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呢？这需要在文化传播的理念、框架以及方式等方面用心用力。

首先，在理念上，告别以“传者”为中心的单向传播理念。无论是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一厢情愿地认为受众会无条件地接受传播的内容，是不现实的。为此，需要尊重受众的接受期待，平等地与受众交流，而不是居高临下地灌输。盛气凌人的说教没有人愿意听，受众只会背你而去。所以，宣传工作就不能以“传者”为中心，而应充分尊重受者的权利和感受，提升传播的质量和水平，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所要传播的价值理念植入到目标受众心中去。

其次，在传播框架上亟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框架问题。如今，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需要修正。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已经成为传播现实，这就需要从受众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二是主流价值观、非主流价值观、中国文化之间的秩序问题。三者完全重合显然是不现实的，如何寻求三者之间的最大“交集”，这是文化整合需要破解的课题。将三者有效地整合起来，获得“共识”之后，构建一个立体的传播框架，将三个维度的价值理念有效地运转起来。主流价值观传播应该处于金字塔的顶端，非主流价值观传播处在中间层，文化传播应该是金字塔的基座。三个层面的传播是上下贯通的，尤其是主流价值观不是孤悬在金字塔的顶部，它应从非主流价值观和中国的文化基座中汲取最大共识，获得丰厚的民意支持和文化地气，这样才能实现主流价值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最优化。

其三，创新传播方式。习近平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的内容演绎，就是成功的文化传播案例之一。比如动态版《清明上河图》，设计者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复活了张择端笔下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生活，让原先静态的历史名画变成了生动的动态场景。场景生动再现了古代中国城市的祥和、热闹生活，智慧地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和谐、兼容的理念。

（摘自张涛甫《中国文化如何输出》，有删改）

材料二

最近，“90后”古风美食播主李子柒在海外走红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月桃花开，采来桃花酿成酒；五月樱桃季，开始酿樱桃酒、烘樱桃干；从手工造纸，养蚕缥丝，再到制作各种家居物……子柒的视频多以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及其独特的物产为中心，充满着浓郁的烟火味道和恬静的田园气息。

有人说她的视频肤浅简单、深度不够，也有人认为她过于偏向展现中国的乡土生活，缺乏对中国现实更为丰富的表现。而文化学者贾静楠认为，李子柒视频中的劳作和生活方式、饮食服饰、手工艺品等内容，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田园牧歌式的影像满足了国外一些观众对于传统中国的想象，说明中国文化可以通过创新手段发扬光大。

在北大教授张颐武看来，李子柒视频创新方式，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人生活方式中别有意趣的一面，对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有积极意义。这种大众文化传播方式更有着独特优势，“大众文化从感性上会让人形成对一种文化的初步和基本印象，从而提高跨文化传播效率，也为更多的高雅文化传播打开了空间。”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吸引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add oil（加油）”“guanxi（关系）”等许多中式英语词汇，先后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电影《流浪地球》在北美、澳洲票房成绩亮眼……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也成为对外文化传播的新渠道，通过生动丰富、具有现场感的介绍，“润物细无声”地日益凸显出文化对外传播的正面效果。

业内人士指出，李子柒视频从专业性上看，视频作品质量较高，甚至不输成熟的工业化纪录片。视频中充满了数天及数季度的跟拍，大量延时拍摄则被运用于展现时节变化之美，此外还有滤镜调色、微距特写、中远景切换等技术运用。

据抖音视频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现在在海外有影响的文化视频作品质量都较高，“然而不足的是，国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大多还停留在功夫、美食、服饰等具象和器物层面，体现中国当代文化特征的文化产品还较少在国外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指出，对外文化传播中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我们的故事里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所积累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如果这些故事得到外国读者的喜欢，就意味着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他们的喜欢。

“文化传播要了解受众需求，不能只考虑‘我有什么’，还要考虑‘他对什么感兴趣’。”张颐武说，“李子柒视频能够引发人们的强烈兴趣，说明了传播题材的吸引力。”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即使突然接受一种崭新的形式，受外来思想的影响，也仍然能表现本国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或唐宋的寺塔，都起源于印度，可结果仍以中国风格造就成熟的中国特有艺术。但现在许多建筑却片面地求新求异，照搬照抄西方建筑，完全失去了传统精神。

