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科举制度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诸朝，推行1300余年。科举制度是通过设科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涉及诸多方面、诸多环节。在唐代，统治者就注重科举制度建设的全面性，以确保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如对考试科目设置、考生资格确定、考官选任、考场管理、阅卷程序等，都做了详细规定。从宋代开始，各朝更是不断努力，使科举制度建设的全面性更加凸显。比如宋代不仅对考试科目做了重要调整，还确立了三年一开科制度，同时确立了固定的考场（贡院），推行回避制度，形成了一套防止舞弊的措施，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再比如明代推行“科举必由学校”制度和八股文，使考试向标准化的方向迈进，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科举制度自创建之后，不断改进、完善。可以说，科举制度建设在科举制度创建后的1300余年里从未间断过，即使在废除科举制度前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为改革考试科目，还特开经济特科，以破格求才。科举制度奉行公平公正的原则，但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各种舞弊行为几乎与科举制度同时产生。因此，防止舞弊从一开始就是科举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唐代会昌三年（843），礼部尚书王起代理掌管贡举考试，要求“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宋代加强了贡院管理，考生入场前要进行搜检，以防夹带资料入场。明代时每位考生有单独的号舍，由号军统一看守。清代对考生入场时的穿戴、携带的文具等有严格规定。可见在科举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历代在公平取士方面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

科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如少数族群建立的政权在科举制度建设方面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金代为适应女真人应试，特设女真进士科。清政府在治理西南土司地区的过程中，也推行了科举制度。为了使科举制度适应这里的特殊情况，清政府不仅在州县遍设官学，大力兴办书院和义学，还在官学专门设置少数族群子弟的入学名额，并严禁他省士子到这里来冒籍跨考。同时，增加这里的乡试和进士名额。这些措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当地的特殊情况，但又不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科举在西南土司地区呈现出一派兴盛的景象。

（摘编自李世愉、贺晓燕《从制度建设看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隋代盛世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制度创新，而科举制度的创建、发展直接推动了贵族官僚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变。东晋以来，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皇权主要靠士族支持，以致皇权极不稳固。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为了防止“关陇集团”等士族势力过于强大而威胁中央集权，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废除了士族赖以维持地位的选举制度——九品中正制，打破了以门第和军功为主的选拔标准，通过考查专门的文化知识和技能，选拔青年才俊参与新政权的管理。这些举措解决了士族累世公卿、武断乡曲的严重社会问题，为唐代盛世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奠定了后世王朝选官制度的基本格局，在中国选举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隋唐时代科举考试开了选才不论出身的先河。一是不论门第出身。科举制度打破了门第观念，允许士人“怀牒自进”，不辨士庶。唐代科举考试旨在选拔英彦，“士无华腴寒素”之辨，无论是“流品之人”还是“寒贱之子”，都可以自由报考。二是不辨行业出身。唐初，科举考试限制商贾子弟应举，但到了中晚唐，这种限制逐渐被打破。科举考试成为寒素子弟跻身新贵的最有效途径，就连士族子弟也不得不“勉强随计”，参与激烈的竞争，以使门第不衰。

隋唐科举制度相较汉代察举制，在内容、方式等方面都有质的变化。察举制由州郡长官等地方官员考察士人的“德行”，“以德取人”，辅之以中央的“经学”考试。“德行”很难考察，“才能”则可通过考试定等，考查“才能”有利于公平选才，因此，创建科举制度就成了人才选拔的必然选择。科举制度分科考查举子的“才能”，“以文取士”，兼及“时舆”（社会评价）。唐代六品以下官员在选任、迁转之时，都要参加试判、诗赋、对策等诸多形式的考试，选任五品以上中高层官员更是看重科名。“舍德行而趋文艺”是唐代科举考试、吏部铨选的突出特点。

唐代科举科目多样，大致可分为文举、武举两大类。文举又可分为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有近三百个科目。唐代科举以进士科影响最大，张柬之、张说、裴度等名相和韩愈、柳宗元等文学领袖，都出自进士科。唐代还有献书、献策授官等取人之法。李白、杜甫虽然不是进士出身，但也以进献颂、赋的方式获得官职。唐代武举则选拔了郭子仪等名将。自唐太宗“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历朝重视科举，旨在不拘一格，网罗天下英才。

