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当推张謇于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这亦是中国公共博物馆的滥觞。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视博物馆建设，更为重视挖掘、发挥文物的现实价值及其教化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在新时代，要让文物、遗产、古籍活起来，博物馆担当着怎样的重要使命，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是以物教人。“物”是一切博物馆的基础存在，是博物馆的本质内容，也是历史、文化存在的载体。物的搜集、甄别、筛选、保存、陈列都有其基本的规范及内在，既是一项系统的专业工程，也是一项体现审美价值的艺术工程，还是一项需要大批热爱博物馆事业者敬业奉献的工程。张謇当年为办博物苑，“謇家所有，具已纳入”，不仅将自己全部收藏奉献出来，而且随时随地留心，或征集或索求或购买，以不断丰富馆藏。以物教人，就是要将物的形态真实、准确、合理地展现出来，让人们在观物、识物、赏物的过程中，既能观看其形态特征，也能感受其本质属性，还能体会其生命性。在此过程中，让观众由物及物，由物及理，由物及人，并从中获得知识，体会美感，陶冶性情。

二是以史育人。“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物的背后有着其特有的历史和故事。要将这些历史和故事尽可能真实地挖掘出来、准确清晰地描摹出来、形象生动地讲述出来，既需要知识水平，也需要智慧能力，还需要付出艰辛劳动。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将故事讲得生动形象。博物馆本身亦具有存史功能。张謇当年通过上书、游说等方式呼吁国家办博物馆，认为公共博物馆功能之一就是存史以公诸天下，以物存证，以史服人。他认为“中国世称文明最古之国，作为文明古国，其政治与风俗的沿革、器具器物的制作、自然物品的收集与保存等等，当然值得“魁儒硕彦研求讨论”“上可以保存国学，下可以嘉惠士林”。同时，存物存史，让学校师生及社会大众获取知识，“盖有图书馆、博物院，以为学校之后盾，使承学之彦，有所参考，有所实验，得以综合古今，搜讨而研论之耳”“地方人民知识之增进，亦必先有实观之处所”。张謇当年的博物馆思想对今天仍有重要启迪意义。

三是以文化人。“文”指的是文化，文物背后有历史有故事，历史故事背后蕴含着文化。以文化人是指由“物”“史”所体现出的文化来引导人、熏陶人、感化人，使人们的心灵、思想得到浸润和滋养。文化既客观存在，又抽象无形。以文化人，博物馆的这个功能和职责在今天越来越受到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考察时说，要把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体现了活化馆藏文物和历史遗存的重要性。文化蕴含于文物之中，人们在观物、品史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受到感染，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既带给人精神的愉悦和享受，也能领略并感知文化遗产的精髓和力量。

物、史、文三者处于不同的层面。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基础；史是能够领略、感知的，是物与文化的桥梁纽带；而文化则是无影无形的，当然，它虽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是可意会的。史借助于物得以表达，而文化又附着于物的形体、史的内涵之中。物所展陈的程度、史被挖掘的水平，这二者对文化的揭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王敦琴《新时代公共博物馆的重要使命》）

材料二：

线上展览并非新鲜事，这次人气大涨，当然与人群憋在家里只“云游”有关，但线上展览本身的升级亦不可忽视。比如，线上展览与多家媒体、视频网站进行合作，充分利用这些平台的技术力量和用户基础，扩大影响力。故宫博物院的直播，就联合了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腾讯新闻等媒体和平台。相较于早前只有静物图片和简单多媒体内容的展览，在新技术的加持下，这次的线上展览可谓已升级为2.0版，更加契合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比如，青少年好奇心强，动手意愿强烈，一些线上展览就在这方面下功夫。进入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数字多宝阁”，选择一款文物，观众可得到文物的高清图像和尺寸的全部数据，还有3D动画详细展现文物制作的每一个步骤，有的展览还能让观众参与其中，亲自设计制作个性化的文物。这些设计突破了实物展览的局限，可以使青少年获得更好的欣赏体验，也使他们的参与感得到满足。

线上展2.0还丰富了展品的教育意义。经常去博物馆的人都知道，由于布展限制，很多藏品的介绍都是只言片语，对普通观众来说，难以深入了解藏品的更多信息。借助海量的数据资源，如今的线上展览突破了这一限制。观众点开一件展品，就是点开了一个历史截面，展品的文化背景、历史故事乃至时代风云，都会呈现在眼前，这无疑赋予了展品广阔的生命力，同时也很好地满足了青少年的求知欲，内中蕴含的教育价值不可低估。早前，更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海外博物馆上线拼多多直播，让观众一天观遍多座国内外的顶尖博物馆，感受人类文明的不同魅力。