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今后为适应科学动向，我们在建筑上虽仍需采用西洋方法，但一切为自觉的建设。

世界建筑工程对于钢铁及化学材料之结构愈有彻底的了解，近来应用愈趋简洁。形式为部署逻辑，部署又为实际问题最美最善的答案，已为建筑艺术的抽象理想。今后我们自不能同这理想背道而驰。我们还要进一步重新检讨过去建筑结构上的逻辑；如同致力于新文学的人还要明了文言的结构文法一样。表现国家精神的途径尚有许多，“宫殿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要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我们必须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部署的认识。构架的纵横承托或联络，常是有机的组织，附带着才是轮廓的钝锐，彩画雕饰及门窗细项的分配诸点。这些工程上及美术上的措施常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许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游憩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现在我们不必削足就履，拿自己的生活来将就欧美的部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较用洋灰建造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于“雕刻美”的市心建置相较起来，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因为一切有传统的精神，欧美街心伟大石造的纪念性雕刻物是由希腊而罗马而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魄力极为雄厚，造诣极高，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的建筑师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桥、华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聪明地应用。

艺术研究可以培养美感，用此驾驭材料，不论是木材、石块、化学混合物或钢铁，都同样地可能创造有特殊富于风格趣味的建筑。世界各国在最新法结构原则下造成所谓“国际式”建筑，但每个国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现。英、美、苏、法、荷、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

（节选自梁思成《我国建筑今后新表现的趋势》，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的建筑是独具特色的，不仅因为其历史悠久，还由于其人文和历史环境的独特，形成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与类型。近些年来西方世界提倡生态、低碳、人性的理念，而中国建筑出现伊始就尊重自然，讲究“天人合一”。中国人造房子一开始就是用木结构，早在六千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先民们创建的木屋，用卯榫结构造成的屋架、梁、柱，就能抵御地震的灾害，从而庇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先民；而丽江和汶川的大地震，也印证了中国木结构房屋的减震效果。可是，我们现在都丢弃了，现今学建筑的学生也很少有人去学习和研究木结构的技术了。

如果说中国的皇家宫殿以及寺庙形式都有些相像，那么，各地的民居则特别丰富多彩。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中国的传统民居，无论是北方的四合院，还是江南的厅堂以至上海的石库门，它们的平面布局，都有堂屋、两厢、前厅、后房。堂屋是不放床的，是礼仪和会聚的场所，这是阖家团聚的需要。住房中都有天井，讲究上有天，下有地，房屋用墙围合起求得安全，但不能没有天地。

西方人所追求的是物化了的概念——“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只注重个人的物质需求。中国人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四合院相连而成胡同，宅院组合有街巷，上海的石库门排列在一起就是里弄。它们虽然没有间距、密度、绿地率等的指标，在过去人口不是那么膨胀的情况下，却能让入住者安居乐业，邻里融洽。四合院的温馨、街巷风情以及里弄亲情，住过这些老居民区的人们会有那些美好的回忆。而现在套用西方模式建造的新公房、居住小区、别墅群，似乎很先进、很科学，邻里关系却要冷漠和功利得多。

这些年，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以及传统的技术和艺术中的精彩似乎逐步被人们遗忘。所以，我们要呼唤中国建筑的回归，回归中国建筑中蕴藏着的许多优秀的传统——在这些年造了这么多房屋之后，本也该好好地反思一下。

