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近来，一首融合京剧曲调和流行旋律的古风歌曲《赤伶》成为各大音乐排行榜的热门歌曲，更得到李玉刚等歌唱家的多次演绎。从十几年前虽然还未被冠以“古风歌曲”头衔的《青花瓷》，到当下旧词新唱的《琵琶行》，网络歌手、民间唱作人原创的《踏山河》等作品的风起云涌，这种风格的歌曲在一代代年轻人中始终未曾沉寂。

古风歌曲之所以能盛行，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有三个明显因素。其一，古风歌曲满足了青少年对真爱的憧憬。青少年是流行歌曲的主要受众，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往往笃信爱情至上。古风歌曲的内容绝大多数是爱情主题或带有爱情元素。除了纯粹的爱情主题外，古风歌曲更多的是把爱情作为其中一个元素去润色情感。如方文山作词的《缘分一道桥》直接以演唱古诗开篇，霸气展现塞外战场的恢宏之气，其中融会着“谈爱恨不能潦草”的爱情观，更要以生死去证明。其二，古风歌曲充满对侠义精神的推崇。古风歌曲塑造了大量侠士，其中惹人注目的是在民族危机中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如《赤伶》中的优伶与侵略者一同烈火焚身的民族大义感人至深。这些歌词可以激起青少年追求自由生长、个性解放的情感共鸣。其三，古风歌曲的主题满足了人们情感宣泄的需求。“饮风咽沙”“枕风宿雪”等折射的是当下生存境况的不易；渴盼如英雄“长枪策马”“浪迹天涯”满足了现实个体在群体中想要突出自我的精神需求；推崇“美人画卷”“红楼斗酒”年少的鲜衣怒马是对青春的致敬，而歌词中隐约可见“青丝成灰”“冷月空对”是时光流逝的感叹，是只恐时不我待，无处挥洒热血的隐忧。

古风歌曲的风靡，还得益于其形式上符合流行音乐的创作传播规律。词语押韵、节奏明快，可以有效提升传播的到达率，也是流行音乐得以广泛流行的重要因素。而古诗词的简洁、精炼、押韵，一定程度上成了歌词创作的富矿。

主题上古风歌曲的创作往往选择古典文学中熟悉的故事、意境进行解构再造，语言上通过模仿文言的词语来提升内涵，营造氛围，通过个性的表达吸引眼球。优秀的古风歌曲很多有历史出处，它们改编自民间故事，传奇色彩浓厚。如《霸王别姬》等来自历史上的经典爱情故事，塑造的是社会认可的传奇英雄。古风歌词喜用成语来模仿古人表达方式，这样可以快速被听众理解并产生情感共鸣，演唱起来别有一番韵味。由于词作者的水平差异，有些作品则是带有古典词语的词语拼贴：如“折断月光”“叶黄退入长秋”等歌词读起来不通，断句混乱，丧失了古典诗词之美。虽然初听惊艳，但其表述或不明所以，或强行押韵，是用现代表达方式去强行模古的体现。如《盗将行》中“笑像一条恶犬”的表达就饱受诟病。这种批评并非是不尊重创作自由，而是此类歌曲的流行度、传唱度高，且主要受众偏年轻，所以让社会不能忽视这类歌词对年青一代文化积淀潜移默化的影响。

某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表示听过或可以接受古风歌曲，半数以上的同学能够随口唱出喜爱的古风歌词。也有个别同学表示反感，主要原因是“伪古风”。所谓“伪古风”，其主要表现就是打着古风和传统文化的旗号张扬个性，歌词不注重叙事逻辑。前言不搭后语导致不易理解，或只是文言词汇的生搬硬套，甚至是生编硬造，忽视对原本古典诗词中“温柔敦厚”的诗教或文化精神的探寻。追溯古典艺术的源头，诗词歌赋发挥着“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的作用。这些经典借助文字和声音传承千百年，历久弥新，刻印在民族精神和文化中，在后人心中激荡起层层共鸣的涟漪。分析古风歌词的特点，就是要针对问题引导背后的艺术创作趋势。

我国古典文化蕴含丰富的艺术资源，可以为当代的艺术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关键是如何挖掘、利用。当下，国潮奔涌，既有民间自发的古风歌曲创作，也有汉服文化热，还有以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等文化综艺类节目为代表的各主流媒体的创新之作。这些都是对古典文化的体认，是民族自信和文化复兴的物质表象。在这种大背景下，引导古风歌曲创作“去伪存真”，领悟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文中的精髓，用民族精神的丰厚滋养去破除流行文化的困境，不失为一种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

