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

中国诗歌史上，对于一个理想的诗歌时代，唐代以前大都向往建安，唐代以后则转而醉心于盛唐。盛唐气象乃是在建安风骨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

那么盛唐时代与建安时代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又有什么不同点呢？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了解建安时代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是从两汉的宫廷势力，从沉闷的礼教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于是文学也就有力地从贵族文学中解放出来，一种自由奔驰的浪漫的气质、富于展望的朗爽的形象，就构成建安风骨的精神实质。而唐代也正是从六朝门阀的势力下，从佛教的虚无倾向中，从软弱的偏安与长期的分裂局面下解放也来，而表现为文学从华靡的倾向中解放出来，带着更为高涨的胜利心情，更为豪迈的浪漫气质，更为丰富的朗爽的歌声，出现在诗歌史上。这一种解放的力量，也就是建安风骨真正的优良传统。

建安是解放的时代，但也是艰苦的时代。这艰苦由于这时代是出现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废墟之上的，这艰苦又由于这时代还缺少一种保证这个解放的有效的经验，因为一切都似乎是草创的。荒凉高亢的歌声，这是建安风骨的基调。而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有了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的发展经验的进展得较为顺利的时代，自然流露出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这就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同为解放的歌声，而又不全然相同的地方。建安风骨因此是具备在盛唐气象之中的，也是盛唐气象的骨干。然而盛唐气象又不止于这个“骨”，它还有丰实的肌肉。唐代的宏伟的力量，表现在经济上，表现在文化上，表现在边防上，也就广泛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盛唐气象潜移默化，无往而不存在，因此只能说是一片气象，而非素朴的风骨所能尽了，它乃是建安风骨的更为丰富的展开。这就是“盛唐气象”所以在“建安风骨”之后成为古代诗人们普遍向往的造诣。

论“盛唐气象”最集中的，莫过于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一部批评名著，其中心命题就是高倡“盛唐气象”。严羽说汉魏是“气象混沌”“不假悟也”，盛唐是“气象浑厚”“透彻之悟”。如果“悟”是对于形象的捕逐，那么，汉魏就是还不曾有意去捕逐，而是听其自来的，所以说“不假悟也”；盛唐则是认识到捕逐而且达于深入浅出的造诣，所以是“透彻之悟”。汉魏既然还没有致力去捕逐形象，所以形象是淳朴的，又是完整的，因此“难以句摘”；如同还没有开采的矿山；这也就是“气象混沌”。而盛唐则由于致力捕逐而获得最直接鲜明的形象，它好像是已经展开来的真金美玉的矿藏，这就不能说是混沌，只能说是浑厚了。

一种青春的旋律，无限的展望，就是盛唐诗歌普遍的特征。

盛唐气象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盛唐气象”是唐诗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自从舒芜、林庚在五十年代提出并探讨这一概念后，“盛唐气象”就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并引发了热烈持久的争论。

关于“盛唐气象”的研究，其基本着眼点应该是历史事实和文学事实，所以有几个基本点是不能不特别注意的：

一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盛唐的社会、文化呈现出了不同于前代的种种特点。“盛唐气象”虽然是用来说明诗歌的，但也有社会的、文化的内容，“盛唐气象”通过诗歌体现的是一个辉煌时代的精神风貌。

二是盛唐人的价值追求、主体精神，如用世精神与高度自信、高度社会责任感、英雄主义情怀等，也是对“盛唐气象”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盛唐气象”应该是盛唐人的价值追求、主体精神在诗歌中的感性显现。

三是盛唐人崇尚刚健骨气的审美取向。体现在诗歌中，就是雄浑壮美、大气磅礴、酣畅淋漓，所以“盛唐气象”就整体而言，应该是一种壮美的气象，当然也包涵自然清新的优美风格，虽然优美在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关于“盛唐气象”的研究视野应该更为开阔，所涉及的问题也应该更多，如：南北方文化的空前融合对“盛唐气象”的形成有何影响？盛唐以后的诗人诗作是如何接受“盛唐气象”的影响的？还有，“盛唐气象”反映的是一个时代艺术与美学的风貌，对“盛唐气象”的研究，综合考察、立体考察更有益于获得科学的结论。

总之，有关“盛唐气象”的研究虽然历经五十余年，尚待研究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我们以认真科学的态度逐一解决。

（摘编自高建新《五十年来“盛唐气象”研究述评》）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后，中国人不是逃离地球，而要带着地球一起跑？”面对外国人问出的问题，《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回答：“我们买房子买的不是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家庭，里面住着父母、老婆、孩子，这个物理空间承载着我们所有的情感。中国人特别有家国情怀，即便发生了灾难、战争，很多人也不愿离开家乡，死也要死在那儿。”