（节选自阮仪三《呼唤中国建筑内涵的回归》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学术研究是人所从事的具有知识生产属性的认识活动。哲学认识论揭示：使用认识工具是认识活动必不可少的手段，认识工具不同，认识的方式和效果也不同。人工智能作为重要的认识工具，对学术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中已有充分体现。生成式AI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成果，具有与人进行流畅对话的功能、文本生成能力和相关的理解和推理能力，从而在此基础上具有进行知识生产的效能，使其可以被应用于人类的学术研究，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同任何技术的使用都包含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效应一样，生成式AI作为学术研究的新型工具被使用时，也具有双重效应：“助力”和“替代”。客观地认识这种双重效应，对于更好地发挥其在学术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研究是一项探新或创造活动，在初始阶段需要以大量的文献阅读、信息检索和资料整理作为必不可少的准备条件。可以说，传统的学术研究耗时最多的就是相关文献的阅读、理解和整理，这个过程也是知识的学习、资料的搜集、视野的拓展、问题的发现乃至观点的形成和理据的寻获过程，因此，阅读量与研究质量密切相关。足够的阅读才能明了研究的现状，找出未解决的问题所在，从而确定合适的研究主题，并通过旁征博引为自己主张的观点获取支持，如此等等。同时，如果用于阅读的时间和精力过多，必然减少其他环节的投入，从而影响学术研究的“产出效率”。更何况，在信息和数据呈海量增长的背景下，人们常常感到学术性阅读无从下手，仅靠常规的、传统的阅读很难穷尽所有的相关文献，或者对文献的相关程度难以分辨。为此，生成式AI的介入，可以在“助”读上为人提供新的帮助。例如，用大数据训练生成式AI大模型，形同让它储存和“阅读”海量的学术文献，可以帮助人们分析某一课题的大量文本和数据，提取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和关键的资料，辅助人们快速找到所需要的学术资源和内容。借助它来“助”读学术论文，可以帮助人们对论文进行总结或概括，或从长篇文章中归纳提炼出核心思想或观点，使人迅速直达其要义，形成对文章要点的快速把握；它甚至可以“一网打尽”地采集和提供所需资料，并能对资料加以梳理，如对其自动化分类、标注和索引，从而帮助人们有效管理和组织大量的文献资料。另外，整合了搜索引擎的生成式AI，还可以帮助人们及时获得最新的相关信息，掌握最新的学术前沿。通过凡此种种的助读，生成式AI可以助力人们有效应对信息爆炸的挑战，大大降低学术研究中信息获取和处理的时间和成本，帮助研究者扩展阅读面，提高阅读速度，加深和加快对相关领域的理解和掌握，为尽早进入学术创新的环节提供条件。

而助读的过度使用或极端泛化，就是“替”读：人将学术研究中的文献阅读完全交由智能机器去完成，人则只利用由智能机器概括的要点与结论，只接受大模型为其提炼或“浓缩”出来的“精华”，久而久之就可能丧失阅读能力，也丧失基于阅读而带来的知识增长和能力提升。阅读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阅读就是通过新信息的输入来激活既有知识结构，进而产生如同皮亚杰所说的“同化与顺应”交织的观念建构过程，这就是生成新知识的过程。如果用生成式大模型完全替代人的阅读，就会使人失去在不断的“同化与顺应”过程中建构新知识的机会。“机器读原文，人只读要点”的阅读方式，也不利于人对知识的全面吸收，犹如只喝浓缩的果汁而不吃原生的水果，也形同只输营养液而不吃食物来获得养分，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知识上的“营养不良”。

（摘编自黄时进《“助”与“替”：生成式AI对学术研究的双重效应》）

材料二：

日益繁荣的AIGC无疑会对内容创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人工智能拥有类似研究者的观点输出能力，可以成为合作生产、学术检索、观点碰撞的参与主体。其次，人工智能拥有空前强大的研究能力。人工智能调用的知识远远超过人类，在数据搜集、编写程序方面具有优势。最后，人工智能有着深度介入的可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生产环节，其在学术评价、学术传播环节也可以搜集信息、抓取文献。总之，AIGC的强大能力为原有学术内核中的“人—人”关系走向“人—机”关系提供了可能。

基于这一内核关系的变化，行动层面的各个环节也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整个学术生态。在此之前，有必要就行动层面的概念加以定义。学术生产指的是从事学术活动的研究者以学术创新为追求，对学术发展的再生产价值。学术传播则指的是学术活动参与者和学术生产者通过各种活动，将学术产品进行共享的过程。学术评价则是学术共同体在日常运作中的内在机制，学术产品通过评价获得承认，学术活动通过评价得以调节。从内核层面来看，随着AIGC的发展，原有的“人—人”逐渐向“人—机”开始转变。从行动层面来看，“人—机”关系带来了学术生产、学术评价、学术传播方面的变革。从结果来看，变革结果可以被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助益、一方面是隐忧。具体如下图所示。

AIGC的发展有望赋予人工智能和人类一样的思考和创作能力，向着通用型人工智能持续迈进。未来，人类必须学会如何与人工智能并存，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思考如何赢得尊严。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对未来持有审慎的乐观。只要合理使用，人工智能将首先带来解放而不是枷锁。

