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但是，我们要知道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是文艺作品的鉴赏者和评判者。当代文艺要彰显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当前，新技术在艺术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媒体对艺术生成的有效参与，使得对新媒介艺术发展方向与价值引导的问题愈益凸显，以人民性的价值导向引领艺术创新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以往经验的总结。文艺来源于生活，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人民并非空洞而抽象的符号，也不单单是大写的集合性名词，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文艺要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感知着人民的衣食冷暖和喜怒哀乐。究其根本，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才能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对新媒介艺术而言，艺术创新不仅要在逻辑框架上寻求创新与技术迭代，从而带来节奏、韵律上的美感，更要从叙事上体现情感慰藉和家国情怀，进而触及心灵深处的温软。唯此，艺术创新才不会沦为技术高视阔步的爬虫，才能以其感性的审美体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2022 年央视春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舞台艺术的形式演绎了现藏故宫博物院王希孟所作的《千里江山图》，通过入画舞蹈的视觉样式，实现了用舞蹈完成立意的舞台转化。在艺术创新中，媒介融合视域下的《只此青绿》借助创意和技术的力量，创造了一个不背离技术逻辑又着意于情感诉求的新的叙事方式，从而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作品，为电视观众呈现了绚烂的视觉盛宴，令人印象深刻意犹未尽。

技术应用带来媒介融合，媒介融合驱动艺术创新，这对当代艺术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信息文明时代，技艺合一的再度生成，并非全然是艺术的福音，特别是人机合成的智能化艺术产品的前景还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当年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批判在数字化时代仍有余响，这使得以文艺的人民性引导艺术创新显得尤为迫切。

（节选自范玉刚《以文艺的人民性引导艺术创新》）

材料二：

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文学的人民性”这个特定概念是用来说明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从这个概念质的规定性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的生命力应该是永恒的，它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人民性就是最大的善，就是文学道德最主体的内涵。因此，文学是不可能超越人民性道德的。当文学的人民性普遍丧失并形成危机的时候，能够救助这种危机并成为文学重建之重要一维的便只有人民性。

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反映了文学艺术及它的创造者和人民的联系，从作品的角度来说，人民性就是要表现人民的心理、人民的希望与期待，也就是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人民性就是创作主体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同情人民大众，表现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学历史的大国。早在《诗经》年代，文学就有着采民风、观得失的功能。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仍然涌现出了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一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关注民生，都有着一种浓厚的人文精神。

在弘扬现代中国文学人民性精神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一种伪人民性有所注意。它们以人民的身份出现，而在所指层面，是极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和与这种政治概念共生的权威性“超人”。在一种貌似雄壮的抒情大合唱中，所宣扬的人民性因为附和时代共鸣的需要而蒙上了一层虚伪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掩盖、抹杀了“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正义声音而企图制造出一派处处莺歌燕舞的盛世景象。被置换了内涵的人民性是我们当下重倡人民性精神应该警惕的。

文学对人民性精神的守护就是守护一种信念、理想和信仰。文艺的人民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遭遇新的挑战， 并在实践推动下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近年来，我们的文艺在同人民的奋斗一道前进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脱离人民的不良倾向。对这些不良倾向，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人民性是一切革命文艺、进步文艺的显著特征，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

（节选自胡文平《试论文学的人民性》）

材料一：

古代小说因地位卑下，作者常攀附经史等强势文体以自高，并在小说中谈文论艺，以示博学，提高小说的品位，因此，小说中蕴藏着丰沛的文论资源，值得挖掘和利用。谈文论艺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诗文曲赋、小说戏曲等无不应有尽有，或由作者直接介入发表，或借小说中的人物代言，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艺理论和艺术两个方面。

