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②“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③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地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其目的就是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⑤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理念，有必要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对此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用“克”字和“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有效的，但如果环境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在中国历史上，乡约作为约束乡村居民日常行为规范的“契约性”约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整合了广大民众的道德认知，具有独特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特别是通过各种处世规范与道德要求等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认知和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

根据现有资料，乡约滥觞于北宋的吕大钧，《吕氏乡约》乃后世遵奉的依据。《吕氏乡约》建立了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核心并倡导乡村自我约束管理的道德教化体系，提出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纲目，勾画了儒家式的美好道德乡村。如“德业相劝”中提到“德”，强调要“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要“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吕氏乡约》不仅在道德规范上有所倡导，也明确了道德惩罚的内容，如“犯义之过，其罚五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犯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

正如吕大钧所言：“乡人相约，勉为小善。”不难看出，乡约中这些具体的道德规范和要求无不倡导修身齐家、孝悌忠信，无不标举礼义廉耻、美化风俗，通过乡约的规范旨在劝人向善，从而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目的。吕大钧的思想特别受到了古礼的影响，乡约的原则与《周礼》的教化精神一致，还继承了《礼记》的乡饮酒礼。后世的乡约，基本上都突出了相互礼让的仪式，倡导里仁之美。《吕氏乡约》被视为乡约的鼻祖，融合乡约与乡礼，主张乡人自治和劝人向善，追求美好的道德愿望，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乡约在宋以后颇受社会的关注和推崇，如朱熹就重新发掘了乡约的教化意义，还对《吕氏乡约》作了必要的“增损”，阐扬了乡约的核心精神、组织制度等，使乡约无论作为规约还是组织都更为明晰。朱熹认为，修乡约是要号召人们在乡村真正实行，是为了“彼此交警”和“教人善俗”。朱熹在修订中重点对“礼俗相交”部分作了增补，根据长幼尊卑的顺序，列举了造请拜揖、请召送迎、庆吊赠遗等诸多礼节，各项礼仪的规定都非常具体详实。可以看出，朱熹更加重视乡约的道德感化和礼仪条规作用，这也就强化了乡约对社会风俗影响的功能。

（摘编自沈小勇《我国古代乡约文化与社会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