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摘编自魏家俊《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材料二：
在高歌民族复兴的今天，怎样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大课题。因为体大，自然思纷；为求其真，仁智之见，我们都应该研究。历览前贤著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
和而不同，厚德载物。重视人与自然之间，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观念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善于化解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
刚健自强，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学习，以“刚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
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我们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肯定人民是主体；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戴；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责。
整体把握，辩证思维。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等关系的对立与平衡。
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国有现世与实务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尊重劳动，倡导勤俭节约，力戒骄奢淫逸，鄙视不劳而获。
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些特质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例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或者说中国梦，代表话语应是《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这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两千多年来，平民子弟通过宗族祠堂与家庭教育世代传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价值仍然是仁爱、孝慈、正直、忠信。百姓接受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和蒙学读物、族谱家训、民谚民谣中的廉洁勤俭、与人为善等观念，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价值通过唱戏的、说书的，通过家人乡亲口耳相传，逐渐在民间扎根。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材料三：
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人们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 |
| B．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我们应当充分研究诸多前人观点，才能较为完整地总结出其精神特质。 |
| C．“天人合一”是区分天人、物我之后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顺其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 |
| D．中国思维具有整体观与阴阳观，其内涵有相同性，都主张内在的联系性、系统性与平衡性。 |
| A．中国文化强调民为邦本，“民为贵、君为轻”，民与君的关系恰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 B．传统美学观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它就将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
| C．中国梦是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底蕴的，“天下为公”“天下一家”是其社会基础。 |
| D．《三字经》《千字文》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蒙学读物，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 |
| A．文化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信息越发达文化传播也就越广泛。 |
| B．传统文化要在网络文化时代持续发展壮大，就必须有所创新。 |
| C．在数字化、信息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会彼此冲击，形成干扰。 |
| D．一个民族保存着还是抛弃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是它将要强盛或者衰落的标志。 |
5．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保护传承传统文化？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相似题推荐
材料一：
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文如其人”命题，往往具有“实然”“应然”双重意义，既在于儒家思想及文人普遍观念对“文”之反映、认识功能的信赖，也在于儒道两家共同标举的“贵真”理想。
在中国古代“文如其人”说的支持者中，在“实然”认定外，还赋予该命题“应然”意义者，比比皆是。（叶燮所说的“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如此，“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心声心画，吾辈正赖有此留天地间互相参验者”亦如此。在这里，笔者更为关心的是，上述“实然”“应然”的判断是如何产生的？回答此问题，我们需要对两者的思想基础分别进行追寻。
尽管在具体表达时，“文如其人”命题往往也包含对“文”的审美形态的描述，但它主要的阐释目的，终归在于肯定“文”承载创作者人品、思想情感或个性气质等信息的有效性。而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中，恰有一种与此息息相关，那就是承认并重视“文”尤其是自作之文的反映、认识功能。儒家诗学经典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可谓该观念的典型体现。《诗大序》中的“论者，志之所之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外”，至少是在认定，诗能够反映创作者的思想情感。除此之外，孟子的被众多后学奉为圭臬的认识方法——“以意逆志”，实际上也包含着上述事实判断。孟子认为，解读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要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一观点无疑有对正确发挥解读者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与期待：此外，还有一点比较隐蔽，那就是对语言文字反映、认识功能的认可。因为在对该方法的表述中，孟子否定的仅仅是认知主体不恰当的理解方式，而绝不是作品承载“志”的真实性——“以意逆志”成立的前提之一，正是“志在文中”；若非如此，即使解读者“知人”能力再强，也是无处应用的。当然，除了上述儒家经典文献，在古人其他常见表达中，诗文的这类功能也一再被确认。众所周知，所词“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是被古人多次重复的心愿，这其中潜藏的，是对作品能够承载作者情态个性的肯定。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安书》中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不单关注着“文”对德性或声名的传播，还表达出对“文”之展示自我情感、个性的信赖。在这类观念中，具备上述功能的“文”已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具，更是异代之人有所感而相通的桥梁、是创作者精神永存的保证。显而易见，将“文”等同于反映认识创作者个人信息的可靠媒介，乃是被经典著作及文人反复确认的真理性认识。既然如此“文如其人”命题能够得到长久的拥护，绝非偶然。
