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美学中，雅俗与“文野”分别组合，成为两组相对的范畴，即文雅和野俗。二者是对立的两极，相反而又相成。

从人类文明脱离动物本性起步之际，雅与俗的分野就产生了。人类文明进步愈大，文化层次愈高，知识修养积累得愈丰厚，雅俗的差异就愈显著。上古时期，典型的雅俗差异表现在《诗经》之中。《诗经》的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风诗的作者多为农夫走卒、妇人女子，多道田间闾巷的山情水音，显得浅近野俗一些；雅诗则多出自公卿士大夫之手，较为讲求辞采，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文化修养。因而雅诗与文采相联系，成为“文雅”。文雅观念的形成也与孔子有关，《论语·雍也》记孔子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文质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雅适合的是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口味，反映的是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习惯。文雅的重要内容是指语言中显示出的文化知识的积累。在语言中引用或化用古人语句、古典古事，可使语言有苍古博厚之风。古代的批评家认为，知识、学问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别雅俗的重要标准。清人毛奇龄说：“天下惟雅须学，而俗不必学；惟典则须学，而鄙与熟则不必学。”读书是求雅去俗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雅俗的表现是复杂的、多样的。雅俗的差异在于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于文化积累的多少。然而这种高低和多少却又是相对的，是在比较中呈现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超过度的限制，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雅和俗虽然异势，但也并非水火不容，雅俗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互相易位。“以俗为雅”这个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影响的理念即是典型的例证。文雅本指文采华语言修辞工致，是艺术修养高的标志，但如果一味追求文采华丽、语言精致，则又会成为千口一腔的陈辞滥调，又成了凡俗、陈俗的东西而令人生厌。这时如果别出心裁，有意从以前已遭摒弃的民间语言中汲取材料，用入作品中，则会产生清新出奇的效果，这正是高雅的一种表现。“以俗为雅”的作品，其外在的形式特征是“俗”，而其体现出来的品格、趣味却是“雅”。这里“俗”和“雅”是相互协调、相反相成、浑融一体的。

“以俗为雅”的理念还可以运用到文学创作的体裁、题材、意境等领域。如表现在体裁方面，古代文学家、批评家通常推崇雅体，贬斥俗体，如民间歌谣就被视为俗体而受到贬斥。但也有一些作家看到了这种体裁所蕴涵的艺术价值，如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文雅和通俗。梁启超的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他将诗分为“文人诗”和“民间歌谣”两类，并指出：“简单说，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美。”“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

(选自《论文雅》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内卷化

冯皓辰

①近一段时间，“内卷化”成了一个网络热词，被频繁地用于各类社交媒体针对诸多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之中：从对各行各业内日益普遍化的“996”工作模式的声讨，到对高考负担过重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趋势的担忧，甚至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批判与解读，内卷化一词成了公众对复杂现象进行描述与深入剖析的概念切口。

②然而，同基于内卷化概念的相关讨论方兴未艾的图景相悖的是，人们对内卷化一词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何，往往不甚明朗。在知乎社区内，排在内卷化话题讨论区最高位的问题几乎集中在对于这一概念具体所指的释义上。或者说，内卷化，这一源自文化人类学领域，最初被用作描述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专业词汇，其原意已然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经由不断的解构与重构延伸出了更多新含义。

③内卷化，亦称过密化，最初由文化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用于描述社会文化模式的变迁规律，即当一种文化模式进入到最终的固定状态时，便逐渐局限于自身内部不断进行复杂化的转变，从而无法转化为新的文化形态。而在中国语境下，内卷化概念最初闻名自历史学家杜赞奇对于古代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成果中：杜赞奇借用内卷化一词描述清代人口爆炸，廉价劳动力过剩，从而无法带动技术革新，使得古代中国的经济形态长期停滞于小农经济阶段的发展状态。其后，历史学家黄宗智在其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将内卷化总结概括为对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经济状态的描述，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内卷化定义的共识性理解。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始逐渐将内卷化概念延伸至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当中，以求借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诸种问题。

