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现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学界还是广大民众,对慈善的认知存在着不少偏差，大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帮助。如张文在《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中提出,慈善是“社会自发地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再分配，对其他社会成员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生活困难予以物质援助的社会安全机制”。实际上，考察慈善事业发生的历史可知,慈善不仅是一种民间社会主导的生活救助行为,还是一种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的教化活动。

现有研究表明，“慈善”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3世纪前中期即三国、西晋时期的佛教经典中,意在表达“孝养、施舍、教化等诸种原始佛教的道德观”。说明在语源学意义上，“慈善”一词在其产生时期即包括了物质救助与劝人为善的功能。

尽管作为一个专门名词“慈善”的出现较晚,但具有慈善性质的活动其实古已有之，应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而慈善作为一种有组织、有规则、有一定规模的民间社会事业,大约出现于北宋时期。北宋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创办的苏州范氏义庄救济族人并惠及“乡里、外姻、亲戚”的行为，可以视为中国最早开展的慈善事业之一。范仲淹不仅设立义庄管理宗族公产、救助族众,还确立《义庄规矩》,对救助对象、方法、数量等进行规定,表现出慈善事业的明显特征。同时,范仲淹“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南宋嘉定三年(1210)范仲淹六世孙范良在《续定规矩》中补充规定:“诸房闻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其中对受助族人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体现出明显的教化倾向。可见,从民间慈善事业产生的时候起,道德教化即成为其重要内容。

学界普遍认为,明末清初在中国传统慈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直存续到民国年间的各种各样的善会善堂几乎都创始于明末清初”。明末善会可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新现象,其中同善会是创立最早、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善会。

同善会最早出现于河南,而其盛行则在江南。其中以高攀龙等创立的无锡同善会和陈龙正等创立的嘉善同善会影响最大、最为典型。两地的同善会都留下了章程规则，分别称为《同善会规例》和《同善会会式》,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大同小异。其中均有一则规定:受助人道德品质的好坏是该会是否予以救助的一个重要前提,所谓“助贫以劝善为主,先于孝子节妇之穷而无告者,次及贫老病苦之人公不收于养济、私不肯为乞丐者”,至于那些“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皆不滥助,以乖劝善之义”。而且同善会还明确规定,聚会之日须安排演讲,“司讲者用通俗言语,不烦文采,务使人人易晓，感动善心”。

从此以后,在进行物质救济的同时注重劝善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传统,也成为君臣绅民的一个共识。举凡影响较大、成就显著的慈善家大都在扶危济困的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众实行道德说教,以此达到拯救时世、改良社会、敦善风气的目的。清代前期的苏州彭氏是积善世家，于劝善行善方面不遗余力,其行善积德之效历来为人称道。彭氏慈善不仅名著地方,更有全国性影响,如救助寡妇的“恤嫠会”即由彭氏首创,而后传播各地。彭氏也撰有多部善书,并以之作为教育子弟与学生的教材。著名学者游子安在《劝化金箴- -清代善 书研究》中评述:“彭氏自彭定求以后,世代诵读及撰著善书,所编印的劝善文字内容是多方面的，举凡劝孝、敬字、劝止溺女、戒斗、遏欲、戒杀、放生等都有涉及。”

(节选自王卫平《救济与劝善:“慈善”本义的历史考察》)

理解法治的关键之一在于对于“法”的认识。“法”具有丰富的内涵，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外在的、对人进行约束的规则的“法”；二是作为内在的、利用道德力量产生自我约束机制的“法”。从这两个层面对“法”进行理解，可以对法治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

第一个层面是把“法”视作一系列规则，从外部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和约束。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法”具体体现为法律、法令、条例等制度层面的规则，法治就是规则之治，强调规则至上。其次，“法”必须服从三个基本要素:法必须是良法，法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法必须符合人民的需要。第三，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法治意味着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将个人的意志和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第四，法治不仅强调的是一种行为方式，还强调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只有从心里真正对法律产生尊重与认同，才会在行为中遵守法律。

第二个层面是把“法”视作道德力量，从内部使人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即使是作为外部约束的法律制度，本身也承载着道德上的价值诉求，如果法律在道德上不受认可，那么它在实践中也难以得到遵守。其次，中国传统强调德治，然而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的“法”，不仅体现在中国传统中，也体现在西方传统中。例如，自然法是西方法律传统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以贯之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应该合乎某些先在的道德准则，法律的目的在于贯彻道德。从这一点上讲，强调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并非中国传统特有的观念。第三，进一步来说，“法”不仅可体现为法律，还可体现为根植于传统之中的习俗与惯例，因为习俗与惯例作为一种规范，同样具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在道德层面上发挥着“法”的作用，规范着人的行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从上述两个层面，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互区别，不能混淆，也不能相互替代。如果说依法治国强调的重心是在“法”的第一个层面，即外显的制度规则层面，那么以德治国强调的重心则是在“法”的第二个层面，即内在的道德约束层面。另一方面，依法治国内含了以德治国的要求，因为依法治国所依之“法”，既包括外部的法律制度，还包括内部的道德力量。外在的法律制度需要内在的道德力量作为依托，没有道德力量依托的法律制度是脆弱的；内在的道德力量也需要外在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没有法律制度作为保障的道德不能外化为现实的制约力量。

（摘编自陈加乙《论文化传承与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