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传统语境中，“才子”一般用于称赞富有文学才华之人，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多数情况下，“才子”之“才”均作“文才”理解，鲁迅将明代人情小说分出“才子佳人”一类，并指出其中“所谓才者，惟在能诗”（《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才子”一词最早出现时，“才”却并非专指“文才”。《左传》载高阳氏和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合称“八元八恺”，是传世文献中“才子”概念的最早用例。这里的“才子”之义可以理解为“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苗裔”，与后世“才子”的义涵有较大差别。那么，从何时开始，“才子”与《左传》中的原义脱离了关系呢？最早可追溯到西晋潘岳的《西征赋》。潘岳作《西征赋》述行怀古，历数西汉名臣，其中特别举出“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贾谊出身甚微，家世无闻，却被称为“才子”，显然与《左传》中的意思有所区别。那么潘岳称贾谊为“才子”究竟何意？《西征赋》将贾谊与“终童山东之英妙”并称，是针对终军之年少而言。东汉文章常将终军、贾谊并称，喻指少年英才。《晋书·潘岳传》载：“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可见，潘岳也曾因年少有才被比作终、贾，他对终、贾并称背后的文化意义自然再熟悉不过。因此，《西征赋》中的“才子”不再是《左传》中的“苗裔”之义，而是与“英妙”相对，重点在强调两人年少成名。
不过，真正使“才子”义涵转向“文才”的关键，是《西征赋》将“才子”与“贾谊”绑定的做法。在汉代，贾谊的形象以“贤臣”为主，人们主要关注他的学问和政治能力。到了南朝以后，贾谊则越来越多地被当作知名文人来看待，他的“才”也越来越多地被指向文才。《文心雕龙·才略》说“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将他当作西汉辞赋之士的代表人物，强调其“文才”。在这样的语境下，用以形容贾谊的“才子”之“才”，也开始指向“文才”。
南朝以“才子”表示“文才之士”的例子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梁武帝对“才子”评语的频繁使用。梁武帝经常在大臣展现文才之后，将之评为“才子”，且均偏指文才而言，这与他的用人政策息息相关。南朝取士标准，无非才能、门第两项，即使世族子弟，也必频繁展现出众的文才，方能获得美职。在这种风气下，出身较低的士人想要得到拔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文学上取得佳名。梁武帝为打破高门士族对仕宦的垄断，曾大力改革选官政策，尽量提拔次门、寒门和吴地士人。被梁武帝冠以“才子”头衔者，大部分都非高门，但均是武帝想要重用的对象。“才子”中的“才”既有《左传》中“政才”的传统义涵，又包括《西征赋》和南朝以来“年轻有为”和“文才”的新兴义涵，恰好符合梁武帝提拔年轻文才之士出任要职的目的。
在“才子”偏指“文才之士”的用法流行之后，又出现了“辞人才子”的搭配。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明确将“才子”与“辞人”并列，定位为诗赋创作者。后来的《文选序》《北齐书·文苑传序》等文献中，便均延用“辞人才子”或“词人才子”代指文才之士。唐代，“词人才子”或“才子辞人”的说法更是成为固定搭配，“才子”偏指文才的义涵由此进一步固定了下来。
综上所述，“才子”一词的义涵由《左传》中仅指“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后裔”转变为“富有文学才华之人”，虽看似复杂，但都与魏晋以后文学逐渐受到重视、文才在政治与社会中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密切相关。
（摘编自徐俪成《从政才到文才——魏晋南北朝“才子”义涵的确立》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管是正史还是各类文学作品之中，“才子”一词开始大量出现，无疑与这一时代文学的进一步自觉乃至独立，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才子”指诗才。钟嵘《诗品》中亦言：“预宗此流者，便称才子。”将才子这一概念纳入其诗学批评体系。“才子”一词由此逐渐固定，形成了成熟的才子概念，指才高词赡的诗人或作诗者。
进入唐代，出现“大历十才子”这样的以“才子”命名的诗学集团，据《唐才子传》的相关记载，此十人俱是诗才俊雅之人。另外，如元稹与杜牧之类的风流才子，他们风流多情，流连于风月场所，但因其写得一手好诗，便被时人解释为才情的体现。这一时期，才子除了指诗才高超的诗人，亦指风流蕴藉的诗人。
宋元时期，唐代“元才子”所开辟的风流蕴藉的才子概念由柳永接续，伴随着对柳词“才子词人”的误读，产生了“风流才子”这一“才子”下位概念，形成了主要基于仪表、情爱而非诗才、辞才的市俗化风流才子形象。另一方面，出现以“才子”命名的诗史专书《唐才子传》，传统才子概念（诗人）在诗学及诗史领域的使用日趋成熟。
明清时期，诗坛“北郭十才子”“江东三才子”“吴中四才子”等才子诗群辈出，纵横恣肆，狂傲放诞，才子概念也因此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质。才子不再为诗学、诗史所独有，又与风流才子的概念渐次合流混同，前代才子概念的文体界限、雅俗差别都消融殆尽。不再单指文学才能出色的人，普通人也可称为才子。总而言之，才子概念完成了文艺、文类、雅俗、性别的全面盛极与扩张过程。
（摘编自齐星《金圣叹的“才子观”》）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西晋潘岳在《西征赋》中将贾谊称为“才子”，其实与贾谊的出身、家世无关，而是用来强调贾谊年少成名。 |
