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老头

汪曾祺

郭老头、耿老头，俩老头。从前面看，像五十岁；从后面看像三十岁，他们今年都已经做过七十整寿。身体真好！郭老头能吃饭。斤半烙饼卷成一卷，攥在手里，蘸一点汁，几口就下去了。他这辈子没有牙疼过。耿老头能喝酒。他拿了茶碗上去打酒，一手接酒，一手交钱。售货员找钱给他，他亮个空碗：“酒呢？”售货员有点恍惚：记得是打给他了呀？——售货员低头数钱的工夫，二两酒已经进他的肚。俩老头“要好”——这地方的言，“要好”是爱干净爱整齐的意思。不论什么时候，上唇的胡子平斩乌黑，下巴的胡子刮得溜光。浑身的衣服，袖子是袖子，领子是领子，一个纽扣也不短。俩老头都爱穿靸鞋，是托人在北京步云斋买的。这种鞋过去是专门卖给抬轿子的轿夫穿的，后来拉包月的车夫也爱穿，抱脚，精神！俩老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年下办年货，一起去；四月十八奶奶庙庙会，一起去；开会，一起到场；送人情出份子，一起进门。生产队有事找他们，队长总是说：“去！找俩老头！”“俩老头”不是“两个老头”的意思，是说他们特别亲密的关系。类似“哥俩”“姐俩”。

两个老头现在都是生产队的技术顾问。郭老头精通瓜菜，也懂大田；耿老头精通大田，也懂瓜菜。

两人的身世可不一样。

我第一次遇见郭老头是在一个卖豆腐的小饭铺里。他坐在我对面，我看了看，总觉得他脸上有什么地方和别人不大一样。他的耳朵没有耳轮。他说：“是摔跤的褡裢磨出来的。”

他告诉我，他不是此地人，是北京人，——他说的是一口地道北京话。安定门外住家，种一片小菜园子，自种自卖。从小爱摔跤。那会摔跤，新手初下场子，对方用褡裢蹭你的耳朵。褡裢都是粗帆布纳的，两下，血就下来了。他的耳朵就磨出来了。

怎么会到这里来？那年大旱，河净井干。种菜没水哪行呀？逃荒到张家口，人地两生。怎么吃饭呢？就撂了地摔跤，是陪人摔。有一帮阔公子，学了一招两式喜欢下场显示显示。他陪着摔，摔完了人家给钱。阔公子们叫做“耗财买脸”。混了两年，觉得陪人家“耗财买脸”，没意思！遇到一个熟人，在这里落了户，他也搬了过来。一晃，四十年了。

我有一天傍晚从城里回来，远远听见大队的大谷仓里有个小姑娘唱《五哥放羊》。真是好嗓子，又甜，又脆，又亮。 去看看！走进门，是耿老头！

耿老头艺名骆驼旦。“骆驼”和“旦”怎么能联在一起呢？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再弄清楚。他这个“旦”是半业余的。逢年过节，成个小班子，七八个人，赶集趁庙，火红几天。平常还是在家种地。

俩老头都是在江湖上闯过的人，可是他们在作务庄稼上，都是一把好手。他们现在不常下地干活了，每天只是到处转转，看看，问问，说说。

俩老头转到一块瓜地。 西瓜才窜出苗来，长了几片蓝绿蓝绿的叶子，水灵灵的，好看得很。俩老头围着瓜地转了一圈，咬了一会耳朵，发了话：“把这片瓜都刨了吧，种别的庄稼，种小叶芥菜吧，还能落点猪食。”——“咋啦”“你们把瓜籽安得太浅了，这一片瓜秧全都吊死了！”瓜籽安浅了，根够不着下面的底肥，长不大，叫“吊死”。“看你俩说的！青苗绿叶的，就吊死啦！你们的眼睛能看穿沙层土板啦！不信。”——“不信？看吧！”过了两天，蓝绿蓝绿的瓜叶全都黄了，蔫了。刨开来看，果然，吊死了！

