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有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要求和条件，是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是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治理实践。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构建乡村治理命运共同体，以共同体的力量增进有效治理是由以下两点决定的。

适应国家宏观乡村治理的新时代调整。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但是伴随农村社会的急剧变迁，“乡政村治”型的分治格局越来越难以承载流动、异质、离散的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在此背景下，国家先后对乡村基层治理做出了适应乡村新时代发展的统一制度安排，强调“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强调“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这些战略安排意味着要夯实乡村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超越竞争与“分治”思维，运用“共治”“融合”“命运共同体”等思维和机制增进乡村有效治理。

顺应农村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治理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发展变化取决于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多元化、异质型的乡村社会发展变迁日益挑战着原有乡村基层组织的整合与内聚功能。一是乡村社会自主性增强与公共性不足并存。受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等结构性外力的推拉，村庄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日益超越地缘共同体限制。一方面建立在静止的熟人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有机团结日益受到严重挑战，乡土社会离散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乡村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公共性弱化。这决定了乡村社会发展需要激活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将多元主体的公共性、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嵌入治理命运共同体这一制度性关系和组织体系。二是建立在农耕型社会基础上的同质型生存需求向建立在复合型社会基础上的异质型发展需求转型。面对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向度、多类型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乡村社会何以从更快向更好发展，单方治理主体供给模式捉襟见肘，协调与整合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自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抓手。三是乡村显性距离在缩小的同时隐性距离在加大。在一定意义上，随着交通技术愈来愈发达，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已不再是空间距离，更多的是理念、思维等隐性的心理距离，阻碍了乡土认同，这就需要通过治理命运共同体的形塑，缩短无形距离，更好增进多方主体的互信，夯实乡土认同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应小丽《以共同体思维与合力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材料二：

“治大国如烹小鲜”，乡村治理是一门大学问。自治、法治、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式发挥着“自治为本、法安天下、德润民心”的功能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法治太‘硬’，德治太‘软’，自治太‘任性’”的局限性。单一治理方式存在“短板”，两两结合的治理方式能够取长补短，但应对复杂多变的治理难题时往往捉襟见肘。与之相反，“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既能优势互补，又能体现协同效应，往往优于单一治理方式或两两结合的治理模式。法治保障和道德约束下的自治是维护农村基层民主权利，实现村庄和谐有序的“光明大道”。自治作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治理方式，能够有效整合村庄资源，激发村庄主体活力，通过内驱动力这个“发动机”破解乡村治理困局。值得注意的是，自治需要法律保障和道德约束，以避免其走向无序和人治。以法为主，以德为辅，德法并重的治理模式体现出了刚柔并济的治理艺术。法治作为“硬约束”，为乡村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和安定有序的治理环境，为治理主体和对象提供行动指南和行为规范，是实现乡村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针对法律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的特点以及乡村社会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的现实，乡村德治无疑是重要“补给”。以自治组织为载体，以法治为保障的自治在农村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持久的生命力。“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治作为“软约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撑，是实现乡村善治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总体而言，“三治结合”有助于实现“1＋1＋1＞3”的治理效能最大化。

（摘编自唐皇凤、汪燕《新时代“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

材料一：

“科幻小说”是一个新兴独立的小说文类。“科学”与“幻想”是构成科幻小说特色的美学要素，而且两者应是统一整体。但是人们却一直争论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问题。“姓科说”认为，科幻小说主要是艺术地表达一种“科学”的幻想，“科学”是科幻小说的灵魂，“小说”不过是手段或者外壳。“姓文说”则认为，科幻小说既然是文艺，中心任务当然是塑造人物、反映社会、宣扬哲学，“科学”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两种创作价值观念的较量，也是文学批评一元论的表现。

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具有忧患意识。直面现实的入世态度，要求知识分子懂得务实，要“兼及天下”，不作无谓的幻想。所以，国人头脑中的“幻想”并不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它的延伸义就是痴心妄想、不切实际。人们即使看到科学幻想小说中的“幻想”二字，也会与不着边际的“空想”联系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抵制情绪。这种“务实”意识体现在作品里，就是联系“当下”的“教化”文学。科幻小说中的“想象”是应该有限制的，要“科学”地想象。而科幻小说中的“科学”，虽然有学理依据，但它是科学的艺术化想象，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面对未来世界的探索勇气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