（摘编自骆飞《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对学术生态的影响与应对》）

材料一：

①当前，智能写作在多个领域已得到大量应用，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然而，凡事皆有利弊。对个人而言，它可能会导致信息过量，严重干扰个人生活，以及出现无穷尽的屏幕弹窗和手机短信甚至骚扰电话，其内容乃至声音，很多都是由机器自动生成的。在中观上，智能写作的大规模应用，给文秘、新闻、外语等领域的行业生态和人才培养带来挑战。尤其是伴随技术应用而来的浮夸宣传，恐吓教育者和学习者，误导产业规划和教育决策。在电商行业中，滥用写作机器人“刷商品评论”“搞黑公关”的现象已露端倪。更严重的问题是，智能写作中的社交机器人泛滥，恶化网络生态，会扰乱社会秩序。有西方传播学者调查发现，目前互联网中15%以上的信息是由机器生成并传播的。

②语言不规范、语言暴力、语言偏见、传播虚假信息等现象都不是智能写作所独有的。但正如从步枪到机枪，火力密度的量变引发了战争形态和军事组织的质变。智能写作带来的生产门槛降低、传播成本消失，有放大人类语言生活中的许多恶疾的可能，并有可能引发社会生态的变化。更令人担心的是，目前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公约和法律，去限制它们的扩散和使用。

③面对这样的境况，如何理性科学估量智能写作的社会作用，预测其未来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给智能技术发展这匹快马套上科技伦理的笼头是必要之举，且刻不容缓。

(摘编自饶高琦《给智能写作的快马套上科技伦理笼头》)

材料二：

①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有消息传出，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于2018年11月诞生。据称，因基因经过修改，这对双胞胎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然而，这个原本看起来颇有些轰动效应的“首例”，却很快遭到质疑与反对，大量质疑指向其后的伦理问题。

②尽管基因编辑可能对疾病的治疗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但显然，这样的医学行为不是割双眼皮那么简单，更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它关系到人类基因的谱系，关系到每一个人，也蕴含着伦理风险。而这也正是基因实验看上去离大众很远，却被舆论高度关注的原因。

③对于科技上的创新，我们应该支持，毕竟这是人类文明走向明天的方式。不过，也正因为科技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让它可能成为一把杀伤力巨大的“双刃剑”。所以，在面对科技的突破时，不能不保持足够的敬畏。科学的意义，永远在于展现其天使的一面而非魔鬼的一面，在于为人所用，而非让人类自毁。这不是反科学，恰恰是科学的自爱。否则，打开的可能就不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而是潘多拉的盒子。

④基因编辑，根本目的应该是服务于人的健康，服务于人的整体福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对疑难疾病将不再束手无策。但是，正如我们在分析克隆问题时曾经说的，“解决了可行性再考虑合理性的‘先斩后奏’，是不负责任的”。蒸汽机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面貌，但发明者最初只是为了排除矿井的地下水。而这样的“意外收获”，并不总如人愿。在“科学的前沿，伦理的边缘”，技术使用不当所带来的后果无法预估，开不得丝毫玩笑。

⑤此次进行基因修改的科学家。其实还提出过关于基因技术的几个原则：对真正需要的群体保持“悲悯之心”、仅仅用于严重疾病的“有所为更有所不为”、尊重孩子自主性为前提的“探索你自由”、命运不能由基因来决定的“生活需要奋斗”、“促进普惠的健康权”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原则处理的就是这项技术的伦理风险。只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原则如何转化成每个人都遵守的规则？又如何防止以种种原则的名义，突破伦理的底线？这也是基因编辑婴儿降生提出的问题之一。

⑥当然，从今日大众对于这次基因实验的广泛关注可以看到，人们并非与高端科学“绝缘”。即使只是出于一种直觉，人们对于自身繁衍与发展的路径，具有出于本能的保护意识。对这一次实验本身及结果，科学界会如何进一步回应仍需观察。因为，这是与人类性命攸关的事业。