| B．梁武帝对“才子”评语的频繁使用，从根本上提升了寒门文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推动了“才子”内涵的转变。 |
| C．正史及各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才子”一词，标志着这一时代文学的进一步自觉乃至独立。 |
| D．唐代人们所称的“才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才子”概念有着明显不同，唐代的“才子”专指风流蕴藉的诗人。 |
| A．“才子”一词刚出现时并不专指富有才华之人，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
| B．在汉代，人们主要关注贾谊的学问和政治能力，南朝以后人们则将目光转向贾谊的文才。 |
| C．钟嵘将“才子”概念纳入诗学批评体系之中，这对“才子”概念的固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
| D．市俗化风流才子的概念只偏重仪表、情爱，这其实是对柳词“才子词人”的一种误读。 |
| A．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有一秀才，姓沈名灿若，年方二十岁，是嘉兴有名才子。 |
| B．清吴敬梓《儒林外史》：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 |
| C．《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穆宗在东宫，妃嫔近习皆诵之，宫中呼元才子。 |
| D．《后汉书·荀淑传》：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 |
5．明清时期“才子”的概念与前代相比有何不同？请结合材料二内容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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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话剧诞生于1907年，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风雨历程。《雷雨》《茶馆》《蔡文姬》等经典名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戏剧人。以林兆华、徐晓钟为代表的话剧导演在继承焦菊隐先生“话剧民族化”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将戏曲美学融入话剧创作，实现了百年话剧与传统戏曲的诗化“联姻”。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中国戏曲宛若一位待字香闺的古典佳人，伴着唐风宋韵的高叹低吟，沿着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的历史轨迹一路莲步轻移而来。正是传统文化的烛照濡染，使戏曲“离形取意”，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虚拟的表演如水墨丹青的纵横之笔，“无画处皆成妙境”；写意的舞台简约空灵，无花木却见春色，无波涛可观江河；唱念做打中“汇千古忠孝节义，成一时离合悲欢”，处处体现着戏曲自身诗的艺术表现和诗的抒情美。举例言之，京剧《秋江》“行船”一场，老艄翁摇桨渡陈妙常追赶赴考远行的潘必正，舞台上既没有水也没有船，全凭演员的形体动作表现颠簸摇荡的情景，时而急流险滩，时而风平浪静，表现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
与传统戏曲不同，根植于欧洲文化土壤上的话剧无论是透视社会人生的角度，还是具体的舞台场景，都呈现出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同样表现行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的名剧《奥赛罗》对威尼斯小船的处理可谓极尽逼真之能事：十二个人推动巨大的船身，以风扇吹动麻布口袋，模拟浪花的声音。写实的话剧虽然能让观众产生“走进故事”的心理反应，但过度的堆砌使有限的舞台空间缺少了灵动飘逸之美，话剧导演逐渐认识到，写实与写意不应是泾渭分明的两极。
从西方绅士到谦谦君子，话剧以兼容并蓄的胸怀从传统戏曲中吸取养分。焦菊隐先生说：“以话剧之形，传戏曲之神。”话剧向戏曲借鉴不仅是摹仿其外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化”其内在神韵。《茶馆》中舞台调度的曲线美、念白抑扬顿挫的韵律美以及人物身姿台步的造型美，都是戏曲手法的集中体现。此外，话剧《万家灯火》“停电”一场巧妙运用京剧“夜深沉”的曲牌烘托气氛；林兆华导演在《白鹿原》中以陕西秦腔为背景音乐贯穿始终，实现了地方戏与话剧的完美融合。
戏剧理论家马少波说：“实而不虚，必浊；虚而不实，必浮。”相信话剧与戏曲的虚实互补、诗化“联姻”必将为百年话剧撑起一片朗朗晴天。
（摘编自《百年话剧与戏曲的诗化“联姻”》）
材料二：
中国话剧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世界戏剧思潮保有文化上的对应联系，中国戏剧人引进源自西方的戏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使其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外国人赞赏中国戏曲，最初多因新奇，把它看作遥远东方的神奇技艺，心向往之，却终不能至。他们观看中国话剧时，差异感和惊诧性则大为降低。由此，外国人看中国话剧，更能引发他们的观赏兴致，更有对话空间和交流契机。