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纸在北方又俗称“窗花”，是中国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之一，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在全国各地不同风格和特色的剪纸艺术中，古老而淳朴的陕西剪纸以它特有的魅力，深受人们喜爱。专家们称陕西剪纸为“活化石”，因为它较完整地传承了中华民族古老的造型纹样，如鱼身人面、狮身人首以及与周文化相似的“抓髻娃娃”与汉画像石相似的“牛耕图”等，均传承自中华民族阴阳哲学思想与生殖繁衍崇拜的观念。

在陕西剪纸艺术中，首推陕北民间剪纸。陕北剪纸的重要形式有窗窑顶花、炕围花、门面、挂帘、枕花、桌裙花、鞋花、结婚双喜花、衣物佩饰花、神龛贴花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中以窗花最为普遍。每逢春节，不论哪里的农村，都要给窗子糊上洁白的纸，贴上红纸剪成的窗花，喜庆新年。陕北窗花在表现内容上，一种是继承传统，一种是贴近生活，包括人物活动、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民间故事传说等，造型自由，民间趣味十足。陕北剪纸大都出自农家妇女之手，以淳朴、粗犷、简练、明朗为特点。她们创作的剪纸饱含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和强烈的感情色彩，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具有古朴的民风。她们一方面受民间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对生活进行仔细入微的观察和理解，凝聚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智慧，心到手到，并通过大胆丰富的想象用剪纸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美的理解。

剪纸的表现样式丰富多样，可分为单色剪纸、色纸拼贴剪纸、点彩剪纸、渗染剪纸、纸塑窗花和剪纸熏样等。陕北剪纸以单色为主，造型简洁质朴，注重夸张变形，传承着古老的审美情趣和造型观念，在内容上多以动物花草为主。传说孔圣人教化天下，唯独遗漏了陕北，于是陕北人的性情不像关中人那么中庸，所以创造性极强，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畅快，个性极强。在陕北的靖边、安边、定边一带，剪纸又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小巧玲珑、纤细入微，又可小中见大、刻画精到。打出的“乐乐”（指剪纸的装饰纹）细如针尖，剪出的线细如发丝，既不同于延安、绥德之粗犷，又不同于江南之工巧、写实。据考证，三边原是边关重镇，朝廷常派南方将领在此地镇守，他们带着家眷在这里生活，也带来了水乡的民间文化，与当地古拙的民间艺术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三边剪纸。

1993年，延安的安塞县被当时的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塞剪纸已开始从传统用途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民间艺术品，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青睐，被誉为“群芳母亲”，有“地上文物”和“文化活化石”之称。通过对大量民间剪纸的整理和制作，已有1000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等收藏，许多国外人士纷纷购买收藏，人称“具有生命力的陕北高原山菊花”。

学习剪纸讲究的是心灵手巧，可现在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太有诱惑力，年轻人很难做到像以前的老人那样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静下心来反复揣摩。过去妇女人人必会的一项技艺正逐渐成为一门少数人掌握和从事的艺术，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人顿感时光的流逝与无奈。如何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保护，积极有效地传承并发展这门古老艺术，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关注与深思。

（摘编自李军科《陕北剪纸艺术概述》）

朱熹指出：“立学校以教其民，……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他重道德、重精神的“德育为先”理念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廉吏清官、孝子烈女、醇儒贤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启迪现代学校明确德育价值的实现路径选择，培育健全学生的理想人格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与“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相一致，朱熹在学校课程设置中处处渗透着道德教育的内容与要求。朱熹结合南宋社会重伦理纲常的现实状况，建构了以儒家经典著作为基础，以史书典籍为补充的课程设置。为了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整顿科举制度选才无德的情况，朱熹以儒家经典作为书院课程的“入学之门”和“修德之木”。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成为学校培养个体德性的主要教材。其次，经史并学、以经导史是贯穿朱熹书院德育课程设置的重要理念。朱熹将道德教育与封建政合，把史学作为辅助课程，精选了《春秋》《汉书》等史书典籍作为学子们学理明义的课程内容。

“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传统德育的一贯主张，朱熹在实施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注重行礼践礼的礼仪教化，倡导通过祭祀活动和习礼活动使生徒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伦理纲常的教化。如朱熹在创建竹林精舍期间不仅建造了孔子庙堂，还以颜氏、曾氏、孔氏、孟子配享，以周敦颐、二程等人从祀，亲率领门人行释菜之礼以强化生徒尊师重道、标榜先贤的道德修养能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辞不获，诸生复请，遂就位，说为学之要。”礼仪教育其本身所蕴含的榜样示范、尊师重道的含义是所谓“格物致知以穷理”的重要教育过程，其所渗透的内省体察、立志克己的主体精神也是门人学徒“笃行践履以修身”的重要体现。

朱熹深受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重视发挥外在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对学子德性培育的作用。据黄干《朱子行状》记载，朱熹在书院的选址上无一不是选择依山傍水、幽深清静的自然清雅之地，“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返”。朱熹在授课讲学的过程中真正将治学求道与修身养性结合在一起发挥了自然环境涵养心性、陶冶情操的作用，达到了深层次的德育效果。朱熹十分注重书院的建筑布局与内部装饰，以朱熹主持修复的岳麓书院为例，将自然环境与人为建筑统一为整体，凝聚了朱熹以德育人、涵养性情的人文关怀。

朱熹在对门人生徒进行人伦教育和修身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注重通过道德知识内化个体的德行修养，更注重的是通过道德实践外化个体道德行为的落实。“某此间讲学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某只是作得个引路的人，作个证明底，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道德实践就是让学子通过躬身践履的道德行为去领会事物之理。所以，朱熹经常采取游学式的德育方式带领学子们走出书本课堂，深入自然山川，游览名人古迹，体察民情世情，通过各种渠道洞悉社会百态，将道德知识真正地应用到道德实践的过程中，以此贯彻“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

（摘编自王萍《朱熹“德育为先”理念及其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