在我这样的境况中……我只会无拘无束地听从我的喜好。”无拘无束地满足自我大概是人类最一致的理想了，但某种喜好为何吸引我？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能够告诉自己这一点的理智。

人们对喜好的培养无法建立在外界环境的强制之上。通过抹杀、取消娱乐产品的方式控制普通用户的兴趣必然行不通。已经成年的第一批“00后”们，本就生在一个娱乐的时代，更不用提无数的娱乐软件、平台是如何通过变现在普通用户身上实现了巨富的梦想。这种单向商业价值只会促使更多的商家投入到相似产品的开发中。理性地认识抖音，不代表全盘否定或者断然拒绝，而是实现抖音或者其他无数个同类产品价值转化的前提。如今的抖音15秒也在不断尝试和真实的生活增加联系，有时间限度的“展示”功能在一部分人那里成了宣传品牌的重要途径。取得巨大轰动的“西安城市名片”正是利用抖音进行的一次正向创意。

从实践的角度说，今天的人类在科技与自我之间呈现出了迷失的状态。当人类无法抗拒技术的魅力或牵引时，我们起码应当选择更有益的态度，来思考如何利用技术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价值。

（摘编自吴卉《抖音的时间成本与大众的快乐密码》，《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28日）

中国互联网企业扎根非洲更需“巧劲”^[注]

近日，继“非洲手机之王”中国传音手机携手网易进军非洲移动支付之后，美团点评也成功进入尼日利亚市场。中国互联网企业在非洲不断取得突破，引起了国际互联网产业的广泛关注。

当前非洲互联网发展极为迅速，过去十余年非洲互联网使用人数的增长速率居全球首位，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率从2005年的2.1%增至2018年的24%，潜力正在逐步释放，很多风投机构都设立了专门面向非洲的投资基金。但是，目前非洲互联网基础设施薄弱，很多国家还没有建成国家级的IP骨干网，网络覆盖不完善，再加上网络犯罪猖獗，执法机构的人员、情报、基础设施及其他执法资源配置不足，这都给互联网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带来很多挑战。

面对网络基础设施的不足和谷歌、微软等国际互联网巨头的激烈竞争，中国互联网企业要想扎根非洲，还需要做更精准的分析，善用巧劲儿、综合发力。

首先，项目选择要提高精准度。以在非洲创造销售奇迹的传音手机为例，该品牌将中低端市场定为重点，密集铺开涂墙广告等宣传，与本地供应商和代理商合作，建立多重销售渠道，逐渐从诺基亚等强劲先行者手中拿下市场。中国互联网企业要想在新兴的非洲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必须充分洞察非洲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行为习惯等，深耕本土化，紧贴用户需求，找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契合点，以极致的用户体验来获得市场和用户的认可。

其次，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当前新兴市场的竞争已经越来越聚焦于投融资策略的竞争。能否将政府提供的发展性质的贷款、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发展融资以及商业贷款进行高效、有机的结合，最终决定了一个孵化项目是否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建议中国互联网企业可以大胆探索资金组合模式，创新风险和利润分层方式，从而实现既说服中国政府注入发展资金支持，又动员非洲当地资金加入，为非洲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动能。

最后，加强互联网技术培训。除了商业活动之外，中国互联网企业也需注重非洲的能力建设，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储备人才，达到主动塑造发展环境的目的。建议中国企业积极与非洲当地政府合作开展互联网技术培训，通过影响老师，帮助更多年轻学生了解、拥抱数字经济，从而将中国的数字化发展经验转移到非洲，帮助非洲进行跳跃式发展，加速将其打造为适合互联网发展的沃土。通过锐意创新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中国互联网企业将在非洲扎根，并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升华。

（摘编自《环球时报》，2019年11月30日）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气象”一词，在唐人笔下已经出现。王湾《江南意》结联作“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是指山川的气象。杜甫《秋兴八首》之八“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指朝政的气象。皎然《诗式》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则是指诗歌的气象。从以上用法可以看出，“气象”之词多用于宏伟壮阔的事物。

