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和之美是处于优美与壮美两极之间刚柔相济的综合美。其意蕴刚柔兼备，情感力度适中，杂多或对立的审美因素和谐统一，具有含蓄、典雅、静穆等特性。

中和之美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主体德性精神的强调，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都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对高尚人格的极力推崇，对艺术生命的高度重视，对艺道合一的不渝追求，都表明了中和之美是一种重德尚情、崇艺重生、强调和谐的普遍的和谐观，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性质和素朴的辩证精神。作为一种思想原则、方法论原则和普遍和谐的人文精神，对于想摆脱生存困境、艺术困境和精神危机的今人来说，仍可能在某些方面提供极为宝贵的启示。尤其在21世纪，人类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谐原则仍然是最佳的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价值导向。

从当今世界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来看，中国古代审美和谐观对我们的启示是，重视人自身的人文教化和塑造，重视高尚人格和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仍然是现实人生价值取向的目标。从当今世界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来看，传统的审美和谐观也可以启示我们，在现实的入世精神与欢快、和谐、悦乐的心理状态之间保持和谐统一，在审美世界和功利世界之间保持协调统一。从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来看，人与万物是同类、同体，是平等的，更应该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从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来看，中国古代审美和谐观也有助于西方当代文化矫正自己逻格斯中心主义[注]的弊端，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人走出单纯的西学东渐的心理惯性，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给以现代的解读，从而使世界文化可以分享我们的民族智慧。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和之美作为古典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美学观毕竟有偏狭的一面。它过于单调、平淡，过多地将人的情感束缚于理性之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节制，使得古典艺术缺乏大悲大喜的情感宣泄和最尖锐的对抗冲突。就此而言，它实际上又是处在精神重压之下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作为一种人格理想、社会理想，它过于强调安命乐天、随顺世态、守中居正，易导致民族性格保守的一面。因而它并不具有直接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充满矛盾、充满冲突的新时代需要建立新的审美观。西方早在18世纪就已经抛弃了古典主义的以和谐美为特征的美学观而接受了以崇高为特征的美学观。而我们却步履维艰，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缔造新的审美观，而且这种建构至今仍没有完成。因此，必须否定古代和谐的狭隘性和强制性，必须对古代和谐进行历史的转换，使古代和谐面向21世纪的文化建设和人的现代性。

（摘编自王祖龙《中和之美的人文底蕴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要让中和之美焕发积极的现代意义，就要根据现代社会的特点与趋势，祛除其中所含的政权中心主义和道德中心主义思想，把它的基点移置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之上。“中和”的社会应该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条件，只有从个体的需要与发展出发，“中和”才具有现代意义。

由此出发，中庸之德就应该表现为个体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孔子对君子德才的要求，可以看作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和之美应该有利于这种人格的实现。它首先要有利于个体的独立。它曾经的政治性，能从反面提醒人们警惕艺术的同化作用；而“和而不同”的思想应该被引申，成为处理独立个体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次，它要有利于个体的多重身份、多种才德、多元情感以高度的自觉统一于“我”。在中国古代，中和之美隐含集权的动机；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角色与才能被工业生产定制，消费与娱乐被商业利益引导，个体不论受到多好的教育、有多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享受，他的自觉与自主却没有被唤起。物质的高度发达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自由，相反，高速运转的生产节奏、利润至上的消费诱惑，导致了人的碎片化和自我的迷失。从个体的需要与发展出发的中和之美，则应该引起现代人对这种情况的警惕与反抗，引导人以明确的自觉，按照自我的理性选择与追求，把可能实现的才能品质、社会关系、情绪感情“和”入浑融的“我”之中。这应该是审美与社会共同的发展趋势。再次，从艺术形式上，中和之美对多媒体艺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和之美是在诗乐舞一体的历史背景中提出的，而多媒体又让艺术在更高的技术和审美层次上实现文、图、乐、舞的完美结合；中和之美看重整体审美效果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多媒体艺术多种媒介、技术、形式的驾驭之中，使文、图、乐、舞融合为一个具有最佳感染力的艺术作品整体。当然，这种感染力的动机应该以一个丰富统一的主体为中心，否则现代技术与经典原则的结合，会被一些权力集团用来实现他们的各种政治经济目的。

一旦从以上三个方面摆脱了外在的目的，转而把人的独立、人的个体性、人在现实与感情、肉体与精神方面的完善和自由作为目的，中和之美就回到了审美本位。因为审美就是人在与艺术形式的浑然一体中意识自我、完善自我、解放自我的过程。

（摘编自胡睿臻《中和之美：文化还原与现代转化》）

【注】逻格斯中心主义：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别称。“逻格斯”出自古希腊语，它有内在规律与本质的意义，也有外在对规律与本质的言语表达的意义。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紧密相连、互相成就，前者为后者创设学理论证，后者为前者提供传播场域，两者共同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加快建构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叙事体系是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一定时期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表达范式，是一国在以国外受众为主要对象的沟通传播中使用的话语模式或话语风格，承载着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中国叙事体系，是由中国特色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构成的。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当务之急是优化拓展话语内容，积极参与和平发展、环境治理、气候变化等世界性议题的设置，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而优化拓展话语内容的关键，则在于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标识性概念是构建叙事体系的突破口。近年来，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等，既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景，又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背景下，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既要用中国实践做好国际传播“文章”，积极创设世界性议题；也要善于讲好中国发展“故事”，挖掘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叙事，增强对外传播的自塑能力。