（摘编自金滢坤《科举制度创建对选官制度变革的影响》）

材料一：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个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城市融入”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过程。国外学者主要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构建指标，侧重于不同种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体现着文化间的“双向”渗透；国内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则是从社会“融入”的角度展开讨论，偏重于农民工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蜕变过程，暗含着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主从关系。国外研究对社会融合测量所包含的维度比较全面，但是在各个维度的操作解构上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国内对城市融入测量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主要还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补充。

在此，我们将从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分析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

经济融入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并立足的基础。从调查来看，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2631元，而市民的月平均工资显著高于农民工。从教育水平来看，高中或中专以下学历的农民工，超过八成月工资都低于4000元，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在4000元以上的比例明显增加。多数农民工对由户籍差异所导致的“同工不同酬”感受明显。

从就业状况来看，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只从事单一的非农工作，只有部分处于兼业状态。老一代农民工的兼业比例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较大，但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农民工就业明显比其他教育水平群体稳定。

农民工享有的社会保险与住房保障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们能否平等参与城市就业竞争，融入城市生活。当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较低，失业保险参保率最低。住房保障方面，虽然有些农民工享有工作单位提供的宿舍或住房补贴，但人均住房面积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居住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险参保率和享受住房保障的比例都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具有更高的诉求。

与经济融入强调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不同，社会融入更强调农民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方面的融入。调查发现，68.93%的农民工进城以后没有回农村老家参加过村委会选举，58.16%的人认为应参加城镇所居住社区的选举活动，81.09%的农民工较少参加社区、慈善公益等社会活动。85.43%的人没有加入工会，调查还显示，54.89%的农民工希望加入属于农民工自己的合法组织。

文化融入是其城市融入的根本标志和重要切入点，体现着农民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的转变。文化融入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或个人在不断地接触以后，其中一个群体或者所有群体的原有文化特征发生变化的过程。进城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时间较少，业余生活也显得单调贫乏，以看电视和上网为主，其次是在家休息或者找人聊天，业余文化开支年均低于300元，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均娱乐服务开支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247.78元，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业余文化活动的需求更高。

（摘编自卢海阳等《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

材料二：

近日，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倡导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等建议，深圳市人社局9月17日答复称：“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

“农民工”泛指户籍在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发展过程中，这一称谓逐渐演变成一个指称从事重体力劳动、社会地位低下务工人员的代名词。

深圳既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农民工”最早的聚集地之一。当地有关部门引导新闻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体现的是文明对待基层劳动者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自觉。称呼不仅仅是某一对象的指称，而且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所指称的对象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状况及其变迁，实际上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映射。不叫“农民工”，改称他们为“来深建设者”，或者按照一些专家的建议改称“新产业工人”，是一种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表现，是对2亿多进城劳动者的尊重。

当然，称呼之变只是第一步，观念之变、评价之变、机制之变、待遇之变逐步跟上才有实质意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大进城务工人员，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出力出汗，干着最辛苦、最繁重的活，有的却因为拿不到血汗钱而无法回家过年，不得不苦苦讨薪，也常常在医疗、社保、子女入学等涉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民生保障问题上面对窘境……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城镇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很多问题无法一蹴而就，但至少应该在发展的过程中，努力体现解决问题的诚意。深圳引导称呼转变，让公众看到的就是这种诚意。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就明确提出：“切实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近年来从中央到各地都在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并努力为农民工子女入学创造条件。下一步，如何从制度上“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正是各地需要下大力气探索解决的问题。

以“建设者”“新产业工人”等称谓取代“农民工”的表述是一种看得见的进步，是对劳动者的尊重，是对劳动光荣的倡导！

（摘编自《称“农民工”为“建设者”是好开端》）

材料一：

年轻人的一个优点就是不会由于世俗的约束而畏葸不前，而这种约束对于大多数成年人而言通常似乎又很难超越。没有考虑所要涉及的困难，我就开始着手建立我自己的原子对撞机。我一直研究科学文献，最后我确信能够建造一台所谓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这种加速器能把电子加速到数百万电子伏特。

