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是一部空前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构的庞大严整、人物的典型生动、语言的流利传神等艺术方面的成就上，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有着决定这些艺术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它是以爱情悲剧为线索来写出封建大家庭由盛而衰的经过，从而成为反映封建社会的一面最忠实的镜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巨著。

《红楼梦》全书虽以贾宝玉、林黛玉爱情为线索，大观园的风月繁华为背景，但它的真正重点并不在这些地方。它写贾家用度的奢侈、礼法的虚伪、骨肉的内哄、在社会上的专横、对下人的残忍、收租放帐的剥削等等，都非常深刻。它写的虽然只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但却是代表了千万的同样的家庭。作者在这里提出了封建社会最基本的土地问题，和一系列的宗法问题、奴隶问题、家族问题……它不只刻画了封建家庭，并且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也是无情揭发暴露的。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有钱有势的打死了人“没事人一般走他的路”，而孤苦无告的被打死者的家属则是“告了一年的状无人作主”。一张“护官符”是多么尖锐的刻画了官僚地主们互相勾结包庇的本质。

说《红楼梦》是一部空前伟大的小说固当之无愧，但读它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它的真假虚实，轻重隐显，变化百端，使我们不容易抓住，而且稍一疏忽，就会走入迷途，误解到作者原意的反面去。作者虽然是刻画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却并不曾完全背叛了他本来的阶级，虽然思想中有许多进步的成分，但也仍然保留了一些落后的东西。这种既痛恨又追怀的矛盾思想，就形成了既暴露又掩饰的曲折的笔法。

如书中的凤姐，写得可以说是相当显豁了，但也有不明写之处。如第六十九回，尤二姐被胡庸医误用药打胎，致死，写得好像与凤姐根本无干，又早在第五十一回安排下“胡庸医乱用虎狼药”的回目，好像胡君荣用药一向乱七八糟似的；其实仔细看这一回书，就可以知道胡君荣用药乃是凤姐买嘱的。凡这些地方，都是微词曲笔。

形成这种微词曲笔的原因，除作者自己的思想有着矛盾以外，还有许多不得已的缘故。第一，作者虽然不曾完全背叛了那个阶级，却大大地开罪了那个阶级，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况且作者生于清朝雍正初年，雍正即位，大诛异已，而曹家所依附的皇族正好是雍正的冤家对头，于是弄到抄家罢职。当时曹家处境的狼狈恐怖，可想而知，作者自不能畅所欲言，只好采取了迂回的方式，说一半留一半了。

不仅如此，这种微词曲笔还有它本身的意义，就是艺术上的处理问题。《红楼梦》把大观园、十二钗表面上写得那么漂亮、美丽，自有它的必然的因素。他有这么写的必要。它透过封建家庭的表面的繁华和尊严的礼法来反映这腐朽淫靡行将崩溃的真实情况。这样写来才能使人了解封建家庭的本质，而不为其外象所迷惑。因此作者不愿意把这丑恶都给表面化了。

不过，这种迂回的写法在某些程度上未尝不是阻碍了读者对《红楼梦》的正当了解。《红楼梦》一百多年来之所以被人曲解、误解，与它本身的隐晦是有关系的。用作者自己的话，他在书中屡屡提出“真”“假”的观念。明显地写出来的是假的，相反的，含而不露的才是真的。第一回甄士隐走了，就表示“真事隐去”，第二回记贾雨村的谈话，就表示“假语村言”。话虽分在两回说，实则是一回事，所隐去的真事也就暗藏在假语村言中，并非言是言，事是事，各不相干的。但有许多人看《红楼梦》只从第三回黛玉入府看起，什么甄士隐、贾雨村，几乎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对作者强调的“正”为“假”，“反”为“真”完全不了解。

