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

宁国府、荣国府是贾氏先祖宁、荣二国公在世时，官造留下给他们嫡系子孙的，依明律“其父祖有官身殁，非犯除名不叙，子孙许居原造房屋，不得以无官违式论”，清律“父祖有官身殁，虽曾经断罪者，其房仍许子孙居住”。事实上，房屋之外，其他车马、衣服等物也不禁止子孙及其家属使用。这些在生活享受上的特权，使得官吏的家属成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生活群体。而府第、高墙、豪门自然亦成为一般百姓眼中敬畏羡妒之位势财富的象征了。

大门，堪称整个府第对外极具象征性的部分了。所谓“侯门深似海”，除了门饰、间数制度之外，平常正门不开，只留两旁东西角门出入，只有喜丧、年节或迎送高官时，才打开直通到底，这都增加了贾府的神秘感及庄严气氛。譬如：第五十三回除夕祭宗祠，二府正门大开一路直到正堂。两门间的街上也设着二府的仪仗执事乐器，来往行人皆不准过。第七十五回尤氏由荣府返家，夜里省得套车，徒步过去时，两边的门子也把行人断住。这些事例都可见得二府正门甚至面临的街道，也都成为二府的外围领域，含有威吓的意味。

给秦氏办丧事，在会芳园围墙开了一门，起宣坛乐台，尤二姐丧事停灵梨香院，临时开了对街一门。这都是因为年轻媳妇、贱妾之丧不能由正门出灵，这也可见正门的庄严性不容破坏。

（二）

园林的性质比宅第更近于艺术，也因此园林布景更可以供小说作者驰骋想象。《红楼梦》的结构有两大脉络：一是家族兴衰，另一是宝玉心性之旅。家族兴衰的脉络与府第的场景关系最直接，宝玉心性之旅的“园地”则由大观园来成就。

在大观园中，不仅各钗的生活空间扩大了，而且私密性增加了，这些在传统宅第中是很难得的。因为传统宅第的房子里外之门，通常是不关的，除非要睡觉了。而且所有的主子都有奴婢、小厮“贴身”侍候。这两项加起来，个人私密性就难以得到了。

为什么传统宅第没有个人私密的空间呢？因为儒家思想不在培养“独立的个人”，而在造就一个作为典范的君子。既然没有“个人”，那么，反映位序观念的传统宅第就不必提供实质的个人私密空间，而是用许多暗示如门帘、屏风等，来引发人“依礼举止”，希望由人的修养，来达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私密。

然而，在读书人的仕途上，理想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现实里，多的却是听命木讷和钻营功名利禄这两类人了。小说的主人贾宝玉对于前者没有兴趣，对追求名禄更是不齿，唯一的出路只有展开个人心性的探索，尝试去寻找一些终极的目的与价值。很自然的，此项探索在位序严谨的宅第是无法展开的，府内的园子才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

（摘编自关华山《<红楼梦>中的建筑与园林》）

材料二：

人类建筑，有两个目的：其一为生活所必需，其一为娱乐所设置。就我国历史而言，其因形式而分类者，如平屋，乃生活所必需也：如台楼阁亭等，乃娱乐之设备也。其因用途而分类者，如城市宫室等，乃生活所必需也；如苑囿园林，乃娱乐之设备也。中国文化，至周代八百年间而极盛，人为之势力，向各方面发展，大之如政治学问，小之至衣服器具，莫不由含混而分明，由杂乱而整齐。而生息于此世界者，长久束缚于规矩准绳之内，积久亦遂生厌，故春秋战国之际，老庄之学说，已有菲薄人为返求自然之势，人之居处，由宫室而变化至于园林，亦即人为之极转而求安慰于自然也。

（摘编自乐嘉藻《中国建筑史》）

材料三：

在一座中国房屋中，花园以及人工景色是基于与所有建筑根本不相同的原则。我们曾经指出过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二重性清楚地表现在房屋和花园、城市和园林之间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关系上。房屋和城市由儒家的意念所形成：规则、对称、直线条、等级森严条理分明，重视传统的一种人为的形制。花园和园林由典型的道家观念所构成：不规则的、非对称的、曲线的、起伏和曲折的形状，对自然种种神秘的、本源的、深远和持续的感受。即使规模不大，中国的园林都在追求唤起对原始自然的联想，以由此而引导出来的原则来模塑园林的风格：避免笔直的、一览无遗的园径和视线，尽量不致千篇一律。园林成为一种成功的事物，它就是游山玩水经验的反映和模拟的创作。当人置身其境时有如在最荒寒的山水画中，其间差不多常常都有一些人物、茅舍、山径和小桥。建筑和自然之间是没有被分割开来的，这种合而为一的东西是中国传统上的一种伟大的成就。