除“客观事实认定”一端外，在“人”与“文”的“应然”层面，“文如其人”命题同样存在深厚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层面，“文如其人”表达的是“贵真”的一种理念，即文、人一致是理应追求的境界，而“真”正是古代文论一以贯之的价值尺度。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文艺观中的“真”，一方面要求作家真诚地表达真实的思想情感，一方面要求作品具备完满呈现作者真情实感的水平。如果说后者是对作品客观效果的考虑，其实现程度尚不完圣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愿望；那么前者就是对创作者主观动机的要求，即要求作家无论创作水准怎样，至少理应保证内容的真实、表达态度的真诚。这两点原则上人人皆可实现，若不能做到，为人为文就均不足真。就文论史事实来看，《易传·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礼记·表记》中的“情欲信辞欲巧”，就已包含了对“真”原则的自觉确认。而后世即便是格外重视形式风格的文人，也是绝不背弃该原则的。不难看出，当“真”成为古代文人立身、为文的普遍追求时，在他们心中，同样标举该理想的“文如其人”也就必具有“应然”意义了。
综上所述，即便存在“言不尽意”说这类对立观念，“文如其人”命题仍具备坚实的思想基础。
（摘编自徐楠《“文如其人”命题探微》）
材料二：
中国古代诗学以“文如其人”说作为风格论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既从先秦时期孟子开创的“知人论世……知言养气”的批评传统导出，也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之风中得到支撑，最终发展为“以气论文”的风格学说，形成了以诗观人、以人论诗的批评传统。
西方的“风格即人”说出现较晚，是在超越了以修辞特点论风格之后，才真正关注艺术家的气质个性与其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内在联系的。歌德曾指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耐人寻味的是，“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这两个十分相近的风格论命题产生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和原创性诗学体系，又在比较视域中成为中西诗学风格论汇通性的鲜明表征。两个命题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运用不同的围证和表达方式，却共同揭示着文学风格的内在特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共同的文学规律”，当然，这两个命题只是相近而非相同。钱锺书曾经做过辨析，认为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而风格即人“乃作者取读已以成文”这种内在差异的存在恰恰显示出其间互识和互补的可能性，也体现着不同民族诗学并非趋同的独特性。
（摘编自"中国作家网”《文学风格论与当下文学实践》）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认为，“文如其人”的论说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但综合来看应质疑其合理性即“文未必如其人”。 |
| B．材料一将“文如其人”的要义，作品能够反映作家的人品、思想情感或个性气质等表述均纳入了考察范围。 |
| C．先秦时期的“知人论世”说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藻之风的养分，最终形成了成熟的“文如其人”说。 |
| D．西方的“风格即人”说比修辞特点论风格更加客观，真正关注作家的气质个性与其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内在联系。 |
| A．“文如其人”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重要命题，通过思考其特质，我们能够获得文学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
| B．沈德潜说：“读太白诗，如见其脱展千乘：读少陵诗，如见其忧国伤时。”这种看法与叶燮的判断意旨相合。 |
| C．“以意逆志“志在文中“等学说，为“文如其人”命题能够得到学界长久的拥护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撑。 |
| D．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诗学体系带来的“文如其人”说和“风格即人”说的互识和互补，造成了两种学说的差异。 |
| A．从《汉书》“诗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可知，通过诗可以认识创作者的情感、心理，进而合理推断民风与政治状况。 |
| B．《文心雕龙》中“为情造文”“为文造情”两句，对“文”与“人”的关系进行高度概括，这一见解堪称深刻。 |
| C．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 |
| D．“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反映出李白诗意的生活，而他多愁善感的情怀渗透在作品中，透露出浪漫的气息。 |
5．《尚书·尧典》说“诗言志”，《礼记·表记》说“情欲信”。请结合材料一，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材料一：
①文艺对现实负责，并非其本身定义下的必然使命，如果它必须负责，其责任也纯然是一个自然、自由的抉择，而非隶属于任何与它无关的理念。文艺创造仅仅是心灵世界真实再现，它可以拥有现实的影子，也可以没有，或者仅仅是对现实极模糊或远距离的把握。文艺并不承担批判、责备或赞美的使命，一句话：文艺无立场。比如荷马史诗，你能理出它的是非善恶么？还有莎士比亚剧作、泰戈尔诗以及许多流传千古的作品都是如此，历史文学作品更如此，比如《圣经》旧约、新约，中国的《史记》、《汉书》等。
②有人会立即反驳：《圣经》不正是传道的吗？不错，可同一部经书，历史上却扮过完全不同的角色，同一种信仰却生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无怪费尔巴哈会说：《圣经》只有一部，只是人们给予了不同的解释。
③一件文学艺术作品对读者的作用和产生该作品的动机全然不是一回事，同一作品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作用，这是人理解力差异造成的。正因如此，伟大的作品往往也是最富争议的。对于文学艺术作品产生迥然相异的社会效果，这不是作者能决定，也不是他可以负责的。作者关心的就是创造一种形式，把自己内心世界表现出来。与现实接近的作品似乎更易被人接受，作者有意或下意识取悦读者，这并非文学艺术创作原则，也非作品优劣判断的标准。作品符合现实的逻辑，它是被创造的新现实，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新现实更深刻地把握自己面对的世界，产生深刻思想，这些都与文学艺术职能无关。文学艺术可以充当布道工具，那仅仅是工具而已，作为工具和它本身不是一回事。
④枪可以射杀人和动物，也可以被展示和观赏，它本身产生的目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文艺作品刚好相反，目的是被展示和观赏，它产生射杀人和动物效果，那不是作品创造的初衷。然而被观念燃烧的激情也可以为后一目的，促使作者创造伟大的作品，许多文艺巨匠都是由此被社会接受的。伟大作品对现实的作用促使更多人把结果视为目的，于是文艺评价功利化蔓延在文化活动的诸多方面。
（节选自叶剑波《文学艺术与现实责任》）
材料二：