(摘编自《科技发展不能把伦理留在身后》

材料三：

①科技伦理研究任务主要在三个层面：一是价值选择和理论基础，即我们想要怎样的生活、想将怎样的未来传给后代，这将决定我们想要怎样的科技，决定以怎样的价值选择和理论基础来建构科技伦理理论和规范体系；二是科技伦理理论、原则和规范体系的建构，这要求研究者对自然环境、人类生存状况、前沿科技进展及趋势、人类可持续发展价值取向有较好的把握；三是如何将抽象的伦理原则和规范体系落实到管理实践和技术细节中。

②伦理规范只有深植于个人价值观底层，才能转化为无需提醒的自觉行为，伦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已经与科研和技术能力同样重要。这就要求当前在岗及未来将上岗的科技人员都能充分理解科技伦理的价值、历史和逻辑，理解其职责和规范，而这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在此意义上，针对科技风险积极展开科技伦理研究和教育，是时代的召唤和使命。

③国际科技和工程组织章程、工程师职业标准、工程教育培养标准等已将科技伦理相关要求列入。这些要求应该贯彻到教育教学中，应将科技伦理列入核心课程并辅之以必要的实践培养方式。唯此，才能培养出有能力使科技向善、向好发展的人才，也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夯实良好根基。

(摘编自范春萍《科技伦理研究与教育的时代使命》)

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首次聚焦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社会问题，称中国的“80后”为“小皇帝”。此后，“80后”不断被贴上“叛逆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标签;“90 后”同样被“前浪”戴上“精致的利已主义者”“废柴”等帽子；“00后” 作为首批独二代，也被称为“饭圈少女”“佛系青年”等。无一例外,每一代“后浪”都会被“前浪”贴上各种标签。负面标签像幽灵一样，总是伴随着一代代“后浪”的登场如影随形。

“前浪”给“后浪”贴标签，本意是想唤起对年轻一代不符合社会期望或既定社会规范的行为的重视，督促他们回归主流价值体系，推动社会资源优先解决年轻一代可能出现的问题。但是由于一些标签过于武断和负面化，并未真实地反映年轻一代的主流和本质，反而让他们有一种被监视感和挫败感，进而产生逆反心理。究其原因，“前浪”总给“后浪”贴上负面标签，是不平等的代际关系、评价方法和标准失当、媒体的推波助澜等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

“后浪”在成长中逐渐收获好评。重大事件为“后浪”提供了展现优秀品质的舞台。最后一批“80后”已经步入而立之年，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身上的标签也早已刷新为“鸟巢一代”;“90 后”经过时代之火日益淬炼为民族复兴的生力军，昔日的“问题青年”已变身为“最美逆行者”;“00后”“10后”正在迅速成长，日后必将成为国之栋梁、“强国一代”。

“前浪”对“后浪”的看法转变，与一系列大事分不开。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20万志愿者中近半数是“80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80后”成为火炬传递、志愿服务等的主力军。在重大考验中，他们用爱国担当、无私奉献、忘我工作重塑了人们对“80后”的看法和信心。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一大批“90后”加入援鄂队伍，奋战在疫情防控救治第一线，不畏艰险，收获了众多好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是对一个时代的青少年进行价值塑造的最好契机，也是年轻一代进行形象重塑的最佳时机。

“前浪”在反思中对“后浪”的评价日渐走向理性。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指出:“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轻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 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

时代不断向前，不同代人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必然有所不同，代际差异会一直存在。我们需要努力加强“前浪”与“后浪”之间的沟通，相互学习，求同存异，管控好分歧，以期消除代际隔阂与冲突，建立起良好的代际关系。“前浪”应以发展的眼光包容理解信任“后浪”，放下权威者的架子，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参与“后浪”的世界;“后浪” 应理性看待、坦然接受各种评价，主动与“前浪”进行沟通与和解，学会以负面标签为镜提升自身素质，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形成代际之间相互交流、学习、促进的良好局面。

(摘编自成黎明《“前浪”与“后浪”如何良好互动》)