话剧《茶馆》在西方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西方人不仅看明白了《茶馆》，还懂得了剧中人的孤独和悲苦，他们在王利发“改良改良，越改越凉”、走投无路、自杀身亡的人生境遇中，理解了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们感受到了中国演员的表演功力和艺术默契，《茶馆》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合作与交流总是相伴而生，“请进来”与“走出去”相辅相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曾邀请多位国际一流导演来华进行艺术交流与合作，产生多部优秀戏剧成果。与此同时，中国话剧的海外影响力逐渐增强，曹禺的剧作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英、法、美、日、韩等国多次演出。俄罗斯契诃夫戏剧节、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英国爱丁堡戏剧节、德国柏林戏剧节、西班牙欧洲儿童戏剧节上，也逐渐出现中国话剧、儿童剧的光彩形象。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丰富文化和优秀艺术的国度，戏剧文化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外戏剧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合作逐渐增多，赴海外演出剧目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通过观剧，与剧中人产生共鸣，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理解，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灵距离。
文明交流互鉴应建立在平等对话、润物无声的基础上，因为平等，交流才能达成；因为善意，交流才会真诚。中国话剧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秉持以史为鉴的创作思路和开放包容的交流态度，拥有源源不断的艺术活力，在向海外观众展现真实立体的中国和中华文明精粹的神韵风采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2011年，中国青年导演黄盈的话剧《黄粱一梦》在阿维尼翁戏剧节连演24场。它讲述的是书生卢氏在旅店邂逅道士吕翁，吕翁给了他一个神奇的枕头，让他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在梦中，他度过了中举、升官、发财的春风得意的一生，醒来时，店主烹煮的黍饭还没有熟。该剧吸纳了传统戏曲的写意方法，寻找带有戏曲特色的中国式肢体表达。简约的布景、中国戏曲式服装、台口上煮饭的热气、讲述人娓娓道来的唐代传奇，充满着哲理意味。法国观众说，他们看懂了这个中国故事，它在思考现代人生的快与慢，人们往往因为太在乎未来，反而忽略了当下。此后10年，《黄粱一梦》在欧亚五国上演近百场。
中国话剧在国外的演出，赓续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创作者注重从民族艺术资源中寻找创作灵感，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创造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彰显东方美学的卓越性和独特性，开创文化融通、文明互鉴的美好前景。
（摘编自宋宝珍《让世界感受中国话剧魅力》）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话剧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出现了《雷雨》《茶馆》《蔡文姬》等经典名作，也出现了林兆华、徐晓钟等优秀的话剧导演。 |
| B．中国戏曲历史悠久，沿着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的历史轨迹一路发展而来，因受唐风宋韵的濡染，形成了“离形取意”的特点。 |
| C．中国话剧移植于欧洲文化土壤，与世界戏剧思潮保有文化上的对应联系，又经过中国戏剧人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
| D．近年来，中外戏剧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通过中国赴海外演出剧目，加深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理解。 |
| A．将中国戏曲美学融入话剧创作，实现了百年话剧与传统戏曲的诗化“联姻”，是“话剧民族化”的重要表现。 |
| B．同样表现行船，京剧《秋江》全凭演员的形体动作进行虚拟表演，而《奥赛罗》对威尼斯小船的处理则力求逼真。 |
| C．曹禺的剧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在多国演出，中国话剧出现在西方戏剧节等，都是中国话剧“走出去”的明证。 |
| D．中国话剧《黄粱一梦》以中国式肢体表达、中国戏曲式服装折服了外国观众，因而十年来在欧亚五国盛演不衰。 |
| A．戏剧的本质就是大家一起，创造性地把虚构变为真实。 |
| B．中国戏曲的态度是坦白承认是在演戏，老老实实承认演戏是对生活的艺术模拟，不是生活本身。 |
| C．金戈铁马四龙套，纵横捭阖一马鞭。倒海翻江三尺桨，百转柔肠寄丝弦。沧海桑田在台毯，粉墨春秋是梨园。 |
| D．如果你想塑造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那就让它像开始时那样，一直保持到剧终，形成独特的风格。 |
5．要让世界感受中国话剧魅力，应该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话剧“走出去”？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推荐2】阅读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实物遗存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核心任务就是“透物见人”。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推理的基本途径分为三条：归纳、演绎与类比。归纳就是要尽可能获取更多的材料，获取更多角度的信息，从中提炼出认识来。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所主要依赖的研究路径，广泛的发掘与占有材料，还有鼓励多学科的合作，都是为了获取尽可能丰富的信息。