④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内卷化的具体内涵从最初对于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描述，已逐渐产生了演变：对于个体而言，内卷化更多指代其学习、工作与生活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与成本，却并不能相应地获得更多回报的“无效努力”的状态；而对于宏观社会而言，诸多个体的内卷化又能够引发整个行业乃至社会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却需要付出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整体效率下降的代价。

⑤内卷化相关话题的主要参与者，通常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受雇于学术机构、金融领域与互联网行业等部门的青年白领群体。一方面，面对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等旧问题，以及“996”工作模式的普遍化、社会阶层固化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等新问题，这些群体基于自身晋升困难、劳动权益难以获得保障、暴露于潜在的经济与健康风险却又无力改变，从而不得不继续从事日益常态化的过度劳动的处境，往往可以在内卷化概念对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的描述当中取得情感上的共鸣。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文凭在近年来愈发陷入通货膨胀化的趋势，社会竞争的压力并未伴随着全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而得到抑制，反而被不断地加剧，在这一背景下，“高学历”标签在就业市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从锦上添花之物沦为最基本的“敲门砖”，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白领群体，其“身价”同样亦相应地快速贬值。

⑥在此基础上，内卷化所映射出的，由诸多个体的内卷化所引发整个行业乃至社会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却需要付出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整体效率下降的代价，成为一种足以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并同白领群体们所面临的无奈而迷茫的处境高度契合。

⑦内卷化一词的流行，反映出当下大众对于既有社会问题的反思欲望正在逐渐激活，但即便如此，相关讨论仍存在诸多局限之处。一方面，滥用内卷化一词对各类相互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做法仍略显牵强，即便是在专业的社会科学领域内，面对流变而复杂的现代社会及其林林总总的症结，没有任何单一的概念拥有对其一言以蔽之的能力；另一方面，内卷化一词武断而过度的使用往往会导致我们对于复杂问题的理解变得过于简单化。

（文章选自虎嗅网，内容有删减）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我们要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福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都时，这些“秦人”在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或者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来，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同时，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周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点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共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

①文献里的“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其中科学位于技术前头。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样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还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

②科学，更明确地说，自然科学，指的是通过观察、实验、仿真和分析去研究大自然中各种事物和现象并探求其原理的学科总类，目的是认知世界；技术，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手段、形式、方法及过程的集成，它在现有事物基础上产生新事物，或者改变现有事物的性能和功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服务。两者之间，科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而技术进步则不断地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激励科学发展。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科学和技术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工程科学。

③科学的进步一直是由人类试图认知世界内在基本原理的好奇心所推动，而不是出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之前不曾预测过或者从来都未有计划去实现的偶发事件，而且短期内往往看不出 有什么用处。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数学中的数论有3000多年历史，但它在成为现代信息保密手段之前一 直被认为是无用处的。爱因斯坦深奥的相对论也只有到了今天才在全球定位系统GPS中被派上用场。

④显而易见，我们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不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特别是不应该简单地把发展 技术的思路和措施直接搬过来为发展科学铺路，也不应该简单地套用管理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方式来经营科 学发展。但是，今天学术部门中常见的却是决策者们以“技术管理思维”去指引和管治科学发展，以为通过集中等划、巨额资助、快捷升职等手段便可以刺激基础科学迅速发展并立即开花结果。更常见的是，名目繁多的考核制度和指标都毫无例外地要求科学研究成果有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或者很快就能为市场提供新型产品。这样一来，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被贴上“无用”的标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⑤在这里回顾一下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管理经验是有益的。亚历山大· 洪堡基金会主席Helmut Schwarz 最近刊文指出：“科学研究中大多教颠覆性的发现都不是事前就计划好的。相反，它们都像淘气的小妖精那样突然出现在墙角，因为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满腔热忱地探讨未知事物所引出的发现和发明。因此，挑选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学术自由及充足的经费是一个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