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有历史承担意识。历史意识投射在文学上是一种“回望”历史的审美心理。而科幻小说，是取一种相反的姿态，它面向未来的目标，是要将我们长期形成的紧贴现实的目光从地面飞升起来，它要扭转我们回望历史的“恋旧”心态，超越时空，树立一种大宇宙观、未来观。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不那么合拍，所以具有一种冲击和批判的文化效力，这似洪水冲向土墙茅屋，轰然倒塌。承担意识投射在文学上是一种“科学普及”责任。20世纪处于边缘化的科幻小说没有忘记自己“应该”承担这一使命。科幻被当成了“普及科学知识”的活教具，科幻创作的功利目的掩盖了小说的美学要求。科幻文学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是基于科学背景上的、面对未来的辽阔想象，如果这种想象被束缚在了“功利主义”的脚手架上，飞扬在作品中的探索精神与人文精神就会极度萎缩。缺乏文学魅力的科幻，失去了读者的兴趣，自然难以为继。

“科普”的要求被用来规范科幻小说，对于那些幻想色彩浓的作品，就指责它不科学，说它是“灵魂出窍的文学”。科幻小说不是“科学知识”的形象化演绎，它是一种虚构的文学，渗透着作家对社会、人生及未来的种种思考，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不仅具有一般小说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而且还具有科学的启迪性。许多评论家热衷于给科幻作品挑“知识”细节上的毛病。中国科幻小说长期坚持科普化创作，使得文学界自然而然用科普文章的标准来评判科幻作品，其后果必然是科幻小说的幻想力被抹杀。

科幻小说寻求创新的做法招致如此“下场”，原因就是这样。科学家甚至科普界敌视它，指责它是“伪科学”，认为科幻小说的性质、特点和作用会产生误导；正统文学家也轻视它，排斥它，认为它严肃不足、荒诞有余，对科幻小说的批评升级到政治干预，导致科幻小说一度陷入沉寂。

（摘编自《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价值与审美批评》）

材料二：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而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细节的描绘和出新不够，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

但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乎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但其本身自有其文学魅力。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

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会沿着自己的方向掘进，而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抛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材料一

京剧音乐与京剧剧本文学、表演、舞台美术、服装等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系统的京剧艺术形式。京剧音乐是京剧艺术的根本基础。京剧音乐的唱腔、念白、曲牌、打击乐等四大部分，贯穿于京剧艺术的全部过程之中。

当我们论及京剧艺术形成发展的历程时，往往首先谈到的是声腔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情况，会如数家珍地从昆、弋两腔的相互竞争，叙述到高朗亭“三庆”等徽班进京、汉调入京、皮簧腔结合等等。在区分京剧流派时，似乎也主要以其唱腔的风格特征为标准。也就是说，唱腔不仅在京剧音乐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在整个京剧艺术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占有极其特殊、重要的位置。事实上，京剧艺术发展至今天，的确已经形成了以“唱”为中心的艺术风貌。无论是传统剧目或是现代剧目，其主要表演形式还是通过角色的扮演者，唱出剧中人物的丰富思想感情，唱出剧情的来龙去脉，唱出一个故事。

在我国戏曲剧种音乐的形成发展史中，京剧音乐的形成发展史极具特殊性。我们知道，在我国300多个剧种里，绝大多数剧种都是从当地民歌、说唱或歌舞音乐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京剧则是在对民间多种艺术进行了长期吸收，对传统戏曲文化进行了长期继承和发扬，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的徽、汉、昆等剧种的基础上的直接继承，是北京地区多种外来声腔，剧种相互吸收、融合的结晶。京剧除了没有中国整个戏曲艺术发展史那样渐变的过程外，也没有经历过像某一个剧种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缓慢发展历程，而是在许多本来就已经成熟的剧种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也有一个丰富、提高、融化、融合的过程，也有孕育、确立、成熟与发展的几个阶段，是在逐渐发展中才拥有了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但毕竟是对完整、成熟艺术的继承。如京剧声腔艺术中最具代表性、最主要的皮、簧两腔，它们在京剧艺术形成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合流，就已经形成了后来京剧艺术中完善的“唱腔”。还有“四平调”“昆腔”“吹腔”等腔调，都不是在北京地区形成的。所以，如果要谈及京剧的形成与发展史，应该主要以京剧的各种声腔为线索，同时，这样也就能够解释清楚京剧以“唱”为中心的历史原因。

