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那些伟大的或优秀的诗人们，常常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热爱。但是，像杜甫那样，从身受感同而引发的对人民苦难的深切了解和关心，却并不多见。杜甫的身受感同，是时代造成的。就杜甫的经历而言，是他的不幸；就其文学成就看，则不失为大幸。

②关于杜甫的仁爱之心，论者常引用“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典故来概括，这固然不错。但杜甫的忧民情感，常常是源自自身感受而推己及人的，这和“物伤其类”的悲悯大不一样。“溺饥”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禹和稷在不溺不饥的处境中，想到了人溺人饥的痛苦，从而肩负起拯民于溺饥的重任。禹和稷这种担当道义的精神和博施济众的胸怀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杜甫一生坎坷，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溺饥生涯忧患重重，另一方面又为广大的民众忧愤深广。杜甫经常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想到普天下穷苦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民族和祖国。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加雕饰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使杜诗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诗人的形象在人民心中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③杜甫的悲吟，出自他对人生的深切苦恼和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众苦难的深切苦恼。他的推已及人根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这样，当他为他人而悲吟时，不是带着优越感，而是身受感同的推己及人。从接受心理看，这种抒情方式更能引起共鸣，打动人心。从抒情主体看，更为亲切真实，让读者同情。白居易推崇杜甫此类作品，并多有效仿。其《新制布裘》云：“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④白诗受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其艺术感染力却远不如杜诗。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仿作，仿作只能出赝品，而艺术贵在创新。二是同情悲悯的角度不同。的确，白居易关心民生疾苦，在历史上也算得是一位社会良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也表明他的“人饥己饥，人寒己寒”的情怀。但毕竟自己不饥不寒，在境遇上已与天下寒士隔了一层，在审美效应上则又和读者隔了一层，因而其艺术感染力就大大降低了。而白居易这种带有优越感和良心发现的抒情方式在文学史上占绝大多数，所以，杜甫的身受感同的推己及人就格外突出，加之其独创性，因而千百年来感人至深。

（节选自刘明华《论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

【推荐2】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和艺术化人生的具体表现。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而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观里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

【推荐3】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①在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春节一过，绝大多数青壮年纷纷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远赴他乡打工谋生的行程。平常惟有老幼留守家园。据田野调查统计，山区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的人数一般在户均1.5至2人之间。在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土离乡之后，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是否还在运作？我试图以“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描述并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

②“无主体熟人社会”相较于“熟人社会”有何不同？

③首先，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与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当事人则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

④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同仇敌忾”式的压力。人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其所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而道德舆论压力又与舆论传播者的数量成正比。

⑤其次，说“行为的‘道德’含量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地长期不在村，农村社区成员锐减，“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目前中国乡村出现大量纠纷（如宅基地和水利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

⑥第三，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些幸运者已在乡村之外的世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已没有必要回到原先狭小的熟人社会里去争得“面子”，赢取荣光，所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

⑦此外，在正常的熟人社会里，由于每个家庭的主事者在村，加上民间权威的作用，纠纷往往得到及时化解，所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伴随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家庭生命的周期性以及乡村节庆的周期性，打工者总是周期性地离乡与返乡，如一群候鸟，穿梭于城乡之间。在乡村“主体”不在村的情况下，在村的家人之间发生的摩擦往往日积月累，等待“男人”返乡时解决。还有，在外打工的村人之间发生矛盾，也往往在年底时带回家乡，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第三者来调解。这是典型的“年终算总账”。

（改编自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