①当代艺术家的“自我实现”，大多伴随着对“功成名就”的渴望与“艺术创新”的创作过程。好多人说“我们杀出来了”，“我要创造与众不同的作品符号”，“我的作品价位在拍卖会上又上涨了多少”，以此来界定艺术家与艺术作品的成功，这些价值观念的背后实际是商业利益与广告效应的驱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从来不以创新作为界定优劣的标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说的不是变换花样的翻新，而是指道德的修持与学问的精进。中国传统的艺术品评也不以新旧、怪异作为品评标准。艺术作品的成功在于能否充分地表达作者的理想与感情，能否使观者的心灵得到愉悦与净化。
②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古代，艺术是志道、据德、依仁之后的余事，是文人“穷则独善其身”时个人精神的陶养，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伦理功能和陶冶性情、移风易俗的力量。艺术创作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完成一件作品，而是通过这个创作过程达到自身的完善，并且期望对当时与后世都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古代艺术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他们与生俱来的禀赋加之苦心孤诣的修持精进，使他们的思想与行为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国家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使他们的艺术创作活动具有明显的伦理价值指向和文化承载意义。
③艺术具有精神导向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与知名度的艺术家，他们的绘画思想、绘画风格以及行为言论都会成为关注与模仿的对象，因此，他们的价值判断与艺术观念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艺术家的自我实现与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并行不悖的。当代的艺术家，在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有的失去了定力，出现了价值判断的混乱与模糊，从而导致艺术价值观念的扭曲。或重器轻道，尚智巧谋急用，以技术为创作的目的，忽略了作品的精神内涵；或积画以求售，尘交物蔽，缺失了艺术创作需要的虚静的精神状态与心理空间，导致了艺术品质的下降；或以丑为美，追求狂怪、邪僻与色情，创造吸引眼球的噱头，这些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清明雅正越来越远，对艺术观念与艺术风格的误导却愈演愈烈。
（节选自徐桂香《艺术家的自我实现与责任担当》）
1．下列针对相关作品的表述最符合材料二中对艺术创作目的要求的一项是（ ）| A．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引发了英国社会对童工问题的关注。 |
| B．鲁迅的《祝福》揭露封建礼教吃人本质阐明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
| C．闻一多的《红烛》有机融合中西方诗歌技巧探索新诗格律化。 |
| D．李密的《陈情表》以情理打动皇帝实现辞不就职奉养祖母的目的。 |
3．能够依据文意做出的一项推断是（ ）
| A．两则材料均认为艺术作品自身具有价值。 |
| B．依据材料一，文艺作品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故价值无高下之分。 |
| C．依据材料二，文艺作品评价应以社会效应为重点，突出责任担当。 |
| D．两则材料均否定艺术作品的功利化追求。 |
材料一：
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清末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中华文明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是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
后来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
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终于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也就是说，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
其中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它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学者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通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秦汉以后人们只承认夏商周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是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很难成功论证的原因之一。 |
| B．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使得近代学者只能以书论史，得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 |
| C．甲骨文证明了殷代不但存在，而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打破了西方史学家关于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 |
| D．双槐树遗址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 |
| A．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中国的以书论史的时代遭到了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
| B．全球史观认为，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有古文明的文字与古代国家的都城为证，二者缺一不可。这种说法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 |
| C．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表明，古蜀国和华夏文明有着相似的图腾崇拜，这对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进行了旁证。 |
| D．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之所以称为国宝级的文物，是因为它是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的实证。 |
| A．《后汉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的《后汉纪》，主要记述东汉王朝共195年盛衰的史事。 |
| B．《三国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其行文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礼乐等的“志”，是一部比较特立独行的正史。 |
| C．《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 |
| D．《北宋志传》广泛搜集了宋元时期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宋元话本和元杂剧中的有关剧目，并以此为基础加工整理而成。 |
5．“中华文明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的，请依据材料，从“实物辅佐”方面梳理我国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