也许因为俩老头闯过江湖，他们不怕官。

“大跃进”年月，市里下来一个书记，到大队蹲点。在预报产量的会上，他要求一再加码，产量高得不像个话。耿老头说；“这是种庄稼？是起哄哪！你们当官的，起了哄，一走！俺们秋后咋办呢？拿什么往上交，拿什么吃呀？”胳膊拧不过大腿，产量还是按照书记要求的天文数字报上去了。措施是密植，小麦试验田一亩下了二百斤麦种！高粱、玉米、谷子，一律缩小株行距，下种超过往年三倍。郭老头、耿老头坚决不同意，书记下不来台，又不能拍桌子，气得说：“你就做一次社会主义的冒失鬼行不行”

到了锄地时，俩老头拿着小锄，下地干活。他们把谷子地过密的小苗全给锄掉了。队长知道了，赶紧来拦：“你们这是反领导呀！”俩老头说：“怕啥？他打不了我反革命！"

秋后，大田全部减产，有的地根本没有秀穗，只能喂老牛。只有俩老头锄过的地获得了大丰收。

在市里召开的丰产经验交流会上，俩老头当代表发言，题目是《要做老实庄稼人，不当社会主义的冒失鬼》。主持会议的就是那位书记。郭老头头一个发言，头一句话就是：“书记叫俺们做社会主义冒失鬼……”

俩老头后来一见书记，叫他“社会主义的冒失鬼”。书记一点办法没有。

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写成

文本一：

跑警报

施蛰存

我已经足足两年没有真正地感觉到战事了，因为我已在昆明住了两年了。近来，昆明人又紧张起来了。抱歉，我似乎应当说是更紧张起来才好，哪一个昆明人不是从抗战开头就紧张着呢。好吧，让我说更紧张罢，因为最近又得天天跑警报了。

当然，我也跑警报，免得作无谓之牺牲。虽然我不很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渺小又微贱的躯体要怎样牺牲才够得上“有谓”，既然人们都认为在空袭时被炸死是“无谓”的，谁又甘愿断送了生命还被奚落呢？警报发作时，我能不逃跑吗？

但是，上一次跑警报，在我已经是两三年以前的事了，在战事刚开始的时候，住在家乡，每天敌机完毕了他们之所谓“任务”回航，总得从我们那小城上飞过。于是城里所有的钟都响起来，在钟的合奏中，人们开始乱逃乱跑。但谁也不知道该跑到哪儿去。警报解除后，谁也不知道自己刚才到底逃跑在什么地方。第二次警报发出来了，人们再逃再跑，但没有一个人逃跑到他自己上一次所躲避过的地方去。人人都觉得只有他自己这一次躲避的地方是最安全的。让我再说一遍，只有对于他自己，而且仅仅是这一次。

现在，差不多每天下午，我又得温习两三年前的功课了。这会儿比从前从容得多了。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先获得个预报。每一次警报响起前警局门口都有提示，于是街上的人开始跨急步走了。他们多数是要赶回家的，如果是一个没有家的流浪人，就慢慢地踱出城，准备上西山或黑龙潭赏花去。

预报之后至多半小时，我们就可以听到早已期待着的警报汽笛。那些尖锐的狂吼，正如一群吃惊了的狼在奔窜着呼嗥。于是人们从各个就近的大城门、小城门、旧城门或新城门中蜂拥而出，当然，我也一定是其中的一个。

在你的想象中，倘若以为人们一定是很惊慌了，那是错了。人们并不惊慌，我没有看见一张惊慌的脸。可是我并不说这警报声中竟没有一个慌张的人。有的，是那些门口有小汽车等待着的人。从预行警报起，他们就开始吩附仆人把一个个的小包裹装在汽车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装完。没奈何，只得放弃了最后几个包裹，叫车夫赶紧开，这才是慌张的跑警报。

现在且留心一下，我该往哪儿跑。该往哪儿跑？现在不比从前，每个人都没有这个问题萦绕在他头脑里。第一次在什么地方歇脚，便永远在什么地方了。你说在荒山上记不得路吗？可是谁也不会走错，连一株矮树、一个坟头都不会找错。你自然而然地找到那留待你光临的地方，你会在那儿找到昨天你自己留下的一堆纸烟头或是一堆被拗折的草茎。