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是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是引导受众准确理解中国、激发共鸣和共情的重要举措。话语方式创新，包括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两个方面。内容创新重在以理服人、以事化人，增强话语的说服力和解释力，从道理上说服人、打动人；形式创新则重在以情动人，以趣引人，打通话语表达方式和受众的共情通道。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需要协同推进话语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话语内容创新要以事实为基础，以情感为铺垫，讲好中国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生动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提高译介能力，在充分考虑目标受众文化背景与接受水平基础上，运用多种方式准确表达话语表述中的核心思想。话语形式创新要善于运用生动鲜活的时代话语通俗易懂的群众话语、言之成理的学术话语，采取主动吸纳、巧妙融合、交相呼应等方式，进行既有思想、品质，又有温度温情的表达；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越势，用好用活以文字、图像、声音、影像和网络互动耦合而成的多模态媒介。

（摘编自刘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光明日报）2023年6月30日）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受国际社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影响，我国综合国力虽然显著提升，但文化软实力的欠缺并没有为我国赢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权，在国际上实际处于“失语”的被动位置。因此，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环境，西方国家妄想通过“和平演变”和“普世价值”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构成威胁，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体系建构是提升我国话语权地位的应有之义，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肆无忌惮地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渗透和“文化霸权”，妄想通过“和平演变”政策推翻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同时，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一些错误思想的兴起和泛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例如历史虚无主义用以偏概全、歪曲事实等方式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扣上“霸权文化”“阶级文化”等帽子。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体系有利于应对错误思想的影响，有利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内涵及其成果，必然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的发展。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话语解释已经在现实环境中丧失了可读性、活泼性和时代性。在当代应该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能够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的生命力与时代感，而且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向世界，推动其发展和传播。

（摘编自唐杰伟等《浅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

材料一：

端午节，吃粽子只是其中内容之一，它更是除秽驱病的卫生节，也是诗人节，运动节，女儿节，除了吃粽子，还要挂菖蒲，赛龙舟，祭屈原。传统中，在端午这天女儿回娘家探亲，家人喝雄黄酒，备艾叶。菖蒲和大蒜，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戴香囊……祛病消灾，祭祀祈福、回家团圆，强身健体。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从这些美好的生活愿望出发，为端午节创造出许多美丽动人的习俗，这是应该继承的文化财富。

端午节民俗起源说法众多，但屈原无疑是端午节最醒目的文化符号。他的爱国情怀，高洁志向，执着刚毅仍然在现代人心中激起巨大回响，文化是端午节的灵魂，在这一天，正可以重温历史的厚重，文化的韵味，筑牢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

节日的真意，常常需要依托于生活的体验来领悟。“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包分两帮，艾束著危冠”，这些细节，让日常生活有了更多仪式感，也因此让端午节增添了更多雅趣，让人体会到其中天人和谐的态度与美感。

从历史深处深情回望，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一直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本身也是传统文化随着时间在不断生长，并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新生”。不论过节方式怎么变化，只要传统文化的根和魂还在，我们的传统节日就会不断接续传承，联通一代代人的心，为人们提供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慰藉。

（改编自李思辉《在端午品味文化的芳香》）

材料二：

20世纪，整个人类进入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农耕时代形成的文化传统开始瓦解。尤其是我国，在近百年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节日文化——特别是城市的节日文化受到现代文明与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传统节日渐行渐远，日趋淡薄，并为此产生忧虑。……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从生活愿望出发，为每一个节日创造出许多动人的习俗。人们用烟花爆竹，惊骇邪恶，迎接新年；把天上的明月化为手中的月饼，象征人间的团圆；在严寒刚刚消退，万物复苏的早春，赶到野外去打扫墓地，告慰亡灵，表达心中的缅怀，同时戴花插柳，踏青春游，亲切地拥抱大地山川……这些诗意化的节日习俗，使我们一代代人的心灵获得了多么美好的安慰与宁静！

当然，习俗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是不变的。这传统就是对美好生活不懈的追求，对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对家庭团圆与世间和谐永恒的企望。

（摘自冯骥才《我们为什么要过节》）

材料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传统的节日仪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不被人重视。今天，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在感情上相互倾诉，回应彼此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追求节日所带来的幸福感，愉悦感。一些喜欢过西方节日的人，往往只是想在欢快，温馨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感。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的“情感”元素，让人们在节日的氛围里心存敬畏、体验传统，享受亲情、告慰祖先，在感受舒心与祥和的同时，寄托美好的希望与祝福。

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思想，智慧存在于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传统节日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代表。因此，要重视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挖掘、整理，让传统节日逐渐融进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否则，节日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洞符号，不可能行之久远，世代相传。

中国传统节日有着丰富的文化符号、载体及仪式。文化符号与载体是节日内涵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依靠具体载体来传承的，文化载体让文化变得生动可感，能够给予人们视觉、听觉、触觉的多元享受。如春节流行的对联，年画、龙灯、窗花，舞龙等；元宵节的逛灯会、猜灯谜；重阳节的爬山，赏菊，登高望远等，都是传统节日符号、载体与仪式感的体现。这些节日载体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利于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是礼仪之邦，仪式表达着中国人对事物重要性，价值性的认同，没有仪式感的节日难以让人们对节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依从，而仪式本身又是让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方式。一系列依次展开的程序，代表着节日文化内涵的逐层展示，也是让心灵参与其中审美的过程。在这样一套看似繁琐的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彰显和传承。

（摘编自范如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