（摘编自武玥《古风歌曲何以风廊》《光明日报》2021年7月14日，有删节）

戏一折/水袖起落/唱悲欢唱离合/无关我/扇开合/锣鼓响又默/戏中情戏外人/凭谁说/惯将喜怒哀乐都藏入粉墨/陈词唱穿又如何/白骨青灰皆我/乱世浮萍忍看烽火燃山河/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情字难落墨/她唱须以血来和/戏幕起/戏幕落/谁（终）是客/你方唱罢我登场/莫嘲风月戏/莫笑人荒唐/也曾问青黄/也曾铿锵唱兴亡/道无情/道有情/怎思量/道无情/道有情/费思量/

材料一：

理论上，讲好一个故事需要考虑三种主体：讲述主体（谁在讲述），故事主体（谁被讲述），接受主体（谁在观看）。互联网时代参与主体边界模糊、角色重叠，各民族、各群体、各阶层都在“讲述”“被讲述”，也都在“观看”“被观看”，多主体多元化传播已成现实。“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并从以上三种主体入手，创新思维，调整策略，从分散失衡走向多元协同。

从故事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普通人的故事。在权力、资本与眼球经济的驱动下，传播场域两极分化的现象仍很严重，国际传播秩序处于失衡状态。国内的普通人和弱势群体作为讲述主体的话语权和作为故事主体的存在感都过于弱化，尤其在被西方媒体遮蔽、忽略之后。更多地让他们发声、为他们发声，对高举人民性旗帜、秉持“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是国际传播秩序再平衡的使命担当，这也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巧实力的战略选择。

从接受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故事的受众群体。我们要相应地调整方向，不囿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而采取“边缘突破”战略。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精英群体和意见领袖，他们属于西方意识形态最顽固、对中国成见最深的受众群体。我们应该把战略重点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中的草根群体、非政府组织转移。就前者而言，我们虽然经常强调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话语权，而实际上常常“被议题设置”，围着西方媒体的议题打转，从客观原因来看，我们和西方存在软硬实力差距；从主观原因来看，我们不够自信，太在乎西方，且存在缺乏省思的战略失误，就后者而言，他们在发展阶段、发展诉求、价值观和利益点上与中国很接近，这使他们对中国故事有更多共鸣，他们的“中国观”也更具可塑性，相关调查报告印证了这一点。

从讲述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做到多方协作，一起来讲，讲述主体是最能动、最重要的要素，在讲述主体层面，有两个并行的趋势：一个是多主体多元化，一个是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从多主体多元化角度看，政府不是国际传播中的唯一主体，非官方的传播主体以其更具亲和力的民间立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若要扩大与主导话语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不可替代，所以，从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角度看，国家需要高度整合内政外交、对外广播以及网络媒体等资源，联动合作。“讲好中国故事”，除了发挥非官方传播主体的作用，还要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以便发挥国家统筹协调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李成《抓住三个主体，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传播给世界，争取文化上的领导权。但近年来，我国对外宣传力度很大，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基本停留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层面。要实现中国故事从“讲述”到“讲好”的转变，就必须认清讲好中国故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当今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从西方主流媒体获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昔日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辉煌已成遥远的过去，当前中国文化传播缺乏高超的传播技巧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此外，由于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相对有限，外国民众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不多，加上西方媒体给外国受众造成的先入印象，使得他们即使看到我们的报道也很难相信。

（摘编自李子祥《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

材料三：

李子柒能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必有其不寻常之处。作为真实的人，李子柒所选择的生活洋溢着中国风的美，满足了人们对传统中国、诗意生活的想象，有效缓解了工业化社会、高风险社会中人们的焦虑，特别能够绕开海外用户的心防。作为网红，李子柒有着明显服务于市场营销所需要的清晰“人设”，她活跃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并取得成功，这显然是有策略、有布局的。作为文化符号，李子柒已经在人们的接受过程中，被确认为可以代言中国文化的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外国网友称李子柒为“中国的迪士尼公主”，央视称赞李子柒“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成为话题后，李子柒一如既往，并没有急切地想要乘势做大，一飞冲天。这种“稳扎稳打”，其实就是内涵式发展，具有国际传播方法论意义。当然，没有中国发展成就的备受瞩目，没有中华文化吸引力在全球范围的重获认可，也很难想象李子柒的成功。她是“中国制造”在软实力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那一个。她的走红海外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预示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走向新阶段。

（摘编自李习文《李子柒走红海外的国际传播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