虽然有足够深邃的防空壕，但紧急警报不响是没有人愿意先躲进去的。于是荒山上开了园游会。带着纸牌的会在坟前供桌上造桥，带着口琴的会靠着墓碑吹一阕救亡歌曲，女学生会一边结绒线衣，一边唱歌，小孩子会做开金锁银锁的游戏，有伴儿的人可以高谈阔论，没有伴儿的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读。

你怕警报老不解除，肚子会饿吗？不用担忧，也不必像有些人抬了饭锅风炉上山，这里有的是卖点心的。西点、核桃糖、山林果、白酒、米线或饵块，随你挑选。小贩既然也得跑警报，为什么不可顺便做买卖？

倘若闲着没有事做，我请你不妨注意一下每个跑警报者所携带的警报行李。这是最尊贵、最精选的行李。我常常坐在一个荒坟边呆想，倘若每个人愿意把他或她的警报行李解开来给我看一看，我便可以从每一个人携带的东西中了解这个人的生命。然而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肯的，正如我自己一样。谁愿意在未死之前先将生命的秘密显示给旁人呢？

跑警报的时候唯恐敌机来得快，跑到了目的地之后，却又唯恐它们老是不来。而事实却真是侥幸地老是不来。始终是谁也没有躲进防空壕去，便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了。那是一个得到了安慰的病人的叹息。荒山上的人们也舒松地长叹着，提起他或她宝贵的行李回城了。没有逃跑的人都站出在大门口，用嘲讽似的眼色看着这些徒劳往返的男女，仿佛在说：“早知不来，何必跑！”于是过路的人回看他们一眼，仿佛说：“万一来了呢？”但立即扭过头来对同伴说：“明天可不跑了。”同伴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反正知道他明天还得跑。

（施蛰存《跑警报》有删改）

文本二：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汪曾祺《跑警报》节选）

春暖时节

茹志鹃

天还没有亮，第一部出厂的电车发出巨大的声音驶了过去。静兰像给人推了一把，从梦中直坐起来。凡是明发在家吃饭的日子，她总要起个大早，给明发买几样配胃口的小菜。

“静兰！”明发醒了，“这么早，到哪里去？”

“买菜去，”静兰见丈夫醒了，问：“你想吃点什么？”

“随便。”明发翻了一个身又睡了。

静兰心里有点难过。她从早忙到晚，买菜烧饭，洗衣服，一双手从没有停过，为的是要一家人都高兴舒适。但是丈夫却总说“随便”“随便”，好像家里的一切，都可有可无似的。

静兰叹了一口气走出门来，马路上空荡荡的。这两年来，静兰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和明发中间，好像隔了一道墙。

静兰买了满满一篮荤素小菜，正想回家，却看见一个鱼摊的木盆里，堆满了指头这么粗的淡水虾，一只只透明发青，活蹦乱跳。

“虾，这么大的虾！”静兰心里亮了一下，毫不犹豫地称了一斤。虾给她带来了回忆……

解放前两年，明发失业，一家四口怎么活呢！于是夫妻俩晚上轮流到河边钓鱼虾卖。一次，静兰钓到许多大虾，尽管孩子饿，哭着要吃，但还是卖了换钱。解放后第三年，明发有了工作，一家人缓过了一口气。一次，静兰买回一斤大虾。“快来看，这么大的虾！”静兰把虾放在脸盆里，虾跳蹦着，爬着。明发和两个孩子围在盆边看，拿草棒去逗，父子三个乐得哈哈大笑。

“静兰，你发痴啦？”，静兰抬头一看，原来是朱大姐。朱大姐是生产组长。她郑重地说：“我们组今晚上要开个生产会议，有任务。”

“哦！”静兰应了一声。

静兰走到家门口，看了看篮里的虾，止不住心跳起来。明发会说什么呢？他会走过来看，会笑……她抑住激动，推门进去，发现屋里肃静，明发披了一件上衣，头发搔得都竖在头上，头也不抬地趴在桌边，在纸上划着什么。

许久，静兰沉不住气了：“明发，我今天买到虾了。”

“哦！”明发没抬头。

“明发，你看……”