材料一　这几天，一篇题为“一群正在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的文章，激起千层浪。文章反映的各种问题还在继续调查中，当地相关领导也表示，“将整顿一切形式主义的检查”。直面并正视问题，可以说是迈出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选择，尤其是做出正确选择，往往是艰难的。毕竟，面对繁重复杂的基层治理，哪个优先、谁排在第一位，需要有一个判断。孩子上课学习、教师教学授课、学校配合迎检、老师参与扶贫，这些具体工作，犹如试卷中的“ABCD”，哪个是正确答案，要看哪个是真正的“主业”。显然，对于教育工作而言，上课、教学是主业，在主业完成之余参与其他工作也善莫大焉。但这其中，也有一个精力分配、能力匹配的问题。如果不必要的检查消耗过多精力，甚至把扶贫工作也形式主义化，就算勉力而为，也可能很难兼顾。设想一下，如果让村医去招商、让农技人员去跑销售，难免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换个角度看，学校和老师把更多精力放在提高教学水平、提升教育质量上，让更多孩子有知识、有文化、有眼界，也是对脱贫工作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守其责，让主业回归本位，才是最好的共赢。

(摘编自李洪兴《戳破形式主义泡沫，还需更多“李田田”》)

材料二　近日，女教师李田田发文批评形式主义被约谈一事引发热议。当地领导表态“将整顿一切形式主义的检查”，纪委监委也着手牵头调查相关问题。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李田田的经历能引发舆论波澜，在于其戳中了某些现实痛点。迎评迎检、扎堆调查、过度留痕等形式主义，早就备受诟病。一段时间以来，基层干部面临的困扰“五花八门”：看不完的微信通知，填不完的各类表格，甚至于很多非职工作，都成了岗位硬性指标。虽然基层减负年已行至年末，可不少基层工作者的实际感受依然是焦头烂额、筋疲力尽。如何让基层真正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也成为这一事件触发的现实追问。

形式主义频频冒头，背后是官僚主义作祟，问题屡禁难绝，没人敢站出来反对怕是重要原因。“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政策合不合理、任务有无必要，基层工作者最有发言权。然而，碍于实际工作中的种种“规则”，许多人都难以开口，要么担心意见无人理睬、石沉大海，要么害怕批评“触动权威”、被“穿小鞋”。一来二去，形式为上逐渐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形式主义固然令人头痛，可“闻着臭，吃着香”，当文山会海等成为推动工作的唯一抓手，甚至成为工作本身，深陷其中的人难免浑浑噩噩，对错误苗头“网开二面”。

反对形式主义，需要形成合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建议批评“活”起来。“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领导干部应该勇于正视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是想着“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有人提出意见，就要有人躬身自省；有人仗义执言，就要有人打气撑腰，唯有“上通下达”，才能形成打击不良作风的合力。反之，如果总是少数人“呐喊”而无果，直至无人再发声，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更进一步看，相关评价考核机制也要从实际出发，摒弃以“听话”“顺从”为标准，为有想法、肯实干的人提供平台。

从谏如流，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能力。李田田的勇于发声开了个好头，我们也乐见当地领导“说了实情不许刁难”的态度。让更多“李田田”们敢说话、说实话，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形式主义，各领域的工作也会越干越好。

(《北京日报》郑宇飞《让更多人有勇气反对形式主义》)

材料三　李田田的“牢骚话”，以及她发文后的遭遇戳中了痛点，引发了舆论热议。无论是湘西州州委书记的走访表态，还是永顺县委及时成立的调查组，都是对这次网络舆情的“亡羊补牢”之举。至于表态后，最终的形式主义整治成效几何，吃瓜群众静观其变。我们相信当着舆论自省，湘西州委和永顺县委已经“听到了”基层的评价议论，并执意在反思中改掉形式主义检查泛滥等积弊陋习。事情正朝着明朗的方向发展。

拉开视野看，李田田反映的问题，不管是从这些年各级纪委监委的通报中，还是每次主题教育查改问题中，都可以窥见一二，并非湘西州独有，不过孰轻孰重而已。湘西州州委书记的走访表态，促成了李田田反映的问题得到高规格的受理。但是，如果最终的整改停留在搁置争议，奔着舆情搞“一阵风”，那就只是为形式主义按了“暂停键”的权宜之举，弊病死灰复燃只是时间问题。

真正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并非一个州、一个县矢志整改那么简单。根除形式主义督导检查泛滥，必须有大刀阔斧的决绝，自上而下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拜人民为师放在心坎上，能俯下身倾听干部群众的异议，让基层有更多参与社会治理的发言权、建议权，并在实践中增加基层工作的“自选动作”，因应政策和现实互容的需求，防止政策跑题“一刀切”、管理专制“一言堂”、执行走样“一竿子插到底”，滋生“欺上骗下”的形式主义乱象。

