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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粗略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轨迹作梳理，就会发现，尽管不同的诗歌类型具有不同的载事能力和叙事方式，但都与“事”有着不解之缘。感事、纪事、述事等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之所以未将诗歌流于“记叙文”，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诗体叙事的“审美化”。以事表情，化事为境，通过叙事丰富诗歌的情感表现和诗境空间是诗体叙事的美学导向。

诗歌不仅有在场的“情”与“事”，还有不在场的“情”与“事”，两者共同影响着诗歌的美学意蕴；诗歌不仅有“记事”与“言情”的功能区分，更多的还是“以事表情、挟情叙事”的审美交融。为了更通透地认识中国古典诗歌叙事的审美特质，我们需要把“诗歌叙事”放在一个在场与不在场共同营构的审美语境中，分析“情”与“事”相互交织，“抒”与“叙”分工合作的诗学内涵。根据诗歌文本中“事”与“情”的在场与否以及抒叙倾向，我们将诗歌分为感事诗、纪事诗、述事诗等。

“感事诗”经常又被称为“抒情诗”，原因在于事在诗外，诗中或有情有事、或情大于事，甚至有时看不到事，诗中所抒之情、所叙之事皆是受到诗外之事的强烈刺激，要么直抒胸臆，要么寓情于景，要么事因情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隐喻假借、寓言故事、景象碎片等都是经常出现在此类诗歌文本中的叙事方式。曹植的《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诗中看似散漫无章的景象碎片、人生感慨、寓言故事之所以能意脉贯通又情深境邃，不得不归于诗人身世经历的无形介入。曹丕继位掌权后，立即将曹植的“至交”杀害，曹植却因争立失败而无力相救。高树悲风、海水扬波承载的是满腔的悲愤怨恨，“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隐含着诗人痛苦的人生经历，“拔剑救雀”的故事分明就是诗人幻想出的利剑在手、救友于危难的感人画面。中国古典“感事诗”很少呈现出完整、清晰的故事脉络，其“语言次第”也经常会散漫无章，其人物形象也会时常被人为地物化变形，但这并不能影响诗歌含蓄蕴藉的审美意味。重要的一点就是诗外之事与诗内之情、之事的参互成文，让诗歌“因事起情，事为情用”，虚实贯通，深沉含蓄。

“纪事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史”的意味，但并不等同于“史”。历史叙事力求直接、客观、简要，事外之情的介入势必会影响到历史记录的客观性、真实性。而“纪事诗”事在诗内，情在诗外，诗中事大于情，叙述者看似不露声色地“零度纪事”，实则是化情为事、以事表情。情节完整、事象鲜明、铺陈直录、不露声色是“纪事诗”常见的叙述方式。元稹的《六年春遣怀八首》（其二）：“检得旧书三四纸，高低阔狭粗成行。自言并食寻常事，惟念山深驿路长。”这首题为“遣怀”的悼亡诗，却没有一字直抒感怀之情。信中所描述的只不过是“读信”的事象，然而读来感人至深。诗人与亡妻生前相濡以沫的深厚情意营构成浓郁的情感语境，使得诗中所叙之事都饱蘸着诗人的思念之情。宋代文论家魏泰说：“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直抒胸臆往往容易使诗歌余味不足，寄情于事，以事表情，以鲜活的事象触人耳目，以潜隐的情感击人内心，往往会令诗歌韵味更加绵长。

“述事诗”所叙之事可实可虚，所表之情可切身切己，也可切人切物，有着相对完整、连贯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诗中载事载情，有叙有抒，诗外亦有情有事，诗境开阔。与西方以时间顺序或因果逻辑来叙事的长篇史诗不同，中国古典“述事诗”大多是切取自身经历的一个事件片段，以“镜像式”的叙事方式将“一时、一事、一情、一景”合成一片，再以“蒙太奇式”的组接方式连缀成篇的中短诗篇。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古典诗歌注重对“此时此地、此事此人、此情此景”的在场性呈现，以及从在场通达不在场的蕴藉性生成。清代文学家翁方纲就提到：“所谓置身题上者，必先身入题中也；射者必入彀而后能心手相忘也。诗必能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而后渐能几于化也。”翁氏所谓“实地”即“在场”，没有在场的切己、切时、切事的切身体验，诗中之事很难生情化境。

除了上述“自传切片式”的述事诗之外，还有一种“故事型”的“述事诗”，诗歌多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对人物及事件做尽可能完整、详尽的叙述，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突出。诗中故事是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审美空间。叙述者尽可能地以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引人入胜，读者往往因鲜活的故事而意往神驰，作者、故事、读者因此神交在一个虚构的审美空间中，并可能不断向现实空间延伸，达致物我两忘、融会贯通的审美境界。