所谓演绎，就是从理论出发，从一般到特殊。对考古实践而言，研究者如果没有装备理论，实际是无法认识遗存的。尽管物质遗存一直都存在，但只是有了考古学之后，它才成为研究材料。研究并不仅仅是从材料出发的，理论是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例，研究文明起源的理论众多，有水利说、阶级斗争说、战争说、人口说，如此等等，究竟哪一种理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呢？从这些理论出发，可以进行推导，帮助我们关注考古遗存中相关现象。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理论研究，那么研究者就不知道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现象。忽视理论研究，不理解理论研究，理论来源不足，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考古学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从古代物质遗存到古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这不是我们从今天的经验可以简单推导的，因为古今并不一定一致。尽管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的观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就是类比，它是考古学“中程理论”建设的核心。中程理论是跨越物与人之间鸿沟的桥梁，是透物见人考古推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论是从物到人，还是从人到物，都有一定的模式可以探索，否则考古学就是不能成立的。在既往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中程理论的重要性，这导致我们的考古推理存在不少想当然的现象。中国缺少民族志与民族考古资源，不过，这部分资源可以通过借鉴西方考古学获取。
完善考古推理，需要宏观与微观上的努力。宏观上需要尊重科学精神，科学对于考古学来说，不仅仅指科技考古的方法，还指科学的一般原则：尊重真理、立足理性、合乎逻辑。尽管考古学研究有关古人的推理不可能回到过去进行检验，但是可以间接地通过实物材料进行验证。微观上是指考古推理需要综合运用三条路径的推理。考古学从物来研究人，它本质上还是研究人的。不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特殊意义上的人的，古人就是特殊意义上的人。因此，考古学研究仅仅从考古材料出发是不够的，还需要从人的一般研究出发，这里包括所有与人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等学科。理解人的状况需要在关联的网络中加以理解，这也就决定考古学不可能是孤军奋战的。要完善考古推理，需要把考古学放在有关人的研究的关联中来考虑。
（摘编自陈胜前《理论视角下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科学化和本土化，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在方法论的建设上取得了重大进步。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两个基本方法，从根本上讲是由考古材料的埋藏性和有形性决定的。除此之外，100年来还有很多其它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加入到了考古学，其来源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来自自然科学，一类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两相比较，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更多一些。“科技考古”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也标志着考古学的进步和水平。人文社会科学参与考古学的广度和深度虽远不如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但从长远看它们终究会成为考古学合作的主力军，因为离开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与交叉，考古学自身无法全面释读和复原古代遗存所蕴含的全方位信息和复杂多样的社会面貌。
在中国考古学理论的问题上，以往有少数学者只强调西方的理论模式，而不认为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的理论。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中国考古学的百年探索和学科建设，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以夏鼐“考古学文化定名说”和苏秉琦“文化谱系论”“文明道路论”为代表的“一说两论”，构成了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用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实践，自然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而这个学派的特点正是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史情、地情、民情、国情出发，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把回答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从哪里走来、怎样走来的问题作为学科目标和任务，并以此为特色屹立于世界考古之林。
