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的国家结构，是商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以往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是与秦汉以后差不多一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有学者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属于邦国联盟。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局限性。针对这二者的局限性，我提出“夏商西周三代王朝乃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说。

以商代而论，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基础上的。在甲骨文中，有一位“小臣丑”，是商王朝的官员；考古发现，山东青州一座诸侯墓葬内出土铸有“亚丑”族徽铭文的大铜钱。我认为，二者原本属同一诸侯邦国，联系《尚书·酒诰》“内服”和“外服”的划分，“小臣丑”是从外服诸侯系统的“亚丑”诸侯邦国派往朝廷担任官职者，成为内服百官系统的一员。这种外服系统的诸侯邦国的人之所以能够在朝为官，就在于商王朝是由内、外服构成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的缘故；来自外服的在朝为官者，既是联结内服和外服的纽带，也是商王对诸侯邦国的一种统治方式。《尚书·酒诰》记载商王朝国家由内服和外服组成，其内服为百傣、庶尹、亚服、宗工、百姓、里君等，属于百官系统；其外服为侯、向、男、卫、邦伯等，属于诸侯邦国系统。《酒诰》的记载恰可以与《大盂鼎》铭文“惟殷边侯田（外服）粤殷正百辟（内服）”对应起来。这种用地下出土的《大盂鼎》和甲骨文等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尚书·酒诰》等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复合制国家结构”说，借用了复合函数中函数套函数的概念，把住于中央的王国（即王邦）视为王朝内的“国上之国”，把外服的诸侯邦国视为王朝内的“国中之国”，二者都以王为“天下共主”，受王权的支配。这样，夏商西周时期，一方面，包括各个隶属于王的诸侯邦国在内的整个王朝国家，具有一体性，它们都以王为“天下共主”，也都愿意接受夏王、商王和周王支配，并形成了华夏礼制的正统观念。这一点，用“邦国联盟”说是无法解释的。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王国还是诸侯邦国，都是世卿世禄，各个诸侯邦国都具有不完整的主权，有的与王的关系还处于时服时叛状态。在社会特征上，夏商西周乃至春秋属于宗主贵族社会，它与战国秦汉以后的地主官僚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家结构上，王朝内世袭的诸侯邦国与秦汉以来被任免的地方郡县行政，并不相同。这一点，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说是无法解释的。

夏商西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还可以解释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历史渊源问题。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中，其王朝国家的构成是多元的，但整个王朝国家又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性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所以，战国时期，当人们苦于列国纷争时，盼望统一，既是现实愿望，也有历史渊源。

总之，“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说，揭示了夏商西周三代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既不同于“三代”之前和“三代”之后，也不同于西欧希腊罗马时的古典社会和西欧的封建社会。

（摘编自王震中《商王朝的多元一体复合制结构特征》）

如今有一种重智商轻人格的偏见，似乎新型人才的成长，知识和智商才是真格的，什么人格、品德已经过时。其实，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不但要有高智商，而且要有健全的人格。这是因为信息时代知识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集体协作中进行的，需要有善于同他人协作的品德和能力，需要人们遵守规则，讲究信誉。

一个知名的企业向社会招聘高级管理人才，面试中有一道题：“请写出你原来所在单位的最大秘密和对我公司有何价值。”应聘者对此各陈所见，但最后被录用的却是一位对此题交白卷者。有人问及原因，老总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比智慧对人更重要。

专家的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一项事业的开拓，一项创新活动的成功，智力因素往往只占20%—30%，人格要素占70%—80%。由此，人们对德才兼备又有深一层的认识，在重视智商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情商的提高。

所谓情商是一种稳定存在的情绪、品质和人格素质。它包括个人驾驭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个人了解自身感受、能够控制冲动和情绪波动、理智行事的能力；面对各种艰难考验时能保持乐观自信心态的能力。如果说智商测量的是你适宜从事什么工作，情商测量的则是你在这个工作中能否成功。可见，青年人在走向成才的奋斗中，既要开发智力，更要养成健康人格。智商如同飞鸟的双翅，情商犹如翅上的羽毛，__________________。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同样填补道德的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高智商的人却没有获得成功，究其自身原因，多发生在人格的残缺和扭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