⑥值得指出的是，中文里的常用词“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写，但它往往导致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把科学与技术看成是同一回事，让许多人对它们作同等的分析演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直是一个被不恰当地解释和处置的问题。无数的事件和事实表明，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能还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进步着眼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技术，但它们并没有演化出现代科学知识和基本理论。例如，为人们熟知的火药发明并没有建立起现代化学，指南针的应用并没有建立起物理学的电磁理论，数学中著名的中国剩余定理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数论，等等。

⑦中国在古代曾经有过诸多先进技术发明和改进，却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创立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国家，这一事实长期以来让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感到迷茫困惑。不言而喻，只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中国才有希望很快地进入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前沿。

（选自陈关荣《“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科技”》，有删改）

谈及雅与俗的关系，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在文化欣赏习俗上，存在着雅与俗的认知转换过程。雅的来源是俗，俗来自社会生活的一般性经验，在经验升华的基础上，文化的习俗不断自我总结提升，就成为了愈益成熟并逐步走向优雅的文化品类，这是文化品类形成中的凝聚现象，是由俗而雅的过程。京剧成长经历就验证了这一规律，京剧的前身只是安徽安庆一带田野山间的小腔小调，经过不断总结、捶打、磨炼，小腔小调最终演变为门当齐全、角色体系完备、唱念做打一套行当成熟的京剧。雅虽来源于俗，但在其俗为雅以后，似于也就形成了与俗相互对立的关系。曾经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文化的人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失了享受雅的资格。雅俗间有了距离，甚至隔膜，形成了“高”与“低”的分隔。比如，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文字，并以文字记录思想、情感和经验，但随着文字的不断丰富和功能提升，它逐渐离开了生活的原初出发点，愈益精致艰深，与大众间离。

我们关注雅与俗的转换和关系，其实就是要学会运用好人类文化积累的规律。俗的积累，造就了雅，但最终雅还是要完成回归大众，这就是社会文化成长的基本路径，也是检验社会发育程度的标准。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说白话、写白话文，就是要还原文化与普通人的关系，打破知识精英和庶民大众的精神隔离，进而解决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问题，这种还雅为俗的努力，客观上为文化的大众化做了奋争，文化是人类精神经验不断自我超越的产物，雅与俗本身应该具有内在的精神通道，社会要做的努力是将雅与俗的流动通道打通。沉浸于俗文化氛围中，是对生活压力的纾解行为，但在这样的状态中，还能保持对更精致、更艺术化、更具有文化超越意义的雅文化的景仰之心，就是文化的完好状态了。而雅文化秉持清晰明确的责任意识，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意义抱有更多的尊重而非鄙视，对普通大众的文化旨趣更要学会汲取养分而非自视清高，那雅文化也就有了更好的生存土壤。

雅与俗的认定和转换，和传播工具的演变有很高的关联性，戏曲、小说、电影、电视、网络，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更新和革命，都会给一般意义上的雅与俗的概念带来巨大变化、今天的问题是，传播工具更为多样化，人们的文化目标也被分解得更加多层级化，因此更要思考如何实现时代所需的由雅而大众的俗化过程。我们需要警惕文化经典化后，脱离了社会实践和大众需求，自我隔离于尘世，从而失去了文化提升的意义；我们也应该警惕那种形式上高雅而内容媚俗的作品，比如那些基本放弃对历史走势正确定位的宫斗剧，会让人一步步地丧失基本的文化和历史判断力，这是最危险的“阵地丢失”。

由俗向雅，是文化演化的必然；而由雅及俗，又是文化的使命，雅俗分野，既是社会文化的真实生态现象，也是应该充满活力的生命交互状态，这样的文化状态，就更加健康，也会有更好的社会效应。

(摘编自陈宇飞《雅俗是否天然分野》)

