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与此同时，乡村治理的难度却在增加。中唐以后从两税法开始了征税原则由“税丁”向“税产”的转变，财产的隐匿比起人丁的隐匿更难发现，乡村催征赋税参与管理的乡役人数和工作量大增。地方政府职役人数、工作量的变化，同时其地位愈来愈低，从秦汉时期的有望跻身卿相，到明清时期的被视为“至因至贱”之役。这些问题导致乡官职役化、政府乡村管理虚化。       

这是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基础不稳、治乱频仍的一个原因。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目的本是以最小成本来控制基层、获取赋税，实际上却令中央王朝取得税收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令基层社会更易于“军事化”，乡族控制的民团、乡兵既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也可能带来械斗民乱。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乡村职役地位低下的同时又权力大、责任大，赋税征收不足时还需要自己赔补，极易为了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或上司、自身的贪污要求而徇私舞弊、危害乡里，宗族、乡绅则往往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同时，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宗族等各类乡村自治组织，它们不仅进行自我管理，到近代还提供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之，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很早就存在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的国家与民间同时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

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我们见证了艺术与世界从“不即不离”到“拉开距离”，再到“距离消蚀”的过程。

在古典的艺术话语体系中，如何借助线条、光影、色彩等手段，创造出如其所见、所知、所感的视觉真实，是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所谓视觉真实，是指在接受者的观看模式中，造型艺术的符号与它所再现的世界之间具有“似真性”。之所以说“似真”，是因为艺术符号再现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表象的世界。

艺术与世界的关系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不即不离，既贴近生活，又融合了艺术家创造性的想象。艺术的世界虽是幻象，但具有接受效果上的真实感。说它是幻象，一是因为艺术的再现是一种创造性过程，艺术效果取决于再现的媒介、对象与技艺；二是因为艺术的再现是一种“观物取象”的抽象过程，再现什么、如何再现，取决于艺术家观察自然的眼光或图式。说它是真实，一是因为造型符号与所指涉的事物之间具有约定俗成的指涉关系；二是因为它并不记录时空中偶然的事态或个别的事实，而是表现人生普遍的情绪与意义。

因此，作为幻想的制造者，艺术家不仅呈现表象的世界，而且建构视觉的真实。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古典大师，用完美的技艺不仅把自然的微妙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赋予他所创造的形象以情感和生命。在古典的艺术世界，艺术家总是在所知与所见之间作出妥协和选择，从而使古典艺术处于相对和谐的境界。

与古典的和谐不同，现代的艺术话语具有鲜明的断裂感。没有传统的延续和确定的规范，现代艺术转而强调“绝对的现代”，强调流动、变化和偶然，以及对艺术陈规的质疑。现代艺术家抛弃了对外部自然和现实世界的真诚，转而痴迷于视觉印象的真实和转瞬即逝的美。尤其从塞尚、高更、梵·高以来，在对视觉现象的重估中，他们抛弃了三维空间的幻觉，“越来越大胆地切断艺术中的再现因素，以便越来越坚定地在至为简洁、至为抽象的要素中，确立其表现形式的根本法则”。

现代艺术以自我塑造为核心，它鼓励独立自主和表现的自由，给予自我探索以重要地位。一方面，它对艺术价值的评价是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另一方面，它又是反体制的、批判的。它以放荡不羁的形式表达了拒绝媚俗的精英意识，无形中拉大了精英与大众的距离。因而，现代艺术与大众格格不入，注定无法通俗。

如果说现代艺术以艺术的自主性为前提，刻意拉大艺术与世界、精英与大众、雅与俗的距离；那么后现代艺术则产生了“距离的消蚀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

在艺术风格上，雅俗艺术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已经失去了泾渭分明的界限，艺术家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符号拼贴的混杂风格之中，现代美学一本正经的精英意识已经被戏谑的、嘲讽的审美立场所取代。在后现代艺术中，伴随着雅俗文化的融合以及不同风格艺术的混杂，各种距离感消失了。人们片面地强调直观性、轰动性、新奇和刺激，消解了时空感受的审美距离。

后现代艺术的主要策略是，通过对过去符号的拼贴、挪用、解构与重组，来消解信息与娱乐、现实与影像、精英与大众、艺术与非艺术、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差异性。因此，后现代艺术往往不像现代艺术那样给人很强的距离感，与此同时，它的批判性也相对减弱了。

（摘编自周计武《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