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闲笔”

“闲笔”不是游离于叙事主体之外对无关紧要情节的描述，而是叙事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左传》开启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笔法。从《左传》中大量的细笔、趣笔、奇笔、偶笔的运用上看，“闲笔”已经是春秋时期历史文学的历史转向，标志着一种自然轻松充满趣味的文学笔法的成熟。

《左传》叙事往往愈是紧张处，愈使用“闲笔”，以缓解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带来的某些精神压力，从而制造一种紧张与悠闲参差错落的美学效果。《左传》叙事常常在宏大处用“闲笔"，由细致的世俗生活，显现恢宏的政治主题，从而组成巨细映衬、大小对比的叙事单元，表达一种小事件推动大历史的历史观念。

春秋人对优游闲暇从容不迫的审美精神有特别的喜好。襄公二十四年晋楚棘率之役，晋人张骼、辅跞向楚军挑战，二人毫无畏惧，坐在战车上一面弹琴，一面冲入楚军阵营。这种从容镇定的悠闲，不仅表现在战场上的从容不迫，也转化为春秋文学的精神品格。“闲笔”写出了春秋人的精神世界，也表现了春秋文学的艺术品格，

“闲笔”往往描写的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件，却具有叙事结构与主题的双重意义。从结构上说，历史的发展过程总是起伏跌宕的，“闲笔”的加入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闲笔”往往是“正笔”的有机构成，没有了“闲笔”，“正笔”也显得呆板僵滞，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而从主题上说，“闲笔”常常通过小事件、小情趣显示历史的大主题、大格局。彻底说来，“闲笔”比“正笔”更突显了《左传》在文学史上的思想跨越和艺术进步。

《左传》常常在风云激荡处宕开笔墨，写出一两件小事件、小情节，以小事件显示大历史发生的具体情景，以细微处展示大人物真实的心理动态。《左传》定公十年，宋景公宠爱向魅，将公子地的四匹白马转送给向魃，引起公子地的不满，向魆准备逃亡，宋景公伤心欲绝，竟然“目尽肿”，一个细节写出了素公内心的无限悲伤，这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次写出一个人双泪长流两目红肿的动人细节。

钱锺书《管锥编》有“一饭之恩仇”的论述，他指出，一饮一饭，分配不均，看似小事却往往引发政治的连环报复，甚至造成激烈的流血冲突、朝野动荡。《左传》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件记载。宜公四年，郑国大夫子宋、子家一起朝见，子宋以其“食指动”，预言此日“必尝异味”，而恰逢郑灵公烹制楚人送来的大鼋，两人相视而笑，郑灵公故意召见子宋而不分给他大鼋，子宋染指而出，两人最终杀死了郑灵公。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国“公膳日双鸿”，而饔人却将鸡更换成鸭子，御者又换掉鸭肉只送上肉汁残汤，这让子雅、子尾愤怒异常，从而导致齐国庆氏集团被逐事件的发生，而这场宫廷流血事件又恰恰改变了齐国的政治走向， 致使陈氏家族在崔、庆之乱中渔翁得利，篡取了齐国的政权。

“细笔”不细，“闲笔”不闲，《左传》的眼光是独到的，宏大的历史往往从细微处走来，大历史常常是由一连串小事件构成的。

材料一：

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由来，学界都普遍认为源于马尔沙克。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特性，遗憾的是他没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许多经济学者借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把语言引入经济活动中来，探讨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所具有的经济势能。国内的研究始于21世纪，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西方研究的理论成果，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没有形成佢完整的体系。到底什么是语言经济学？它的范式和本体论基础是什么？这些都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不过，学界对于它的研究对象问题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

对于语言本身产生、演变规律的研究，见诸语言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的文献相对较多，尤以语言学为主。语言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语言的内部要素（语音、词汇、语言）进行，特别强调遵循语言自身规律，把一切不属于它们研究对象的东西排除在外。而语言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把语言作为研究素材，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语言的形成、发展、传播、更新和消亡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人们的经济理性选择在此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因此，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语言经济学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或借鉴。例如，借助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的均衡和最大化思想来探究复杂语言系统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常规性”，并探讨语用行为中言语资源配置的均衡和优化问题。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语言产生、演变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可以归结为语言的作用或考者语言的经济势能，这也是语言经济学的时髦话题，目前这一方面的理论相对成熟。比如布里克利和艾米陈利用儿童移民的数据探讨了语言能力与工资收入分配的关系，格林测算出英语的强势地位可以帮助英国在欧洲获得较高收益。再比如拉齐尔、切尔以及德·斯旺关于语言趋同理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题）的研究，是为国家的语言规划提供理论基础的；奇斯维克等提出语言的人力资本性质，是为一些移民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提供支持的，美国的GRE、英国的雅思考试等就是受这些理论的影响。围绕着语言的学习、培训和信息化处理等形成的语言产业，它自身的发展规律、组织结构及其对经济的贡献度等等，都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语言经济学发展至今不过50多年，作为一个迅速拓展的研究领地，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现有的研究零散而杂乱。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语言经济势能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对语言本身的研究。甚至在有些学者看来，前者都不属于真正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可以预见，在以后的研究中，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对于语言经济学的认识分歧还将长期存在，毕竟语言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差太远。即使在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语言也会因经济理论的不同而产生迥然不同的结论，因为经济学囊括了太多的学派与内容。不过，语言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或许将会是语言经济学作为新兴领域最能彰显活力之处。

