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传说题材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勃兴是20世纪世界上一大文化景观。民族的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根底，中国新文学重述民族神话、传说即是从上古源头找到与现代文明相融相契的心灵原矿。分而述之，民族神话、传说的新文学书写，具有以下之精神依归。

强大的人格意志力量。中国上古神话在讲述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时，其出发点并不在于人对世界最终是如何征服的，而在于宣扬英雄们彰显的强大的人格意志力量:“夸父”虽败犹荣，“愚公”虽“愚”却感动“天帝”搬山，“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精卫”生命不尽“填海”不止，“杜鹃”哪怕“泣血”也要把行人召回故乡，等等。中国新文学的“新民”与“立人”思想充分表达了对神话英雄人格的向往。鲁迅的《铸剑》不问“复仇”成功与否，而着意于“眉间尺”如何蹈厉性情和视死如归;汪静之的《精卫公主》修改版最终突出精卫的心魂是“不填平东海誓不甘休”;闻一多的《南海之神》、刘梦苇的《希望》等诗歌都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夸父追日”“共工之怒”等几乎成了文学中的最大公共意象，力推反抗精神，作品借以给民族提气壮神。

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从一开始，国人在神话中就寄寓了生命不死的冀求。盘古死后，他的一毛一脉都衍变成了树木河流;女娲的肉身最终成为“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夸父渴死后，其手杖化为邓林;瑶姬未嫁已死，其精魂立身为巫山女神……这些“化生”神话就充分隐含了中国文化的现世形态和乐感意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抒写了大破后大立之激情，践行了文学上常见的“再生”母题。此中的“再生”不是基督的“复活”，而是生命形态的存活。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不少作品都暗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也暗含着“生生之谓易”的深刻意蕴。

与物同游的和谐精神。崇尚“物我一体”是中国神话的一大内质。“化生”神话中就明确表达了外在世界是由盘古、女娲、夸父等人的肉身生衍而来的。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深觉科技制造了新的奴役，使人为机器所束缚，所以重提“神性”以图拯救。但中国新文学作家并不以为然。郭沫若在《天狗》《日出》《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歌中，就以神话来比附现代科学。现代科技的“伟力”在郭沫若看来就是中国人曾经所想象的“神力”。另外，中国神话中的英雄有着“挟山超海”的能力，但绝不率性而为。“三皇五帝”作为人祖，以救民于水火而著称，就是身体微弱如“精卫”者也通过“填海”与人方便。他们无不是集体力量的象征，给民族整体以激情、信心和动力。

(摘编自《民族神话传说的新文学书写》)

【推荐3】材料一: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说到这里我记起了疏散在乡下时的事来了。同事中有些孩子送进了乡间的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见面时总在家长面前夸奖这些孩子们有种、聪明。这等于说教授们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心窃喜。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但是我们还有别种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捉蚱蜢，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回到家来，刚才一点骄傲似乎又没有了着落。

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 Face 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归有光的《项脊轩记》里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声来辨别来者是谁。……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

“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摘编自《文字下乡》）

材料二：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于学习的能力。他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因之，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这是靠了我们人类的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时间中的桥梁——记忆。在动物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有记忆，但是它们的“记忆”是在简单的生理水准上。一个小白老鼠在迷宫里学得了捷径，它所学得的是一套新的生理反应，和人的学习不相同的是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的。人固然有很多习惯，在本质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宫一般的，但是他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他的忙。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的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从这方面看去，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

人之所以要有记忆，也许并不是因为他的脑子是个自动的摄影箱。人有此能力是事实，人利用此能力，发展此能力，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需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我曾说人的学习是向一套已有的方式的学习。唯有学会了这套方式才能在人群中生活下去。这套方式并不是每个人个别的创制，而是社会的遗业。小白老鼠并不向别的老鼠学习，每只老鼠都得自己在具体情境里，从“试验错误”的过程中，得到个别的经验。它们并不能互相传递经验，互相学习，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征体系，不但累积了自己的经验，而且还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上边所谓那套传下来的办法，就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仅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再论文字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