诚然，李田田的一篇“牢骚话”引爆舆论，把官场形式主义问题再次推到公众视野中。她发文受到了保守思想的排斥责难，引起舆论喧嚣后，反映的问题获得了州领导的重视和县委的积极反应。虽然有“过山车”般险象环生，但是好在有惊无险，不管能否为整治形式主义破题，至少为基层施政得失提神醒脑做了加持。

(摘选自萧仲文《“李田田事件”能为形式主义破题吗？》)

担心孩子不幸福恰是他们不幸福的原因

①这是一个需要常识的时代，然而梁文道曾断言，“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做教育更需要遵循常识，现实中许许多多“反教育常识”的现象，更印证了梁文道先生的断言。

②教育最基本的常识是什么，教育是人的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教育中最珍贵的是人，而不仅是知识的掌握，认识的堆积，分数的获得，这便是教育最基本的常识。教育一旦把考试作为研判教育的唯一手段，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把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唯一尺度之后，教育者所遵从的只有知识、分数，只有空洞的说教，只有僵硬的制度，只有束缚人的铁笼，而唯独没有“人”、没有“人性”，教育就会在远离常识的路上越走越远。

③教育是生活的过程，或者说教育就是生活。孩子们来到学校，其实也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营造一种好的教育环境，让孩子们过上一种幸福的教育生活，让他们得以自然地生长，这是常识。苏霍姆林斯基曾告诫：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各种知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但如果我们的教室让孩子感到压抑，我们的学习让孩子无所适从，我们的课堂让孩子枯燥无味，我们的校园让孩子望而生畏，我们的学校让孩子的学习生活没有一点幸福可言，又怎能为孩子的未来幸福人生奠基？

④教育不是万能，教育不可能让每个孩子都成为科学家、思想家、军事家，也不可能让每个孩子都上名牌大学，这是常识。但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以爱的名义去绑架孩子，如果以“可怜天下老师心”、以“恨铁不成钢”去胁迫孩子，如果我们把不断膨胀的功利心完全压在孩子身上，如果我们给教育附加了太多的功能，教育上的乱象丛生，诸如雷人标语、烧香拜佛、撕书烧书、状元雕塑、杀人投毒等等，也就见怪不怪了。

⑤孩子的校园生活，肯定离不了作业和试题，也离不了分数和成绩，但是绝对不应仅仅是这些，他们的校园生活应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的青少年生活应是缤纷绚丽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拥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远比作业试题、分数成绩重要得多，这是常识。

⑥人生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是一场马拉松，马拉松从来没人抢跑，因为绝不会“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是慢的艺术，也是等待的艺术，允许孩子慢慢来，慢慢成长，这是教育常识。如果我们急功近利，心急火燎，拔苗助长，竭泽而渔，对孩子实施过度的教育，过早地给孩子加重学习任务，特别是将幼儿教育小学化，则只能将孩子葬送在起跑线上。

⑦孩子成长需要我们陪伴，但不需要我们过多地干预；需要我们呵护，但不需要我们一味地溺爱；需要我们引导，但不需要我们越俎代庖地去替他们做人生规划，这也是常识。然而我们总是怕孩子摔倒，这可能正是孩子在成人后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的原因。我们总担心孩子未来人生不幸福，这恰恰是孩子们未来人生不幸福的真正原因。

⑧常识，乃“寻常之见”，也就是一些简单而基本的道理、准则。既然是一些简单而基本的道理、准则，为什么有的人却始终领会不进去，甚至还要干出有违教育常识的事呢？我以为，不是不懂教育常识，也不是缺乏教育常识，而是缺失一颗“心”，那就是对事业的责任心，对教育的良心，对孩子的爱心。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材料一：

①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开启了中外学者关于中国文化与社会特征的探讨，“孝”作为中华民族最独特的文化现象，自然得到了很多的关注。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辜鸿铭把中国人的“爱父母”等同于基督教的“爱基督”，将“孝”视为中国的国家宗教；日本学者桑原陟藏则把“孝”视为中国的国本、国粹，声称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不可不先阐明理解他的孝道。这些说法虽仅代表了作者的一家之言，但如此的评价已足可见“孝”在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中的意义，而这一意义也在儒家得到了鲜明体现。

