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红楼梦》的贡献之一，是从使美不成其为美到使美成其为美。此前，中国美学始终都没有做到以美好为美好，以丑恶为丑恶，以罪恶为罪恶。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千年不变的美学传统终于在《红楼梦》出现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红楼梦》的出现堪称中国的人性觉醒的标志。飘落在身边的桃花，宝玉因为怕“抖落下来”被“脚步践踏了”，便“兜了那些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这是对“被抛出”的“无家可归”的大自然的“爱”。面对金钏儿之死，“心中早已五内摧伤”，面对晴雯之死，甚至“雷嗔电怒”，这是对“无保护”的“无家可归”的女性的“爱”。如此真“爱”实为石破天惊。《三国演义》的权力争夺，《水浒传》的拳头火并，《西游记》的狂欢梦幻，都被曹雪芹弃之不顾。就从这里起步，他开始重新评价历史。而这种重新评价历史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美丑善恶。如宝玉的《芙蓉女儿诔》这种文体与屈原的《离骚》属于同类，但是我们看到宝玉不再用它来歌颂帝王将相，也不歌颂才子佳人，而是歌颂一个被排斥在社会边缘的丫鬟，这正是所谓的以美好为美好。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宝玉的评价。如果从贾母、贾政、王夫人的眼光看，那就是死有余辜，起码是咎由自取，或者是命中注定。这样一来，还怎么“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因此，在《红楼梦》里，有一个在所有中国作品里都看不到的现象，就是：凡是美的东西在《红楼梦》里都是被呵护的，凡是关乎人性尊严的东西在《红楼梦》里都是被呵护的。这是中国人的审美心态最正常的一部伟大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中国人才第一次展示了自己人性的尊严和对美的敏感。

更为重要的，是还原了世界的真正的美丑善恶之后必然出现的悲剧。我一直在想《红楼梦》究竟为什么会如此吸引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因为其中的民主思想吗？因为其中的反封建思想的萌芽吗？因为其中的爱情故事吗？都不是！而是因为其中的悲剧美学。不过这里的悲剧也不是像很多学者所说的，是因为抄家，或者是因为大清王国的大厦将倾。在我看来，《红楼梦》的真正魅力就在对于人性与爱的泯灭的自觉意识。其实，《红楼梦》就是一曲“好了歌”，“好”很快就会“了”。鲁迅看得十分清楚，“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心劳”“忧患”什么呢？“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由此，我们想一想宝玉为什么要“却尘缘”，就清楚了，就是因为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毁灭了，因此已经毫无留恋之处。

大家知道，在《红楼梦》之前，中国美学是没有悲剧的。我们民族有悲剧，没有悲剧意识；有苦难，没有苦难意识。我们生活在悲剧当中，但是没有意识到悲剧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就没有悲剧的意识。而从《红楼梦》开始，对于生活本身的悲剧性质终于有所意识。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就悲剧而言，《红楼梦》的石破天惊在于，对于爱的泯灭与阙如，曹雪芹没有归罪于偶然，也没有寻找替罪羊。“蛇蝎之人”“凶手”之类，在《红楼梦》中均未得以现身。在有关爱情婚姻的中国故事中，《梁祝》中的结局是父母之命所致，《杜十娘》的结局是男子负心所造成，总之是有人为悲剧“买单”，但是在《红楼梦》中爱的泯灭与阙如却无人负责。是“无罪的凶手”“无罪的罪人”，所有人所构成的冲突和这种冲突的相关互动才是悲剧之为悲剧的真正原因。你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了扬刘备贬曹操，你在《水浒传》里看到了有好人坏人，但是你在《红楼梦》里看到了吗？没有，都是好人。即便贾政、王夫人、宝钗也是好人，只不过他们不可爱而已。而且，在“共同犯罪”中，一切都是无望的挣扎，一切“好”都会“了”，“木石良缘”仍旧无缘，最美丽的生命偏偏获得最悲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是”加到一起所造就的悲剧，也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非”所碰撞出来的悲剧。

而且，正因为“无罪的凶手”“无罪的罪人”的发现，必要的忏悔意识就是不可或缺的。从曹雪芹开始已经意识到，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犯罪，所有的人都不能说他就是圣人，所有的犯罪都不能只说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他自己主观就没有原因。自己也是“无罪的凶手”“无罪的罪人”，这就是曹雪芹的伟大发现。我们看到，小说一开始曹雪芹就写他的自愧，他是“半生潦倒之罪”，他是“泥猪癫狗”，他是“粪窟泥沟”，他是“浊玉”而不是“宝玉”。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丧钟究竟是在为谁而鸣。丧钟是在为所有人而鸣，首先是为自己而鸣啊。于是，曹雪芹把自己作为一个犯罪者，并且以这种特殊的眼光来悲悯地看待这个世界。