（摘编自高毅哲《线上展览助博物馆发挥育人作用》）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中国逻辑和印度逻辑是东方逻辑思想的两大源泉。东方逻辑起源于作为逻辑应用的论辩，并具有把这种应用贯彻始终的特点。

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邓析、惠施、公孙龙等人就以“辩”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探讨了与“辩”有关的诸多问题，并逐渐形成了名辩学派。惠施的“历物十事”和辩者的“二十一事”，公孙龙和荀子的正名学说，韩非子的“矛盾之说”等标志着名辩学的兴起。尤其是后期墨家，集先秦名辩学之大成，完成了中国逻辑的标志性著作《墨经》，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被称为“名辩学”的逻辑学体系。简言之，东方逻辑研究以名、辞、说、辩为主要内容，偏重于名辩的应用，不同于西方那种面向抽象理论的论辩研究，是一种偏重于论辩在实践中应用的应用逻辑学。它彰显了论辩应用的自觉意识，催生了东方逻辑并伴随其不断成长，构成了东方逻辑沿着应用型逻辑发展道路前行的主旋律。

③西方的逻辑推理以几何学为摹本，建立在追求真理的理性主义基础之上，而东方强调的是在经验研究中如何运用名辩推论去正名，以明辨是非，说服对方，在一系列隐晦的推理中直接深入到经验性实在的本体论基础。因此，它强调的是对“穷理致知”的尊重，重视经验和实践态度。如：

宗（论题）：此山有火。

因（原因）：以有烟故。

喻（例证）：如灶——并非如湖。

合（应用）：此山亦如是。

结（结论）：故此山有火。

④在西方推理中，喻例是多余的。但东方古正理派认为，这五支缺一不可。原因在于，只有具备五支才能获得“第三次的知识”。“第一次的知识”是看到灶中的烟与火，从而知道烟与火的联系。“第二次的知识”是看到眼前此山中的烟。“第三次的知识”是联想起烟与火的（因果）必然联系，从而知道此山有火。东方逻辑学既把喻例视为必不可缺的，因而它必然否定在找不到喻例的情况下进行推理的可能性。

⑤西方逻辑的特征之一是形式与实质的分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二者关系。东方逻辑中固然有关于形式的初步研究，如《墨经·小取》中有侔式推理，但中国逻辑更重视形式真与实质真相结合的研究。如果不从二者结合的角度考虑，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如“白马非马”那样的论辩。若单从形式角度分析，“白马非马”显然是诡辩，但是，若从形式真和实质真相结合的角度分析，“白马非马”这个命题则可以自圆其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里的“非”是“不等于”的意思。中国思想家所考量的难点在于，“公孙龙了解的是一般的马，而他的论辩对手想到的白马，是一种特殊的马”，“属”“不等于”“种”，这是辩者建立“白马非马”论的真正基础。也就是说，从形式真和实质真相结合的双重角度看，白马“不等于”马，因此，“白马非马”。

（节选自任晓明《东方逻辑的特质》）

材料二：

①西方逻辑在其发展中特别注意引进人工符号语言，特别强调建立形式系统和公理系统，可以说，西方逻辑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逻辑向完全形式化、公理化方向发展的过程。

②西方逻辑的发展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之特点？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探析，在于西方崇尚求知的传统文化精神。在古希腊，人们把求知当作人类的一种本性，人们追求知识，不以任何功利、实用为目的，纯粹是“为知识而知识”。这种崇尚求知的文化精神注重向周围的客观事物作究根究底地探索，把哲学与科学从神话中解放了出来并为之营造了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这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地探讨自然、人事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某一问题，人们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论证。

③西方崇尚求知的文化精神强调怀疑、批判与超越，这使得人们在知识问题上敢于拒绝一切个人的和历史的权威，勇于拓荒觅径，追求创新。西方崇尚求知的文化精神还注重理性的完善。在古希腊，人们推崇抽象与演绎，并认为这种能力可以为知识建立一种普通的原则。基于此，人们把理性的内在的完整性当作知识的最高标准，要求一种知识必须具有结构上的完备性，推导程序的严格性和规范性，以及表达上的准确性。这种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强调分析，追求精确性与确定性，致力于从某个初始的命题出发，按照一定的形成规则而推导出确定的结论。

④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注重致用、讲求实效，在思维方式上重直觉轻论证，好综合而恶分析，善于类比而拙于演绎，崇尚经验、先哲而怯于怀疑、批判与超越。这使得中国逻辑从一开始便“为实践的目标所限制”，一直没有获得独立而又系统的发展，也无力走上形式化、公理化的道路。

（节选自赵发海《西方逻辑发展的特点及其文化探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