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称农历过年的那个一月为“正月”，这是为什么？一种说法认为“正岁之首月”，表示农历新年第一个月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正”的本意蕴含着“正统”的意思。在古代，每年以哪一个月当第一个月，有时是随着朝代的更换而变化的。不同王朝更改了月份的次序，便把更改后的第一个月叫作“正月”。在帝王看来，既然他们占据了天下，居了正位，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也得跟着他们“正”过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因秦始皇姓嬴名政，他嫌“正”字的读音同他的名字同音犯了忌讳，就下令把“正月”读作“正（征）月”，一直沿用至今。

《淮南子·时则训》记载，“孟春之月，招摇（即北斗星柄）指寅”。古代以北斗星斗柄初昏时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称为斗建，亦称月建。这是说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斗柄指在寅位上，此月即为建寅之月，即正月。正月名谓的出现甚早。《诗经·小雅》有《正月》的诗篇：“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史传夏商周至秦汉各朝，正月的月份次序，各有一定的更改。战国秦汉年间对此尚有所谓“三正论”：认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夏商周三代轮流更改正朔。司马迁《史记·历书》还有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然而，诚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言“这并不可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建亥即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沿秦制，汉武帝时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约两千年间，除王莽、唐武后等一度改为殷正、周正外，大多沿用夏正。由此可见，历史上大多王朝似乎没想到将正月和改朔“正统”绑在一起。而自汉以降，历史上那么多朝代以夏正为一年的开始，这恐怕也就是正月通常被人们视为岁首的原因。

清黄生《字诂·正》中认为：“世传秦始皇讳政，故民间呼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说非也……古者因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为岁首，盖准此以为标的，故曰正，犹言斗柄所指之月耳。”由于斗建为确定月份的标准，故斗建也称为正。唐王冰注“正，斗建也”，即为此意。另外，黄生也认为，正月之正本来就有平声的读法，并非由于避秦始皇的讳而改读平声。正月写作“征月”，可知正月之正早在秦始皇之前就读平声。

如何准确解读“正月”呢？“正”在这里是“以此为正”的准则、标志。如此，“正月”即为一年刚开始时，年内所确立的标志性月份的意思。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就要借“时新”而除旧布新，以新的标准、新的气象塑造人生，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新年前夕和正月风俗。正月实施除旧立新的方式，见证于文献的是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

（摘编自陈勤建《传统年节的文化密码》）

材料一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材料二

当代文坛广阔的研究视域中，通俗文学的创作始终是一块野蛮生长的“文化飞地”，介于传统的文学话语和当下的商业趣味之间，不可忽视亦难以言喻。所谓文学的“轻”与“重”，就我国通俗文学与纯文学而言，主要区别于题材、主题和读者群三方面。通俗文学题材较为轻逸，突出幻想、情感、科幻等元素，有阅读的趣味性、商业性；读者群体较为广泛、传播形式渠道多样。而纯文学着重于现实主义和思想表达，主题较为深刻，同时文学性和思想性较强，发布渠道主要由纯文学期刊及出版社集册出版。然而“轻”与“重”是否真的难以兼顾？文学的类型又究竟由谁来断言？

事实上，即便通俗文学的畅销书作者们，其创作的目的虽与传统文学追求“经典化”的标准相距甚远，其文本的碎片化、趣味性和传媒属性也远胜于文学意义上的可读性，但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与社会性讨论，其中必然有值得纯文学关注的关键元素。而我国通俗文学多年来缺乏经典性，也显然急需符合该类型自我突破的要素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读者手中的读物，更是创造一个时代文化风尚之航标。由此而言，唯有回归作品和读者本身，才能理解孰轻孰重的本质。突破通俗文学与主流传统文学的创作壁垒，还需反观类型之“轻”与主题之“重”的讨论，寻求彼此调和与发展的契机。

通俗文学作品受欢迎的原因，显然并非语言上的艺术性和思想上的震撼力，而是真切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把握了具备时代共鸣的犀利具象。大众渴望从文字中找寻力量，时代等待被文学激发共鸣，网络时代的科技焦虑、都市爱情的阶层落差、青春成长的现实困惑，诸多亟待被表现的时代症候等待被更多具备艺术性的手法开掘演绎。通俗文学的创作，对于时代的痛点和敏感点的捕捉至关重要，正是其“举重若轻”引发读者热捧。

文学不是狭隘的由精英殿堂颁发认可的执照，人人皆可的创作与阅读需求的时代早已来临。如何将“轻素材”的“段子”和“情节”，提纯出指向文化层面的，锻造为具备文学性的作品，亦是当代创作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毫无疑问，最终决定作品是通俗还是精英的选择权，应交还于读者，而非出版商或评论家。事实上，文学自然没有孰轻孰重、孰优孰劣之分，创作也并非此消彼长、针锋相对的战役。所谓“轻”与“重”，归根结底指向的是对文学本身的反思，对当下时代与当今读者的责任感。

材料三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在2019年频频登上热搜。一年来，这首歌如此火爆，首先是因为举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热烈氛围。可为何爱国主义歌曲这么多，唯独它火了起来呢？

2019年4月，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节就挑选了《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主旋律歌曲。音乐家们给出以下几点理由：质朴深情的歌词，柔和舒展的旋律，好听；歌声里寄托着由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直抵人心；圆舞曲风格，节奏欢快，朗朗上口，适合大众唱、大合唱等。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成为“网红”，远不止歌曲自身的特点，还在于它打破了各种圈层。无论是金领还是蓝领，无论是明星还是路人甲，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都在这段时期不由自主地哼唱起这首优美的歌曲，都以“我”的角色汇入歌曲形成的新潮流，一起参与庆祝祖国的生日。报告会、文艺汇演、千人合唱等等，每一个活动都能以“我和我的祖国”冠名。活动中的每一个“我”，都是中国故事里的主角，都以自己真挚的爱国情意唱响对祖国的赞美和祝福。

另外，流行文化助力主流政治文化。人们在微信头像上，甚至自己的脸上添上那一抹红色，显得格外自然。流行音乐天后王菲演绎的《我和我的祖国》，自在、辽阔而温暖。虽然争议不断，但并不妨碍这一文化现象维持高的品质和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