（摘编自赵宾福《从东北出发：百年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与进步》）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考古学通过实物遗存来了解人类过去，以“透物见人”为核心任务，采取归纳、演绎与类比三条基本途径进行考古推理。 |
| B．中国考古研究者只从材料出发，而忽视了理论研究，缺乏对相关现象的关注，导致中国考古学研究出现问题。 |
| C．古今可能有差异，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对古代物质遗存与古人行为作简单推导，但是我们可以运用中程理论，借助观察来进行类比研究。 |
| D．考古学虽然是从物来研究人，但其本质还是对人的研究。在考古推理过程中，需要把考古学放在有关人的研究的关联中来考虑，不可孤军作战。 |
| A．材料一介绍了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推理的三条基本途径，其中“归纳”这一途径最为重要。 |
| B．两则材料都以中国考古学为论述对象，但材料一侧重分析中国考古学的理论研究情况及存在问题，材料二重点关注百年中国考古学的起步。 |
| C．中国考古学经过百年的发展取得重大进步，其中科技手段的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
| D．中国考古学派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使中国考古学的影响面逐步由小众走向大众。 |
| A．《俨山集》：“吾儿不欲收买古董，甚正当正当；吾所以为之者，欲为晚年消日之资，亦不可为训也。” |
| B．《宋史•刘敞列传》：“（刘敞）尝得先秦彝鼎数十，铭识奇奥，皆案而读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 |
| C．《通志•金石略》：“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
| D．《考古图》序言中指出，金石学就是“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 |
5．从三星堆遗址黄金面具的出土，再到学堂梁子遗址“郧县人”3号头骨的面世，这些丰厚成绩都离不开学者的辛勤付出。若你是一名考古学专业新生，将以“我来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考古学”为题参加新生演讲，请结合材料列出发言要点。
材料一：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个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摘编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材料二：
鲁迅关于唐传奇的具体论述多有精彩之处，如“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等。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则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疏漏，在逻辑上不能成立。
第一，鲁迅所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其立论前提是:“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所谓“有意”是相对于六朝志怪而言的。但实际上，从文体渊源看，唐传奇源出于传记，而不是源出于志怪。鲁迅的立论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语义、分类角度来看，所谓的“志怪小说”，乃是以题材为标准的分类名称。 所谓“传奇小说”，则是以文体为标准的分类名称。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它们分属两个内涵不同、外延交错的概念。就文体而言，传奇小说大体以传、记为名，清楚显示了它与传记的承继关系。其次，从目录学的划分来看，唐传奇也一向被视为传记类作品，《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等都是这样归类的。与其说唐传奇源出于志怪，不如说唐传奇源出于传记。
第二，把有意以虚构的方式叙事写人视为“有意为小说”，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首先提出“唐人乃作意好奇”的是明代的胡应麟，他指出，“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体亦卑下无足论。”胡应麟认为，六朝志怪虽多“变异之谈”，但大都不是有意“幻设”，而是作者当作真事记下来的。唐传奇则是有意“幻设”，胡应麟称之为“作意好奇”，言下颇有不屑之意。
从《中国小说史略》的行文脉络可以看出，鲁迅引述胡应麟的话，是为了得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结论。胡应麟只说唐人与六朝人的区别在于“有意幻设”，鲁迅则由此推出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命题，把“有意幻设”当成了“有意为小说”，照他的 理解，有意以虚构的方式叙事写人就是“有意为小说”。
从现代文学理论的角度看，鲁迅的推论是站得住的。“艺术内容的虚构性是近代意义小说的重要规定性，也是小说同实录文学的重要区别。”“没有虚构，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小说。”马振芳教授的表述，大体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大陆学者的共识，而鲁迅的推论与这一共识是吻合的。