这次明发回过头来了：“买到虾，好极了。你又何必麻烦呢？我随便吃什么都行。”随后又回过头去在纸上划开了。

静兰拿着那碗虾悄悄走进厨房，眼泪涌满眼眶。已经是立春时节了，但是她心里却觉得冰凉的。

晚上的会上，朱大姐动员姊妹拿出干劲来，七天完成一万只紧急订货。工厂里来的代表发言了，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又讲又念，还说了许多数字。开始静兰没听进去，但看到他那种聚精会神的样子，想起了明发。也是这种皱巴巴的纸，也是这种聚精会神的样子。这种事情有什么让人着迷的呢？她开始想了解一下，就认真听下去了。收会以后她发现自己破例地没有做完带来的针线，两双袜子只补了一只半。

静兰回到家，明发和孩子都睡了。她在桌边坐了下来。桌子上放着明发划过的纸，皱巴巴的，却精心画了许多框框圈圈。

“他多认真，哪里是个‘随便’的人啊！”静兰心里仿佛塞了许多东西。最后一个数目字紧紧地抓住了她：七天，一万。这是今天开会的时候，大家说得最多的，七天，完成一万只订货。

第二天上工，静兰头也不抬地干了起来，脑子里却反复地、固执地出现一个东西：七天，一万只；七天，一万只。越想越嫌自己做得慢，结果速度并没加快，反而弄了一身汗。看看朱大姐，一个人蹲在院子里，小心翼翼地摆开一个旧电风扇。

静兰觉得奇怪，下了班，就问她在干什么。朱大姐悄悄地说：“我在做机器。用机器来剥胶质线的皮就快了。上次我参观展览会的时候，看过这种机器。机器上要用一个圆盘，这么大，木头的也行，你是不是有办法？”

“我？”静兰想了想，胆怯地说："我家柴堆里有一个圆树墩，可不可以拿来自己削削看？”

“可以，可以，怎么不可以？”朱大姐的嗓门又高了起来。

静兰匆匆跑回家，拿来那块圆木，走向工厂间。和朱大姐一起，用刀削，用沙皮磨，手上起了泡，木盘做出来了。但是木盘比较硬，压下去连胶质线里的钢丝也切断了。朱大姐提议木盘轮上装一条有弹性的厚橡皮。于是分工，朱大姐在家修配零件，静兰做橡皮。

夜深了。静兰坐在电灯底下，用刀片小心翼翼地削着橡皮，她妥把橡皮削薄，再包上去。但削完一看，橡皮是薄了，不过厚薄不匀，根本不行。“明天是第三天了，任务完不成怎么办？”静兰满眶眼泪。谁家的自鸣钟当当地敲了十二下，“明发该回家了，孩子们踢被子了没有？”多年习惯了的想法，突然闯了进来，但是它们闪现了一下，立即被手里那堆橡皮赶跑了。

“静兰！”

静兰回头一看，见明发站在门口，眼泪再也制止不住，簌簌地掉了下来。

“怎么啦，静兰？”明发走近她。

静兰擦着眼泪，把制造木盘的事说了一遍。明发拿起橡皮和木盘，看了看，比了比，说：“拿这厚橡皮做个滚盘不就行了？”

“对！对！”静兰眼睛都发亮了，但想了想又说：“可怎么把它弄得很圆呢？”

明发说：“到我们厂里的车床上一车，不就行了。”

静兰还想问一问，可明发已连拥带推地拉她出了门。

马路上静静的，两个人并肩走着。一家点心店还没打洋。明发拉静兰走进店，要了两碗什锦面。

什锦面来了，静兰埋头吃了起来。

“静兰，你辛苦了，多吃一点。”静兰忽然看见伸过来一双筷子，筷上夹着一只鲜红的大虾……

她抬头看见丈夫正温柔地、无限疼爱地看着自己。静兰泪水盈眶，那一道墙，已消失得干干净净。

走出店门，两个人紧挨着走着，不说一句话，但心贴得这么紧，他们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在同一条路他在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高指标，妻子也正在为这个努力。

夜深了，风也大了，忽然隆隆一阵雷响，接着就洒下儿点雨来。

第一声春雷响了，风里虽然还有一丝寒意，但静兰却觉得温暖极了。

1959年9月8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