首先，我购买了少量的钠—22，它是一种能够自然地放射正电子（电子的反物质）的放射性物质。然后我建造了一个云室，在云室中可以看到亚原子粒子留下的踪迹。这样我就能够拍下好几百张由反物质留在云室中的精美照片。紧接着，我找遍周边地区大量的电子仓库，装配必需的硬件设备，包括好几百磅重的废品处理钢，在我的车间建造一个230万电子伏特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这个加速器完全有能力产生一束反电子。为了产生电子感应加速器所必需的巨大磁场，我努力说服父母亲让他们帮助我在我读高中的那个学校的足球场中缠绕22英里长的铜线。我们把整整一个圣诞假日花费在这条50码长的线路上，缠绕和安装笨重的线圈，这种线圈将使高能电子的运动路径发生弯曲。

当最后建成时，这个300磅重、6千瓦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耗掉了我屋子中所产生的每一点能量。当我接通它后，通常会烧断每一根保险丝，屋子变得漆黑一团。在屋子周期性陷入黑暗的同时，妈妈常常在摇头。（我想，妈妈对于她有一个不在棒球场或篮球场玩耍，反而在汽车间建造一架巨大的电子仪器的儿子困惑不解。）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仪器成功产生了比地磁场强两万多倍的磁场，而这正是加速一束电子所必需的。

（选自加来道雄《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

材料二：

高鹤说，在对天文学认识转变的过程中，我曾经多次想过放弃。最接近离开天文是在硕士阶段，那个时候人生又来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即将步入社会，从事怎样的工作成了首要问题。我当时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学习我感兴趣的天文，将来的出路可能无非是天文台研究员或高校教师，而这两个职业都不是高薪职业，选择了就只能甘受清贫。面对北京的高房价，我动摇了，想要通过考取保险精算资格证，成为一名薪酬高的精算师。经过四年天文学专业课的培训，我很快通过自学就完成了保险精算资格的7门课的考试，只差最后2门经济学基础课就可以获得从业资格了。

但在自学和备考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在做那些财务报表和保险分析的时候，我感觉不到一丝快乐和成就感，这与做天文学研究的过程截然不同。在做天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每一次小小的突破，哪怕只是几行代码成功运行都会使我有说不出的兴奋。在临近硕士毕业时，我最终下定决心继续学习天文，物质上清苦一点，可换来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是值得的。现在想来，或许就是心底一直埋着的那些关于星空的问题在指引着我吧，也许这就是习总书记说的不忘初心吧。经历过这些波折，再开始学习，目的变得更单纯了，做事情也更纯粹了。纯粹地从科学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推翻自己。

（选自《他们为什么爱上基础学科》）

材料三：

人类与生俱来的探究自然、创新科技的渴望和冲动，是促进科学发现的最原始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培养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好奇心和创造力紧密关联，为培养儿童的好奇心，我们的教育需要改变什么？需要引导儿童学习转型。传统学习方式下，少年儿童在层层选拔过程中好奇心逐渐丧失、创造力逐渐萎缩。我们需要做出对应性改变，对学前儿童和义务教育初期阶段的儿童区别对待，借助不同的模式有差异地培养儿童的好奇心。

选自（《如何呵护孩子的好奇心》）

材料四：

从科学的根本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都是非功利的。保持一颗超越功利之心才能进入创造的状态，不能老想着做出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因为有好处的事情都是根据既往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而创造性是要打破既往的约束，开拓出新的东西，所以功利心太重了不可能做出非常好的创造性工作。

你做科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你获得荣誉也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你的真理而向你由衷的致谢，当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赚钱的生意时，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所以，要想真正营造出创新的氛围，国家就必须要在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上下功夫，让吹牛的代价远高于他的潜在收益，把奖金和荣誉颁发给真正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人。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培育起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心，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心，这才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源头所在。否则，即便某些东西暂时做的还不错，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最终还是会落后的，甚至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吴国盛《中美真正的差距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