②一般认为，儒家思想重伦理，孔子乃至孔门所追求、所实践的都是以一个“仁”字为中心。然而，“仁”从何而来？孔子将其追溯到了血缘亲情，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的“仁”虽旨在为人道建立一个普遍而永恒的法则，与怕森斯所谓的普遍主义有更多契合之处，但这一道德概念却导源于特殊主义色彩浓厚的“孝”。孔子的观点在后世儒家那里得到了继承和阐发，孝在儒家伦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强化，作用进一步扩展。孝不仅成为法天地自然的人类天性，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天地宇宙中最高的至理”，被奉为“百行之首”。

③兼于这一特殊地位，孝成为历代儒家论述最多的德目之一，几乎成了儒家著述中不可或缺的主题，以至于梁漱溟认为“孝弟实在是孔教唯一重要的提倡”。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只有儒家主张孝道。先秦诸子对于孝道的论述虽不及儒家系统，但或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自己的孝观念，如道家、墨家、法家等；或直接接受儒家观点，如“辑合百家九流之说”而成的《吕氏春秋》即大量引用曾子的观点，认为“务本莫贵于孝”。

④两汉以后，随着儒家影响力的增强，孝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日渐提升。两汉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和本土兴起的道教，尽管在具体观念上与儒家有别，但在主张并极力倡导孝道方面则别无二致。作为文化舶来品，佛教的一些理念与做法，与已植根中国社会的“孝”可谓格格不入，使中国人常常不能接受佛教的观念。面对孝观念的强烈抵制，佛教徒们最终认识到如果想在中国人中得到更多的听众，只有采取积极手段强调佛教的孝观念，使中国人认识到佛教也主张孝道。由此，“佛教信仰”得到了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确认，但它的合法性依据却被挪移到了古代中国的道德伦理的基石上。虽然先秦道家总体上反对孝道，但以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道教则不仅从形成之时起即重视孝道，而且以忠孝为轴心的伦理说教也是道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宋元以后盛行于南方的净明道以“净明忠孝”立教，主张“净明大教，始于忠孝立本”，把儒家伦理直接具体化为其教义和戒律。

⑤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蒙在传统孝道之上的那层神圣面纱正在日渐消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所谓的孝只是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或者说，孝是一个本土概念。时至今日，至少在知识界已基本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国人的孝道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功能，是中国人一套主要的本土心理与行为，也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主要的本土文化现象。

（摘编自何日取《近代以来中国人孝观念的嬗变》，有删改）

材料二：

①中国作为农业古国，文化的产生和传承与农业文明的发展相伴随，乡村社会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文化的主要传承与发展载体。以血亲关系为基础所构筑的乡土社会关系，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以代际和谐为核心是乡村孝文化的应有之义，乡村孝文化在维系乡村家庭伦理和乡土社会伦理的和谐稳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乡村孝文化是促使乡村和谐发展的稳定器，是乡村社会秩序的有力保障。

②家庭是乡村社会的细胞。中国文化历来十分重视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的建设。乡村家庭的稳定和谐是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孝文化中较为充分体现家庭和谐思想的为“居家理，行成于内”（《孝经》），即君子在家应该管理好复杂的家务，做到家庭和睦：在家中尽孝，在治家中养成良好的品德，巩固和谐家庭。传统孝文化十分注重个人品德的养成，孝为德之本，通过孝的身体力行，实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和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出现了空巢家庭、孝道观念日益淡漠等问题。但是，家庭组织仍然存在，父慈子孝的代际关系依然需要调节，因此，乡村孝文化的存在仍具有现实基础。“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孝文化不仅和睦家庭，而且对和谐相邻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如《孝经》中所说的“教民亲爱，莫善于孝”等。孝能还原我们内心的最基本的、最直接的、自然的血亲关系，施爱施敬当从亲始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此外，传统孝文化还将这种自然血亲的情感传递给他人，尊老爱己，共建和谐，主张“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

③由此可见，乡村孝文化在维系乡村家庭伦理和乡土社会伦理的和谐稳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孝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是形成和谐相邻关系的重要润滑剂。

（摘编自孙志勇《当代中国乡村孝文化建设研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