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废名在强调旧体诗与新诗的区别时说：旧体诗因为形式是新的，怎么写都可以，都是诗；而新诗，因为形式是散文的，所以必须有一个诗意，再将文字组织串联起来。

那么，什么是诗意？按《现代汉语词典》的阐述，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感的意境。其实，诗的表达，就是一种修辞技巧。《现代汉语大词典》又补充解释：诗意，就是诗的内容和意境。诗，说到底，就是以修辞手段建构的诗意。

中国古典诗歌有自己独到的诗意呈现方式，那就是对“情境”的强调。以情造境是古代最常见的修辞手法，所谓“寓情于景”。学者朱良志说王维的诗歌短短几句，看似内容单调，实则是以情造出了一个“境”，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都独自构成了一个个清静自足但内里蕴含生意的世界，是一个个完整又鲜活的“境”。

触景生情，借景抒情，更是非常普遍的诗歌技巧。境，可以理解为古代常说的“景”，也可理解为现代诗学中的“现场感”，即具体场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沉湎于安闲适意之境，心中惬意溢于言表；杜甫的《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耶景耶，难以细分，情景皆哀，浓郁而深沉。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是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

现代诗对情的理解，与古典诗歌有所不同，除了情感，还有情绪。现代诗里的情绪有时是故意渲染、夸大和铺张的，铺张到甚至铺天盖地。情绪不同于情感，情绪更加个人化，是对当下现时的行为过程的具体体验。现代诗多侧重写情绪，写个体情绪的即时发散、渗透和蔓延，因此修辞也呈现出个人独特性。比如，同是写现代人的孤寂之静，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所阿的写法是：“世界上所有人迹罕至的寂静，此刻都跑来跟我坐在了一起”，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则如此写，飞机在降落时，“直升机嗡嗡的声音让大地宁静”，很有现代感，突出飞机降落时的轰鸣与人内心渴望回到安稳大地以求安心的对比……这些诗，都将各自感受到的情绪渲染到极致，突出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寂寞。这是一种现代诗的诗意。

无论是情感还是情绪，都有情的要素与元素，“情境”这一概念完全可以借用于当代诗歌创作。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时空急速运转变化的时代，截取诗意和保存诗意更显必要。当代生活由于移动区域扩大，空间感和时间感都改变了，细节，具体场景、瞬间感受，都可以作为一个个情境单元，成为诗的主题和关照对象。以诗的方式保存情感、感受和意义，截取一个个“境”，以诗的方式做现实的切片，来储存一切，并使之永远保留。诗的方式，就是修辞方式。

（摘编自李少君《以修辞建构诗意》）

文学批评要从文学文本出发，这本是个常识问题。被今天的学者视作文学批评基本原则的“知人论世”（孟子语），也就是从文本阅读开始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来就重视对文本的精研细读，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主要样式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都是如此。朱熹说先要将诗吟咏四五十遍了，方可看注，然后再吟咏三四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浃洽，方有见处”。

西方文学批评，也不例外。尤其是20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派，更是以文本的“细读”为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如恩格斯，在文学批评活动中，也十分重视对文本的阅读，他在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表达评论意见之前，把这部作品读了四遍。在读完一两遍之后，为了验证最初的阅读感受，使自己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还有意识地把作品往后“放一放”，直到读完三四遍之后，印象依旧，才告知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样做。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尊重，也是严肃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应取的态度。

现代阐释学兴起之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由追寻作者的本意，到强调批评家的再创造，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便退居次要地位。英美新批评派在主张“细读”的同时，也批评追寻创作意图的“意图谬误”和相信阅读感受的“感受谬误”，把“细读”变成一个远离创作意图和阅读感受的纯粹客观的技术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当代文学批评受现代阐释学，包括与之相关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影响，在强调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的同时，也逐渐偏离了由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维路线，片面强调阐释学所重视的主观“成见”或“前理解”的作用，不是把阐释的再创造建立在历史、文化积淀和个体经验感受的基础上，而是以某种普遍流行或个人偏好的理论作为一种意义模式，介入文学作品的阐释。

结果在批评实践中，便出现了如下几种情况；一是“义在文先”，即文学作品的意义是根据某种流行或偏好的理论预先设定的，而不是从作品具体形象的艺术描写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二是“文为义证”，即不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审美观照的对象，而是把文学作品看作是某种流行或偏好的理论的实证材料。三是“义不及文”，即对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不深入涉及文学作品的艺术分析，只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话头”，就文学作品的题材所指，大谈相关领域的社会生活问题，把文学批评变成生活观察和社会学论文。抑或由文学作品的某些细节引发的联想，大谈某种流行的或偏好的理论知识，把文学批评变成这些理论知识的通俗文本。这种种偏向。不但有悖于文学批评再创造的宗旨，也有悖于文学既作为历史的创造物又作为审美的创造物的本质特征。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他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衡量作品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也应该成为我们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观点。作为美的创造物，文学作品是通过美感效应发生社会作用的，读者包括批评家只有通过自己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才能理解文学作品，领略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作为历史的创造物，文学作品同时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的历史活动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因此，读者和批评家又只有通过“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才能理解文学作品所描写的艺术形象，也才能通过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艺术形象，“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马克思语），“确证人自身的‘本质力量’”（马克思语）。这些，都离不开对文学文本的精细阅读。

（摘编自於可训《回到文本，面向读者——关于当下文学批评的几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