（摘编自潘知常《从使美不成其为美到使美成其为美——再读〈红楼梦〉》）

材料一：

王昌龄《出塞》（其一），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它的后面两句，把豪情直截了当地抒发出来了。意境艺术最忌直接抒发，一旦直接抒发出来，把话说明了，意境就消解了，或者转化为另一种境界了。这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另一种艺术境界，至今我国的诗学还没有给它一个命名，使之成为一种范畴，它不以意境的含蓄隽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特点，它的特点不是意境式的温情，而是激情，其想象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关键在于其直接抒发的情感与理性拉开了距离，17世纪的诗话家将之总结为“无理而妙”。

中国诗中直接抒发的杰作也比比皆是。但是，直接抒发容易流于直白，也就是流于“议论”。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其多少有点抽象。但是，并不是所有类似议论的诗句都是命中注定流于抽象的，如李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又如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等。我国古典诗话曾经把这个问题提到理论上来总结，最早是清代贺裳在《载酒园诗话》卷一中说：“诗又有以无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为语。至如义山‘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李商隐《瑶池》），则又无理之理，要进一层。总之诗不可执一而论。”这里说的“无理而妙”，“理”是与人情对立的，与一般的物理、事理之“理”有根本的不同，主要是与情相对立的“实用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读奉益《江南词》中的“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以为其好处是“荒唐之想，写怨情却真切”，“翻得奇，又是至理”，就隐约提出了理论上的“情”与“理”的关系：于情“真切”，乃为“至理”，但又是“荒唐”之想；“无理而妙”，超越通常的“理”，才是“妙语”，结论是“无理之理”。从一方面来看，是“荒唐”的，是“无理”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有理的，不但有理，而且是“妙理”，很生动。关键是这里的“理”是唐诗的“理”，和宋人诗话所谓“理”不是一回事。宋人的理是抽象教条之理，而这里的“理”是人情，和一般的理性不同。它不是直接的“理”，而是一种间接的“理”。间接是通过一种什么东西达到理的呢？徐增在《而庵说唐诗》中说：“此诗只作得一个‘信’字……要知此不是悔嫁瞿塘贾，也不是悔不嫁弄潮儿，是恨‘朝朝误妾期’耳。”意为不是真正要嫁给船夫，而是表达一个“恨”字，恨什么呢？无“信”，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期限，造成了“朝朝误妾期”。这就是说，这里讲的并不完全是“理”，而是一种“情”。从“情”来说，这个“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不是通常的理，可以说是“情理”。其境界不是一般的“意境”，而是“情理境”。

（摘编自孙绍振《意境的“情景交融”和直接抒情的“无理而妙”》）

材料二：

在中国文论史上，清代词论家贺裳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提出了“无理而妙”的理论。贺裳而后，对“无理而妙”的论述很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这些论述多囿于典型范例的罗列与介绍，缺乏从理论的高度俯瞰其审美内蕴，仍然局限于贺裳所论及的中国古典诗词范围。事实上，“无理而妙”概括了一个较为普遍的文艺美学规律，它既见诸诗词，也存在于小说、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部类。

文学艺术的情感逻辑是“无理而妙”的摇篮。情感是审美心理的重要特征，它贯穿于文学活动之中。文学不仅再现现实，而且也表现主体情感。有时，作家要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感，这种情感密度大，浓重而强烈，常取反常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主体要遵循情感逻辑，就不得不违反生活逻辑。形神兼备固然是好，但二者若不可得兼，则弃形似而取神似，虽无理却有情。在接受主体一方，由于情感逻辑压倒了生活逻辑，感情的满足压倒了对“无理”的排斥，从而与创作主体和文学作品形成一种默契。贺裳论“无理而妙”时所举二例，看似无情情更切，看似无理实有理，深刻地揭示了闺中少妇情到深处人孤独，由爱而生恨的内心情感世界。又如《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梦而死，又因爱情感召死而复生；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人变成大甲虫等等，都是“无理而妙”的典型例子。

“无理”并不是胡编乱造，它是基于生活真实，并加以想象虚构而成的。透过它表层的无理性，往往可以发现它蕴含着深层的更为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理”就是有理，“无理”比有理更为合理，“无理而妙”是艺术创造的极致，艺术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摘编自周然毅《“无理而妙”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