由此可见，无论是感事诗、纪事诗，还是述事诗，我们很难以诗中情与事的比重多寡来分析其属于“叙事诗”还是“抒情诗”。无论在场的是怎样的事，情感总是诗歌叙事的审美导向，无论在场的是怎样的情，其背后总会有让人动情的事，情不虚情、以事表情、挟情叙事、情事交融往往是中国古典诗歌叙事的不二法门。

（摘编自张晶 李晓彩《以事表情 化事为境——论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化叙事》）

①能否人工再造意识的问题早已引起了人们广泛的争论。其中传统人工智能的学者宣称，机器是可以有意识的，机器也能够凭借这种智能或多或少地自动产生意识。

②1980年，持意识不可造观念的约翰·希尔勒用“汉语房间”的形式来论证意识不可再造的观点。假设一个非汉语语者坐在一间屋子里，当门外进来一串汉语字符，非汉语语者根据手中的规则表排出新的一串汉语字符，并把它们传出门外。如果每一个进来的汉语字符串确实包含了一个问题。那么一系列特别详尽而聪明的规则就可以让房间里的人排出一个包含这个问题答案的汉语字符串。从在房间外提出问题的汉语语者的角度看，似乎有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在房间里阅读他的问题并给出答案。但是实际上房间里的人并不知道自己读到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对他而言，问题和答案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

③希尔勒认为这就是人工智能最有可能做到的，一个机器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同时却不理解答案的意思。从另一角度看，无论机器的程序有多复杂，它都不可能有意识——它将用最愚蠢的方式来显示它的聪明。

④一些传统人工智能学者反击说，高度繁杂的人工智能程序并不是简单地以“最愚蠢”的方式从一系列规则中作出选择，而是考虑许多并列的不同规则、处理规则之间的冲突、对各种规则进行推测、认识规则之间的联系、组建新的规则。他们认为，这就好比一个锁在汉语房间里的、特别敏锐的、不懂汉语的人最终有可能开始理解汉语一样，一个繁杂的、建立在规则之上的系统是有可能得到基础意识的。此时神经网络学家从希尔勒的工作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他们说，单个神经元类似希尔勒的汉语房间，通过一组电化学规则被激发但是并不反映信号的意义。如此说来，大脑内部通过类似汉语房间的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意识，同样的过程也可能出现在人工神经网络中。

⑤这样看来，希尔勒的观点又是相当容易反驳的。就像从经验中论证的一样，生物化学作用与信息处理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低级但是完整的生物化学计算机装置的问世也是在将来几年内肯定可以预见的。同样道理，非生物化学神经网络在模拟生物化学反应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包括在大脑功能的模拟方面。

⑥丹尼尔·丹尼特于1991年出版了一部颇遭争议的书《意识的解释》。这本书的出现使意识——神经元网状系统的概念以及意识可造的观点得到了显著推广。丹尼特提出一种思想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多股信号流同时在大脑神经网络中传递。每一组信号流代表一种尚未发展为意识的原始念头，大脑在不断地处理信息、收集新数据的过程中，去除意识“草稿”中的某些部分而加强另外一些部分，最终会从这些混杂物中得出一个单一的、完整的、圆满的模式，也就是出现了清晰的思想。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司机一瞥之下看到有什么东西飞快地窜过前面马路，一个原始念头可能对这个景象作出解释：可能是松鼠，第二个可能倾向于是一只猫，第三种念头可能认为是只鸟。把这样东西的尺寸、速度颜色的信息都考虑进去之后，司机的大脑很快能得出结论：是猫。于是，“草稿”成了清楚的影像。

⑦事实上，大多数神经网络学者猜测神经网络需要特殊的物质才能得到意识。一些人认为混沌是被遗漏的潜在成分，混沌系统最典型的表现是出现一种趋势，一种突然从不规则、看上去是随意的行为转化为稳定的、有规律行为的趋势，就像是不成形的流水进入排水渠时可以立刻形成有规律的漏斗形。与标准的人工神经网络不同，混沌神经网络在处理相同环境下的相同信息的每次结果并不一定相同。关于脑电波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人类大脑中存在着混沌系统。

⑧另一种特制的物质机械装置为有意识的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引起神经学者极大关注的是通过特殊的物质机械装置来研究激发不同神经元的时间与比率之间的关系。由实验结果，研究人员推出，有意识的思想可能是依靠神经中枢的同步波来表示的思想模式组成，而无意识的思想则是以更少同步波的形式出现的。

⑨事实上人工神经网络已被证明，至少大体上来说，完全适合用以模拟那些可能的大脑意识来源的所有物质机械装置。看来第一台意识装置不仅能够具有大脑的功能，而且在许多方面就像大脑。

⑩由于建立在研究人类神经网络特性的自然规则基础上的人工智能研究继续蓬勃发展，可以说大自然为智能研究提供了蓝图，人工智能终将循此追寻下去。

（节选自戴维·弗里德曼《认知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