（摘编自李允鉌《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

材料一：

境与象

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但是，所谓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交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情景交融或意境相加。情景交融，这四个字本没有什么不好，也许因为用滥了，反给人以肤浅的感觉。我所说的“主观情意”，不只是“情”，而是包括了思想、感情、志趣、个性等许多因素。所以我有时索性用“情志”这个提法。我所谓“物境”也不等于“景”，“景”只是“物境”的一种，这是常识，无须赘言。至于意境相加则是一种很肤浅的说法，任何一部辞典，也不会把“交融”解释为“相加”。意与境交融之后所生成的这个“意境”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讨论关于意境的其他问题了。

这里还有一个境和象的关系问题。若论境与象的关系，首先应当承认境生于象，没有象就没有境。可是，境生于象只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境超乎象。由象生成的境，并不是一个个象的和，而是一种新的质。意境超出于具体的象之上，也就超越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而有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想象余地。由象到境，犹如从地面飞升到天空。人站在地上，被周围的东西包围着、壅塞着，所看到的是一些具体的景物。一旦翱翔于广袤的天空，就能看到超越于具体景物的一片气象。杜甫登上高高的慈恩寺塔，“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借用这两句诗可以说明超乎象而进入境的情况。没有大地就没有飞升的起点，但不飞离地面也不能进入意境。善于读诗和鉴赏诗的人都有类似的体验，读诗进入意境的时候，自己的心好像长上了翅膀，自由地飞翔于一个超越时空的无涯无涘的世界之中。

所谓境超乎象，并不意味着意境的形成必须借助意象的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确，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多指那些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艺术形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松、菊、香草、美人，庶几近之。但中国一向对意象的理解却不限于此，那种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意象也不很普遍。只要是熟悉中国诗歌的人都知道，意境的形成不一定要靠比喻、象征和暗示。诸如：“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以上这些最见意境的诗句都不是靠比喻、象征、暗示形成的，把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硬搬过来套在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上，总显得不那么合身。

总之，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云是由水珠聚集而成的，但水珠一旦凝聚为云，则有了云的千姿百态。那飘忽的、变幻的、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云，它的魅力恰如诗的意境。这恐怕是每一个善于读诗，可以与之谈诗的人都会有的体验。

（选自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诗学篇——意与境》，有删改）

材料二：

在《红楼梦》的人物创造中，诗化的意象思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书中常常围绕一个艺术形象出现许多对其性格命运身份起映带、点缀或暗喻作用的诗化意象。它们像艺术人物身上投射出来的一块块影子，可以局部或不同角度地透示艺术人物的气质、性情以及遭遇。它们在书中不是散漫化的随心所欲地放置，而似一面面小镜片，各有各的投射点，它们有规则地与人物形象的“本体”构成“对应”的艺术关系，产生比兴意义的互补互射的效应。

譬如，书中有一类意象与艺术形象构成“类性联系”。为人物性格命运服务的诗化意象，一般都考虑到形象本身的基调特质，都从特质出发，往往构成相对的联系性或类同性。比如黛玉这个悲剧人物，围绕她出现了两个系列性的诗化意象：一个是由历史化的人物构成的诗化意象，如明妃、虞姬、湘妃、杜丽娘、红拂、绿珠等；另一个是自然意象，如斑竹、桃花、柳絮、秋菊、芙蓉等。两个系列的意象都含有一种红颜薄命的悲剧性内蕴，所以这些意象之间就构成了一种类性联系。

但在人物创造中，随情节发展和场面推移，也出现一些随机拈来的诗化意象，它们对人物在特定场合中的性情、情趣也起到映带作用。把这些随机安设的诗化意象罗列起来，发现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或外在的类性联系，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例如与黛玉形象对应的意象除了上面列举的以外，还有仙草、司马牛、玉带、渔婆等。它们出现在人物活动的具体过程中，对人物的气性、命运及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有具体的指示或暗寓。但是，若硬要寻找它们之间的“类性联系”，就不免附会了。

（摘编自王政《论〈红楼梦〉中“形象本体”与对应意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