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因为修辞是一种话语技术，修辞必然与文学产生密切的联系。作家的创造欲望与文学话语的相对自由提供了巨大的修辞实验空间。文学常常废弃常规语法和标准语汇，通过修辞寻找崭新的话语可能。对于文学来说，修辞是在文类的辖制之下活动。许多诗的修辞无法移到小说之中，戏曲的修辞也不适用于电影。修辞是文类属下的次一级话语层面，并且在这个层面上强烈地显示出文学之为文学的特征。

中国古代的许多理论家已经察觉到修辞的巨大力量。这导致许多理论家对修辞反感乃至恐惧。概括地说，这种反感源于一个担忧，担忧修辞产生的花言巧语制造出种种虚伪和骗局，这即是所谓的“巧言乱德”。“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中国古代哲人老子的论断无疑是一个代表性的观点。许多理论家都表示了重质轻文的倾向。的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以辞害意”这个词自古以来就是贬义的。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涉及话语主体的道德品格，这与亚里土多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说服他人的三种重要依据是：理念、人品和情感。除了深刻的理念和强大的情感共鸣，演说者的人品同时决定了他的说辞是否可信。与此相似，中国古代的理论家也曾提出“修辞立其诚”。文辞修饰的意义是确切地表述自己的真实内心，不应该颠倒过来，虚假地为文造情。所以，孔子一方面认为，“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另一方面又声明“辞达而已矣”。这既是对于修辞意义的肯定，又是对于过分的文辞炫耀持有警觉的态度。事实上，这里提出了一种修辞的尺度——什么是理想的修辞。理想的修辞不是华丽夺目，而是真切自然。因此，苏轼评论孔子这个观点时感叹地说，“辞达而已”是一个相当高的修辞境界。

但是，正面对待“修辞立其诚”这个观点时，人们不得不进一步对话语主体进行考察。每一个作家均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受到相应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人们必须考察话语主体的构成，这样才可能解释种种修辞的特征——解释这种修辞为什么出现，它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是什么，话语主体试图说服的对象是谁。这时，话语主体的身份与修辞的关系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摘编自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第八章·修辞》）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甲戌，尹子奇以兵十三万趣睢阳。许远告急于张巡，巡自宁陵引兵入睢阳。巡有兵三千人，与远兵合六千八百人。贼悉众逼城，巡督励将士，昼夜苦战。凡十六日，擒贼将六十余人，杀士卒二万余，众气自倍。

尹子奇复引大兵攻睢阳。张巡谓将士曰：“吾受国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诸君捐躯命膏草野，而赏不酬勤，以此痛心耳！”将士皆激励请奋。巡遂椎牛，大飨士卒，尽军出战。贼望见兵少，笑之。巡执旗，帅诸将直冲贼阵。贼乃大溃，斩将三十余人，杀士卒三千余人，逐之数十里。

尹子奇益兵围睢阳益急，张巡于城中夜鸣鼓严队，若将出击者；贼闻之，达旦儆备。既明，巡乃寝兵绝鼓。贼以飞楼瞰城中，无所见，遂解甲休息。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直冲贼营，至子奇麾下，营中大乱，斩贼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余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识乃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之丧其左目几获之。子奇乃收军退还。

壬子，尹子奇复征兵数万，攻睢阳。睢阳城至是食尽，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贼为云梯；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巡预于城潜凿三穴，候梯将至，于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铁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进：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铁笼，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尽烧死。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棚阁，钩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连锁，锁末置大镶，捐其钩头，以革车拔之入城，截其钩头而纵车令去。贼又于城西北隅以土囊积柴为磴道，欲登城。巡不与争利，每夜，潜以松明、干蒿投之于中，积十余日。贼不之觉，因出军大战，且使人顺风持火焚之。贼不能救，经二十余日，火方灭。巡之所为，皆应机立办，贼伏其智，不敢复攻。

（《资治通鉴·唐纪》，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