从文艺理论方面来看，首先，发表文学艺术创作观点。如小说的虚实问题，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叙》中指出，小说中的“事”真假不重要，关键在于“理”是否“真”。《海游记》第一回卷首诗云：“说部从来总不真，平空结撰费精神。入情入理般般像，闲是闲非事事新。”明确说“不真”就是小说的本质，只要描写“入情入理”，就自然新颖有趣。这一言论，无疑进一步深化了冯梦龙的小说虚实论。其次，品评作家、作品。如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但千人一腔，千篇一律。《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对话，斥责“历来野史”和才子佳人小说内容“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千部共出一套”；又指出“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宣称《石头记》乃“实录其事”。这段对话涉及小说创作、小说批评和小说接受等诸多问题。作者还借贾母之口，剖析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心态：“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斥责作者缺乏生活体验，胡编乱造，其实是为了获得某种心理补偿。徐述夔《快士传》第一回中则分别指出当时佳人才子、神仙鬼怪等小说有“套语”“虚谈”等缺陷。这些评论都目光犀利，首次揭示才子佳人小说程式化形成的深层原因，有开创之功，为后世学人所取资。第三，传述创作技巧。如《儒林外史》中多次论及八股技法，马二先生称“（八股）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从时代背景而言，八股是士子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必须全力以赴，无暇顾及其他。再者，八股是一种具有严格规范的智力游戏，士子若沉迷于诗赋创作和学术研究，自然会将诗赋气和注疏气渗入八股，从而造成“破体”，因而《玉娇梨》中杨御史说：“诗词一道，固是文雅，文人所不可少，然最于举业有妨，必功成名就，乃可游心寄兴。”所以，站在当时的角度，马二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作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谈文论艺描写的艺术功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有不少描写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成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将理论价值与文学功能完美结合，《红楼梦》堪称典范。如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黛玉称自己喜欢山水诗人，主张写诗不必有太多的束缚，立意最为要紧，若“意趣真”，平仄可以不拘，词句不必修饰。她的文学主张与宝玉相似，宝玉创作《芙蓉女儿谏》，“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这些诗论继承明人“意趣”至上的主张，又表现了宝、黛的率真个性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总之，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描写，是古代文艺理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总体成就虽不能与专论比拟，但其中渗透着作者的创作经验，比一般的学者之论更切合实际，既可丰富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也可借此考察文论的传播和接受状况，值得学界关注。

（摘编自万晴川《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

材料二：

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发表议论，是作者（故事讲述者）的天然权力。议论和叙事相辅相成，是小说和故事重要的结缔组织。有时，议论代表了作者或叙事代言人的声音，寻求与读者进行直接的交流；有时，发表议论的是小说或故事中的人物。

不过，不知从何时开始，议论，甚至包括与议论直接相关的“讲述”和“概要叙事”，都成了小说写作的禁忌。让议论最小化，成了现代小说的某种金科玉律。比如说，在小说中作出“包法利夫人走向了壁炉”这样的暗示，要比直接交待“包法利夫人感觉到有些冷”，显得更为“高级”。久而久之，现代小说形成了某种不成文的箴规：“场景叙事”总要比“概要叙事”好；“显示”总要比“讲述”好；通过人物行动来显示意义，总要比直接付诸议论好。简单来说，若非不得已，最好不要在作品中发表什么议论。

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议论在传统文类和古典小说中十分常见，这是因为在传统叙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习惯于某种“专断的声音”。议论代表着无所不知的作者的声音——作者或故事的讲述者，总是喜欢直接评论事件，臧否人物，对读者进行指教和劝谕。而到了现代小说中，随着“作者声音”的逐步退出渐成风尚，议论的式微或消失，就成了文学叙事进步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进而认为现代小说完全排斥议论，或者说议论最小化是现代小说的普遍特征，则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常识，因而是根本错误的。

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的文学类型中，真的存在着“议论最小化”的小说，我想那一定是消费性的、用一个又一个悬念来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悬疑或侦探小说。而那些具有更高抱负的小说，总是在困难、复杂的沉思和思想辨正中，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提出自己的问题。

（节选自格非《现代小说中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