材料一：

在中国，善待自然、善待生态，人与生态和谐共生、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下，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新时代，生态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重要性和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生态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这为我们总结生态文学发展规律，探索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提供了条件。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一种文学形态。生态是我们赖以生存生活的基础，是人的生活之需、生存之要、生命之本。它包括大自然一大气圈、水圈、动植物生物圈等，也就是与生命活动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自然背景。人从属于置身其中的自然与生态，人和自然万物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文学是人学，文学距离人自身最近，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是文学表达的重要内容，而生态文学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特征。生态文学可以深入反映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问题，推动社会反思，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抚慰人心，启发思考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生态文学拥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的生态文学作品主要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从《诗经》《楚辞》对自然景物特别是植物细致而生动的描写，到山水田园诗，以及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都可以说是古代的生态文学。

从中国古代生态文学的理论背景看，其繁荣兴盛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有着密切关联。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和为贵、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等哲学思想，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也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哲学和美学基础。在今天，推动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和文学遗产十分必要。

中国生态文学具有独特性。其描写的题材和内容形式多样，尤其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优化美化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涌现出环境保护文学、水文学、植物文学、动物文学等，蔚为兴盛。生态文学作品在历届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都有耀眼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存在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滥采等现象，反映生态问题的报告文学也随之出现。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等，都旨在揭示生态毁坏以及水资源、大气和河流污染的危害。

此外，生态文学还包括描写树木花草的植物文学、以动物作为主角或描写对象的动物文学。在动物文学里，动物小说一枝独秀，从姜戎的《狼图腾》到杨志军的《藏獒》都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而在儿童文学中，沈石溪和黑鹤等人的动物小说，拥有广泛的少儿读者。

为江河湖海洋等“泛生命体”作传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徐刚的《长江传）《地球传》，哲夫的“江河三部曲”以及王若冰的《渭河传》、郭保林的《大江魂》等。生态文学还包括海洋文学，如邓刚的小说《迷人的海》。

因此，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首要是中国主题、中国题材、中国成就、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表现，它可以为世界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镜鉴。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

材料二：

生态文学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它是生态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文学形式，具有强烈的生态预警特点，同时，它的生态整体观立场给当下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可能性的出路。

生态文学是一个合成词，很明显，尽管它仍然是文学之一种，但是其中渗透了许多生态学的思想。生态文学的意义之一就是用文学的形式发出未来世界因素的生态预警。卡逊《寂静的春天》一问世，就引发了强烈的争议。书中有关农药危害人类的预警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这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强烈地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卡逊本人甚至因此遭遇了有些人的否定攻击乃至谩骂。但是，卡逊的观点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和支持。有关这本书的讨论最后演变成了关于生态的大讨论。回溯20世纪的生态思潮史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拉开这场生态思潮的帷幕的，是生态文学。生态文学的生态预警意义正如阿尔·戈尔为《寂静的春天》所写的前言中评价的：“《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进程。”蕾切尔·卡逊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摘编自张晓琴《生态文学的文化建构意义》）

博士打假，让学术回归纯粹

田卜拉

在央视春晚上，演员翟天临在小品《“儿子”来了》中塑造了一名“打假”警察。没想到，这位高学历明星竟被网友质疑论文抄袭、博士学位注水，“打假者”反被打假，令人始料未及。

戏骨+博士的组合，加上知名高校的光环，无疑提高了观众的期待。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演员应当以扎实的演技、高尚的艺德回馈观众。尤其当学历成为人设的要素时，它就不仅仅是自我包装、形象公关的一部分，而势必要受到学术道德规范的严格约束。

“自古华山一条路”，学术是获得学位的唯一门径。有人认为：演员以演技为务，何必在于学术的小节？问题在于，无论是美术、设计，还是音乐、影视，艺术类专业虽具有实践性，但技艺不能替代理论，好演员不等于好博士。尤其自2011年艺术学获批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以来，艺术学自当夯实理论根基，在造国民精神、提高审美品位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身处娱乐圈，博士学位或许可以充当为演员增色的手段；但立足学术界，博士理应致力于突破人类知识的边界，不能因为演员等其他身份而获得丝毫优待、降低学术“品位”。