这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主题不谋而合。在过去以农为主的中国社会，人们极少迁移，因为所谓农耕，就是要靠土地吃饭。农业的固定性，使得勤劳的人民逐渐世代安居，终日和土打交道的经历，则让他们周身都环绕着泥土的气息。

在现代说法中，“土气”是一个贬义词，但在费孝通看来，“土气”实际上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土气”，也就是接地气，它象征着人们与大地的亲密接触，充分熟悉，“土气”其实是辛劳、知足的代名词。也因此，大批的中国人逐渐变得守旧而崇古：老祖宗留下的都是财富，那么凡事照搬经验去做就行。因此在现在看来的“食古不化”，殊不知，是因为在以土为生的年代，“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变得稳定而缺乏流动，再加上交通工具的落后，很多人一辈子就只在一个小范围内活动。周边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遇事总是能热心帮一把，人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而与外部隔绝的乡邻关系，慢慢地也就有了“万事不求人”“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状态。

带着地球流浪，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责任，感谢你当年的养育，如果可以，我也不会扔下你独自逃亡。不靠土吃饭、早已经用工业化普及农业的西方人，大概很难懂中国人的传统恋根情结。

（摘编自《外国人看不懂〈流浪地球〉的背后，藏着深层的文化认同差异》）

材料二：

中国人讲的“家”是很有弹性的，小到一家三口大到无限远。比如平常我们都喜欢说“我们是自家人”。什么叫“自家人”呢？你再扩大点，比如“国家”，在英文里面“国家”是“State”，并没有一个“家”的意思在里面。其实，几乎各个地方的语言要表述“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概念之中都不包括“家”，只有我们中国，或者受我们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日本，的确也会有“国家”这个说法。所以“家”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它挺麻烦的。它牵涉的范围非常之广，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有伸缩弹性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讲这个“家”恰恰能够说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他说“西方的社会像一捆柴”。我们把这一捆柴里面每根柴，理解为不同的个体、个人。把他们绑起来就成为一个社会或者团体，叫做“团体格局”。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影响力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就用这个形象界定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他给它一个名字，叫“差序格局”。

费孝通说，因为整个社会是个差序格局，“家”的概念是可以伸缩的，跟我友好的那个关系网也是可以不断伸缩来回的。

正因为“公”“私”的界限没那么分明，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特别喜欢讲人情、讲关系，又要讲面子，因此那些规矩就包括了很多不言自明的东西，包括了很多我们叫“礼”的东西，这是一种礼治。我们不太需要讲契约，我们就讲信用，好比你跟别人做生意、做买卖，你丧失了信用之后，就没人再找你做了。

假如这个社会，什么都是讲规矩、讲礼治、讲面子、讲关系、讲人情，那么法律在哪里呢？所以费孝通说，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贪污问题很严重，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太有法律观念，也不太有公共观念。

我们过去讲儒家道德，都是从小的教化，而这个教化都是有社会土壤的。但是假如今天城市不是乡土社会，农村也不再是过去的乡土社会的时候，这个儒家伦理就纯粹只是一套抽空现实环境的教条，那又该怎么办呢？

(摘编自梁文道《〈乡土中国〉：家，到底是什么呢》）

材料三：

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以家为本位，家与国具有统一性。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联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联盟，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准国家性质的社会。尽管此后在国家层面上，血缘关系的实际意义有所淡化，但它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家庭伦理用于治国就成为政治原则。治家与治国具有内通性，所以，《大学》说“治国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

国是政权概念，族是种群概念，国与族具有统一性。中国这块大地上，存在过许多民族。这许多民族，不管是共时态存在还是历时态存在，均可以寻到某种内在的关系。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为血缘性；另为社会性。民族之间不只是存在着血缘性的关系，也还存在社会性的关系，其中最主要是文化关系。文化关系当它内化为民族精神，就具有类血缘的意义，这就是说，民族不只是具有自然的血缘性，还具有文化的血缘性。

中国的国土，其核心地区是相当稳定的，国与国民、国土（国域）具有统一性。谈到中国，人们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这一疆域。这疆域既是国之域，也是民之家。国土即疆土是国家之本；国民是国家主干；国权是国家的基础，与他国进行交往，国权是首位的原则；国学即“伦质”，是国家意识形态；君臣和睦是国家稳固的枢机即关键。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家、国土、国民、国君、国权、国学、国枢是一体的。

家国情怀究其本是一种哲学意识，是人对其本——家与国的意识，这是人类的共通意识。与别的哲学意识不同的是家国意识的突出特点是情理合一。在生活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还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一种既厚重又绵长的家国浓情。正因为如此，家国情怀也被视为一种美学情怀。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今天，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