虽然京剧的形成发展历史并不算长，然而，关于其确切的形成年代和发展历史却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京剧的历史应从清乾隆年间的第一个徽班进京时算起。第二种看法是京剧形成于道光年间，不言而喻，是由于这个时代出现了老“三鼎甲”之首的“大老板”程长庚。第三种说法则认为京剧的形成应始于清同治年间，其理由是这个时代的京剧名家谭鑫培，规范统一了京剧的音韵，并确立了京剧艺术的表演规范形式。目前的这几种说法的确也都有其各自的道理，其实，这也正是京剧艺术所经历过的发展历程。但是，那种片面地强调谁为京剧的第一代演员，谁又应是京剧代表人物的认识观念，就京剧历史发展的特殊过程来看，似乎行之不通。同样，这与把另外其他阶段哪些人物尊为整个京剧艺术的代表都行不通是一个道理。我们知道，北京不仅是赓衍了几百年的京华之地，更是一个北方诸省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自清初以来，各地的剧种、戏班相继不断流入北京，形成了北京地区戏曲活动繁荣的局面，也有所谓“京腔”之称。但是，这不是京剧的命名，京剧的命名来自上海。虽然，在许多有关京剧形成史的著作中，有的也对京剧艺术的形成作了几个阶段的分段论述，但是，大多未见进一步阐述，特别是没有明确提出对京剧艺术的时代划分问题。如果我们把京剧的形成发展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也许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全面认识京剧艺术的形成发展历史。

（摘编自张文君《论京剧艺术的发展》）

材料二

王评章先生认为，“在当代文化一体化、同化的形势下，戏曲除了创新以追随时代，还有文化坚守和自我保全的任务”。评章先生提出的“文化坚守和自我保全”无疑为“文化全球化”时代下京剧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回顾近三十年来，京剧乃至戏曲的改革，触及最多和改变最大的大致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剧本文本文学性的提升，二是对于剧本思想性、哲理性的开掘，三是对于综合舞台表现形式多元化的探索（包括灯光、服装、道具、音效），从而把展示、表达编导者的“主体意识”和“当代意识”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笔者并不反对京剧乃至戏曲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不反对当今戏曲作品在适当程度上提高文本的文学性以及对主题深化和哲理追求的探索。但在新编创时，如果对剧本文学性、思想性以及哲理性过度开掘，就会使京剧在实际的舞台呈现及观赏性上受到伤害，从而对京剧表演艺术可以反复观赏且常演常新的品鉴与赏玩属性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这不仅会使京剧的属性与品格发生质的改变，更会使京剧的审美特征与京剧观众的欣赏习惯发生偏离和脱节。正如季国平先生所说，“用话剧等形式简单甚至是粗暴地改造戏曲，盲目‘创新’，去程式化和行当化，丢失了戏曲的本体；盲目追求‘精品’，从编导、音舞甚至表演，请来各路‘神仙’，因不熟悉剧种，消解了戏曲及其剧种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如此‘创新’的结果，注定是‘千人一面’‘似曾相识’。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京剧艺术作为中国民间音乐的集大成者，在创新的同时，更应坚守京剧在艺术、历史、民族和文化等方面的核心价值。

（摘编自刘新阳《“文化全球化”时代下京剧艺术核心价值的坚守》）

材料一：

①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②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③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了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得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

④所以，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选自钱锺书《谈中国诗》，有删改）

材料二：

①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②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③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

④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选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