我们读《红楼梦》，假如能够掌握上面的这种看法，自然就不会走入迷途了。

（摘编自俞平伯《我们应该怎样读<红楼梦>》）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九歌》 ) 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至于王褒《渡河北》的名句：“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则其所受的影响更是显然了。在这里我们乃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这似乎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可是问题却在于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其实“树”倒是常见的，例如屈原在《橘颂》里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服兮。”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里又说：“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无名氏古诗里也说：“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可是为什么单单“树叶”就不常见了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例如说：“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 ( 萧纲《折杨柳》 )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 陶渊明《拟古》 ) 这当然还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炼的缘故，可是这样的解释是并不解决问题的，因为一遇见“木叶”的时候，情况就显然不同起来；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炼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 柳恽《捣衣诗》 )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沈佺期《古意》 ) 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那么“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而事实又正是这样的，自从屈原以惊人的天才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也就再不肯轻易把它放过；于是一用再用，熟能生巧；而在诗歌的语言中，乃又不仅限于“木叶”一词而已。例如杜甫有名的《登高》诗中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大家熟悉的名句，而这里的“落木”无疑的正是从屈原《九歌》中的“木叶”发展来的。按“落木萧萧下”的意思当然是说树叶萧萧而下，照我们平常的想法，那么“叶”字似乎就不应该省掉，例如我们无妨这么说：“无边落叶萧萧下”，岂不更为明白吗？然而天才的杜甫却宁愿省掉“木叶”之“叶”而不肯放弃“木叶”之“木”，这道理究竟是为什么呢？事实上，杜甫之前，庾信在《哀江南赋》里已经说过：“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这里我们乃可以看到“落木”一词确乎并非偶然了。古代诗人们在前人的创造中学习，又在自己的学习中创造，使得中国诗歌语言如此丰富多彩，这不过是其中的小小一例而已。

……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 ( 周邦彦《满庭芳》 ) 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节选自《说“木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复兴，尤其是儒学的复兴。复兴儒学不仅是一个学习儒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儒学的问题，因为儒学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学问，更是一种躬行实践的学说。儒学实践不仅是关乎个人的行为，而且是关乎民族复兴的行为。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命运注定是与儒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既然是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与儒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在儒学实践中，必须处理好关于“学习”与“实践”的关系。实践不能是盲目的实践，而必须要以对儒学的深入学习和准确把握为前提。所谓“准确把握”，最重要的是要严格区分儒学的基本原理和儒学的历史形态。历史上出现过各种版本的儒学：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原始儒学（如孔子、孟子、荀子等的儒学）；自汉代至清代的帝国儒学（其中包含若干不同版本的次级形态，如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的洋务儒学、维新儒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和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等等。这些不同形态的儒学，都只是在回应它们各自所属时代的问题，因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儒学之所以能够面对不同时代的问题而形成不同时代的学术形态，恰恰是因为它具有一套能够穿透历史时空的儒学原理。这里所说的“儒学原理”，指的是蕴涵于儒学的各种历史形态之中而又不等于这些具体形态的基本理论，它并非现成地摆在那里的东西，而是需要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和抽绎才能够呈现出来的。这套儒学原理的最核心的理论结构即“仁→义→礼”，其中“仁”属情感，“义”属意向行为，“礼”属规范。按照一般心理规律，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会产生某种情感；这种情感会产生进一步的意欲和意志，这种意志又导向进一步的行动，但这种行为不能为所欲为，而需要加以规范，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

儒学实践不是单纯的照抄照搬的学习，而是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现代新儒家人物贺麟先生指出：“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这就是说，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以来的儒学“危机”，实际上恰恰是儒学获得新生的“转机”，儒学可以“借机”转化前代社会的内涵，而发展出现代性的内涵，后者才是我们实践儒学的内容。不能区分儒学的基本原理和儒学的历史形态，其结果是无法创造出现代性的儒学形态，所实践的儒学往往不过是前代形态的儒学，实践者成为“腐儒”，给自己、社会和民族国家带来危害。

（摘编自黄玉顺《儒学实践的理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