严羽认为：“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盛唐气象”这个概念便是由他奠定下来的。把盛唐诗歌的风貌归结为“雄壮”与“浑厚”，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在我看来，厚实来源于作品充实的内容，没有这种刚劲有力、明朗阔大的精神气魄，没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和饱满的政治激情，就谈不上唐诗的“厚”与“雄”；至于浑成，则跟作品的艺术表现有关。正是由于唐代诗人创造出了一种精练、含蓄、自然、清新的诗的语言，用以概括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构成外形鲜明而又内蕴深沉的艺术境界，雄厚才能返归于浑成。照这样看来，气象浑厚并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它就是唐诗诸要素的结合体，是唐诗的最基本的质态。这种浑厚的气象在盛唐诗中表现得特别充分，所以人们常用“盛唐气象”作为唐诗风貌的典型。

贞元、元和之际，诗风有了急遽的转变。李肇《国史补》云：“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荡”是狂放，“怪”是险怪，这确是当时诗风的显著特点。不过我以为，奇险与恣纵似还不能完全包括元和诗坛的精神面貌，像元稹、白居易诗歌里的平易流畅的作风，就很难归入“荡”与“怪”的范畴里去。虽然如此，元和诗人的致力于独辟蹊径、开拓诗境，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们在题材、结构、语言、体制各方面都有大胆的实践与创新，可以说是千汇万状，尽入笔底。借用“雄厚博大”四个字来称许这一时期的诗风，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荡”与“怪”不过是它的极端表现罢了。

晚唐以后，流派歧出，风气庞杂，而作为晚唐诗的大宗，自应以李商隐、温庭筠一派为代表。温、李的诗风，襞绩层深而命意婉曲，文辞精美而音韵谐和，正是唐诗重韵味、讲声律、求“兴寄”的结晶；而境界狭小，笔力荏弱，情长气短，文浮于质，则是他们的致命伤。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自然达不到气象浑厚的胜境，那种精深婉丽的作风，恰恰成了宋词（以婉约派为正宗）的先导，从而构成了唐诗质变的另一种形态。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唐诗的气象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以盛唐气象作为自己的典型形态，而在其他历史阶段又会有种种变形。而盛唐气象之足以代表唐诗，是因为它实现了唐诗各个要素的比较圆满的结合，是唐诗自身风格发展成熟的标志。

（摘编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

材料二：

盛唐气象的形成，主要决定于盛唐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当时人们特定的心理状态和审美趣味。

唐朝自建国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安定，国力强大，政治也比较开明，思想禁锢很少，思想文化领域比较自由。而且科举制度的实行，给士人提供晋身之阶。唐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士人们眼界开阔，所有这些因素，便形成了盛唐文人士子情绪积极、抱负宏大、气魄豪迈、胸襟开阔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并形成一种开朗、乐观、健康、雄壮的审美理想。

不过，文学有其独立性，文学的发展有时并非与政治盛衰的阶段完全合拍。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唐代自唐太宗贞观年代开始就很兴盛了，史学家羡称“贞观之治”，但诗歌的发展比起政治慢了一拍，在此时尚未呈现出“盛唐气象”。欧阳修说：“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在这个时期，六朝骈俪习气仍非常浓厚并顽强地笼罩着诗坛。所以贞观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盛唐，只能列入诗史分期的初唐。真正反映出盛唐气象的诗歌，是自开元中期开始的，离贞观（政治上的盛唐）相差几乎一百年之久！再说自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开始，唐朝已由盛极而转衰了，但传统的文学批评，却把安史之乱以至大历初年的诗歌都列为盛唐诗。的确，盛唐诗人崇高的理想、伟大的抱负、不凡的气度和艺术上高华壮丽的审美趣向，是在盛唐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影响的积淀中形成的，它来自太平盛世，然而盛唐诗人的审美理想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历史惯性。安史之乱后，政治上的盛唐时代结束了，但诗歌上的盛唐气象还在延续。盛唐诗人的理想、抱负和气度，他们高尚健康的审美情趣，并没有立即消失。乱世残酷的现实，还刺激着许多诗人写出雄浑悲壮的作品，而杜甫的诗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呈现了最夺目的光芒。

（摘编自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