（摘编自黄少安、张卫国、苏剑《语言经济学导论》）

材料二：

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它强调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来研究语言，这为我们研究新词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言语活动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定式，即言语的内部始终有一种力量——人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与人在生理上（体力上）和精神上（智力上）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人们总是在寻求更多、更新、更明确的语言单位来表现自己的内心想法。在这个活动中，人要消耗体力、时间、精力，所以人们在不断寻求能够省力又能被人普遍接受的语言词汇。这就是法国语言学家马尔丁内提出的“语言经济学原则”。如：“‘拼养’孩子让人欢喜让人忧。”新词语“拼养”就适应了简洁、省时、省力的经济学原则，时下在年轻的父母中得以迅速流行。再如：“美国选民对恶炒‘中国话题’不感冒。”这里的时髦词语“中国话题”是指西方国家对崛起的中国是否对世界构成威胁的议论，其中隐含的是有些发达国家的某些政客在大选前利用媒体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而引起的一系列话题。

新闻新词语在展示我们国家经济腾飞的同时，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现代化的传媒技术手段如电视新闻、书籍、广播等传播着大量的新词语，扩展了人们的知识面，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开拓了人们的思考空间和鉴赏能力，提高了人们的思维想象力、创造力和生活热情。新词语传播的新的价值观念，使精英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引导人们追踪时代发展的步伐，从而改变明天的经济生活。现如今，大量流行的缩写新词语以其少量的符号表达了尽可能多的信息，适应了讲究速度和效率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语言经济原则，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

（摘编自潘锐《新词语的语言经济学效应》）

中国现代艺术文化是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接受西方文化而形成的一种价值形态。中国现代文化构成中的精神文化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创思文化，主要包括思想文化、学术文化，这些文化是创造性思考的结果；一类是创作文化，包括文学、音乐、美术、雕塑、戏剧、舞蹈、电影、建筑等；还有一类是创意文化，是创意性工作的结果，包括了设计和传媒文化。中国现代艺术文化一般体现为“创作文化”的内容。创作文化从字面上理解往往鼓励更富于创造性的思维冒险，然而，因为作为创作资源的历史因素、人生元素、艺术审美要素与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结合得更加紧密，中国现代艺术文化较之于其他创思文化、创意文化类型，更能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东方与西方的结合，以及殿堂与民间的结合的文化特性。

中国现代艺术文化的发朝，往往与对传统艺术的反思和批判联系在一起。现代戏剧由文明新戏发朝，从命名即可看出对传统戏剧的批判性。这样的批判在新文化倡导时期达到了顶峰。此后，中国现代文化对传统戏曲虽然仍然保持着批判态度，但批判的火力并不如新文化倡导时期那么猛烈，现代艺术建设也未能真正撞弃传统要素的渗入。同时，在中国新文学建设中，文学艺术家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对现代文化的追求，离不开对传统艺术因素的开发利用。郭沫若的《女神》充满着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要素，在表现五四时代精神时透露出浓厚的传统艺术文化的色彩。闻一多围绕着《女神》贡献了两篇高水平的评论，一篇论述《女神》的现代性思想和精神内涵，一篇论述《女神》的传统文化特色。这其实也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艺术最初的文化结构和价值形态：以传统文化的根柢追逐现代思想潮流，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完成新艺术文化的建构。古为今用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现代艺术文化价值形态的基本体现。

现代艺术文化从空间结构方面看，分为东方艺术文化与西方艺术文化。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以这两大空间版块为基本资源，在音乐、电影、戒剧、美术等领域绽放出独特的现代艺术风采。中国现代音乐文化既包含着古老的东方音乐遗存，也融入了西方音乐的形式和因素，从而整合为一种时代风格独特的艺术文化。新文化早期的学堂乐歌是典型的现代音乐文化的样本。它利用西洋音乐的曲调，借助西洋音乐的表现手法，传播的是自由、民主的新文化思想，而音乐格调和审美风格却体现着东方的伤感和精致。

现代艺术文化被概括为创作艺术，一般可理解为是艺术家在艺术概论的框架内从事个人创作，也被称为“殿堂"的艺术。然而，艺术家的价值形态很多来源于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如果没有山东高密民间积累的厚重而神秘的文化与奇特的民俗，莫言的文学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陕南山区和关中平原两千多年沉淀的民俗文化，贾平凹的文学成就自然会受到影响。几乎没有一位杰出的文艺家可以离开他所浸润其中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之水而畅游于文学文化的海洋。中国新文化是在批判反思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和开掘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这就是鲁迅既批判《二十四孝图》等民间经典文本，同时又对目连戏等倾注巨大热情的原因，也是周作人既向往明人小品的殿堂艺术境界，同时又积极参与民间歌谣搜集活动的理由。在与民间、民俗文化的复杂关系中，中国现代艺术文化获得了自身的丰富性、厚重性。

（摘编自朱寿桐《中国现代艺术文化的结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