只是，如果回到中国古代的文学生态，就不难发现，鲁迅的推论其实大为不妥。盖历史的事实是，有意以虚构的方式叙事写人，并不始于唐代，而是始于先秦。“在中国文学史上，庄派学者大约是最早正面而系统地提出以虚构想象来写人叙事的文学家。”《庄子》中的《盗跖》《渔父》《列御寇》等篇表面上是历史故事，实际上纯属虚构。这足以把鲁迅置于两难的境地：要么将《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视为“有意”写成的“小说”，要么放弃有意以虚构的方式叙事写人就是“有意为小说”的论断，两者必居其一。而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是对“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否定。“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命题之不够严谨，由此可见。
第三，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里包含了一个假定:唐人已有一种与今人相近的小说观念。否则的话，怎么能说“有意为小说”呢？而从历史的事实看，唐人虽有其小说观，但绝不同于今人的小说观，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意”地来写一种符合现代标准的小说了。或者说，唐传奇的确大体符合现代的小说标准，但唐传奇不是为了符合这种现代小说标准而“有意”写出来的。
许多学者之所以认同“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命题，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唐传奇与唐诗并称“一代之奇”，其成就之卓越辉煌，只有这个命题才与之相称。如果否定了这一命题，就相当于否定了唐传奇在小说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我看来，唐传奇在小说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有目共睹，谁也不能贸然加以否定。只是，用“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来揭示唐传奇的小说史意义，则未免欠妥。如果一定要就唐传奇的小说史意义提出一个命题，我们的表述是:“传记辞章化”开创了中国小说史的新纪元。
唐传奇基本包括传、记两种体制。“传”较多地继承史家纪传体的传统，对人物的生平、出处、归宿等有相当完整的交代，文末通常还有一段论赞式的议论；“记”不大注意交代人物生平，而是截取人生的某一片段加以记叙。但无论是“传”，还是“记”，它们都属于史书一脉。因此，尚未辞章化的传、记只是历史文体，并不具备传奇小说品格。唐传奇“有意幻设”的虚构特征，唐传奇对私生活感情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唐传奇对自然景物的钟情，唐传奇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唐传奇的骈俪句式与华丽辞藻，凡此种种，无不取之于辞章。可以说，在融合了辞章的旨趣和表现手法后，传、记就成为了传奇。唐传奇的那些符合现代小说标准的特点，就是这样产生的。传记辞章化开创了小说发展史的新纪元。当然，以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并不始于唐人，而是始于六朝，但将这种创作倾向发展成一种划时代的风尚，却非唐人莫属。
（摘编自陈文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不能成立》）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与粗陈梗概的六朝志怪小说相比，唐传奇大多叙述更加宛转曲折，文辞也更加华艳，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 |
| B．历代论者对唐传奇褒贬不一，或认为其格调低下，不如韩、柳的文章；或将传奇与唐诗并称为“一代之奇”。 |
| C．早在先秦时期，文学家就有意识地以虚构方式创作小说，这证明鲁迅“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不够严谨。 |
| D．“传”往往完整交代人物生平，“记”则记叙人生中的某一片段，二者本属历史文体，不具备传奇小说品格。 |
| A．“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分属两个内涵不同、外延交错的概念，可见二者之间不可能有继承关系。 |
| B．六朝志怪小说虽多“变异之谈”，但都是作者当作真事写的，不符合现代小说的标准，不能看作小说。 |
| C．“唐人已有一种与今人相近的小说观念”这一假定不能成立，所以“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不能成立。 |
| D．两则材料都引用了胡应麟的话，材料二的引用相对完整，材料一部分引用，以致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
| A．唐代小说作家主体意识增强，他们有意识地采取夸张、想象等文学手段进行创作，逐渐摆脱了史学的束缚。 |
| B．辞章注重语言的华丽、骈偶，声调和谐。史家偏爱简净质朴的语言，辞章则更多讲求语言的形、声之美。 |
| C．传奇是一种诗化的小说，除了文中穿插诗歌以外，整个作品往往采用诗的语言， 某些作品还具有“赋”的成分。 |
| D．小说和史传尤其是杂史杂传存在着血肉联系，小说总是处在杂史杂传的边缘地带，其间的差别常常是模糊的。 |
5．材料二是如何反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观点的？请简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