博士的水准照见着一所学校的学术成就，学校的严格审核是把住学术尊严的最后一把锁。在这次事件中，网友爆料的不少“实锤”的确有据可查。这反映出相关高校在学术成果审核、学位授予流程上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论文抄袭、文章代写、招生放水、学位注水等失德、违法事件挑战着教育公平的底线;而少数商界、政界、演艺界的人凭借财富、权力、影响力轻而易举地获得学位，将博士看作附丽于学位身上的社会地位、人际资源，更是把学术矮化为“生意”。

高校理应是社会的一方净土，是人类精神的一片高地；它不能与世隔绝，但却要超然物外；它要为社会培养大批专业人才，更要塑造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当“金钱买得来文凭，买不到智商”“学历不代表学问”等说法充斥于耳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声音背后折射出人们对学历含金量低的隐忧，也反映出少数高校公信力下降的事实。如何让学位“禁得起推敲”？学校应完善考核、淘汰、资金管理等机制，以学术作为唯一标准，把牢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教育部门要强化监督、严格执纪。多方携手施治，高等教育的未来才更加可期。

高校决不能变为名利所、买卖场。“其身正，不令而行”，让学术回归纯粹，归根结底还得靠广大师生守土有责、诚信治学。守住学术的底线，保住学位的尊严，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撑起民族的明天。

(有删改)

材料一:

相比以前的更新换代,5G网络是一次更大的飞跃。5G的到来意味着流量的巨大提升。到时候,几乎所有的手机套餐都会提供廉价而且真正不限量的网络流量。“这将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高通5G市场主管谢里夫·汉纳说道。举例来说,即使在没有Wi-Fi的环境下,手机应用也不再需要降低视频或图片的分辨率。事实上,你很可能会更倾向利用手机网络来下载,因为5G的速度将会比你家中或是办公室里的Wi-Fi更快。更进一步说,我们的手机也会比以往更加强大。今天的手机处理器会受到散热和电池容量的限制。但是想象一下,如汉纳所说,如果你的手机通过5G网络与更强大的计算机相连接,“处理都会在远程完成,但是由于网络速度足够快,就好像是为你手中的手机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处理器一样”。

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于:5G不仅仅是为手机设计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新世界,无论是电子设备、工业机器,还是农用机械甚至汽车,都会接入网络。举例来说,5G协议允许一些数据插队,在其他数据之前进行传输。也就是说,在2023年,当两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通信以避免碰撞时,它们的数据可获得比你正在线观看的《星球大战25》更高的优先级。

(摘编自戴维·波格《5G会带来什么》)

材料二:

在3GPP主办的5G标准投票会议上,全球通讯企业对未来5G是使用美国高通主导的LDPC技术还是中国华为主导的Polar技术进行了投票,胜利的一方将成为全球5G行业的领导者。会议最终达成的决定是:数据通道长码和短码编码方案均采用LDPC方案,控制通道采用Polar方案。

(摘编自《透视5G投票风波》《人民邮电报》)

材料三:

外国政府的不正当竞争手段虽然会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但是无法逆转中国在5G领域赶超的进程。5G通信网络建设投资规模巨大,美国等国家限制中国企业的电信设备进入,不仅会造成其国内5G投资额的进一步增加,而且会由于5G网络建设的延迟影响关联市场的发展和相关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中国国内具备支持5G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费者和企业用户数量庞大,能够为5G以及下游应用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规模的市场;同时,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又会吸引用户,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形成正反馈的促进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形成由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下游应用提供商等组成的较为完善的移动通信生态。完善的产业生态不但能够降低5G投资风险,而且能够形成合力,加速5G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化应用。中国4G成熟度高,中国4G基站数占全世界4G基站数的60%。4G网络中的铁塔、电源、传输光缆、机房配套设备等均可以用于5G,有利于5G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另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产业门类、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孕育创新性的5G下游应用提供了市场基础。经过近20年消费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形成了以BAT为代表的一批世界知名的领军型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既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又拥有强大的算力、算法和技术创新能力,目前正在积极进入物联网、车联网等产业互联网领域,将成为推动5G下游应用发展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李晓华《5G的重要性与中国的赶超机遇》)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