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2021年，各地高度重视，千方百计挖掘粮食面积潜力，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生产喜获18年连丰。

耕地质量事关粮食产能。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同时，还要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保证农田“必须是良田”。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完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有力地保障了粮食安全。但目前，我国耕地质量总体上仍然不高。加上光温、水土时空分配不均、利用不合理等问题，我国耕地抗灾减灾能力仍然不强。要确保粮食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迫切需要大力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

四川省实行田长实地巡察，卫星遥感“天上看”，视频监控“实时看”，耕地保护监管网越织越密，无论是土地撂荒，还是乱占耕地，都能第一时间发现。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1%，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为粮食生产注入动力。

土地整理是耕地保护的一张“关键牌”。走进云南省双柏县法脓镇铺司村，规整的田块，宽敞的机耕道，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荒坡地。双柏县用好政策，完成土地整理项目4个，新增耕地1500亩，土地利用率由49.06%增加到72.15%。

严格实行“数量为基础、产能为核心”的耕地占补平衡，推行“田长制”等耕地保护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建立智能化耕地监测监管机制，确保“农田就是农田”。

（摘编自《“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人民日报》2022年2月19日）

材料二：

田长制是新时代保护耕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探索。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建立田长制，以分级联动全覆盖的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田长制实行联动机制，责任明确。截至2021年年底，北京市已全面建立市、区、乡镇、村四级田长制责任体系，形成相关配套制度，确立耕地保护工作格局。黑龙江省建立省、市、县、乡、村和网格、户“5+2”七级田长制，将黑土地保护责任落实到人头，部门、网格。广西、安徽等地分别建立耕地种植情况动态监测制度和清单管理制度，既能实现数据实时管理，又能做到离任交清单，接任接清单。海南省组织开发了“海南省田长制巡查管理信息系统”，作为落实耕地保护田长制的工作平台，进一步提高耕地保护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黑龙江省建立田长奖惩机制，对于在黑土地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给子表彰和奖励。山东省将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纳入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对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进行考核。

实践证明，田长制在贯彻落实耕地保护中具有独特优势。一是采用大数据技术，有利于精准提高耕地保护能力。二是整合现有队伍，将耕地管理与村庄治理相融合。依靠现有的护林员和水资源管理员等队伍，实现村级耕地的日常巡查，达到田长、湖长、河长等多“长”合一。三是启用数字网格化系统，提高管理水平，有效弥补人力巡查监测不够充分的短板。四是创新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确立耕地保护工作格局。多措并举，健全配套制度，完善工作机制，保持耕地数量总体稳定，合理布局永久基本农田，明显提升耕地质量和利用水平。

（摘编自《田长制——压实保护责任   提升耕地质量》，《光明日报》2022年3月1日）

材料三：

日前，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安徽省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方案》。方案明确了耕地利用优先次序，部署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要求，把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着力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

方案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确保耕地质量提升，粮食面积稳定，粮食产能增加。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稻谷、小麦、玉米三大谷物的种植面积。一般耕地应主要用于粮食，油料，蔬菜等食用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按照“粮食生产优先”的原则，在确保优先满足粮食和食用农产品生产基础上，允许耕地适度用于非食用农产品生产。

“十三五”期间，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完成520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1900万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加强对粮食生产功能区的监管，引导土地优先向种粮主体流转，对违反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大规模流转耕地不种粮的“非粮化”行为，一经发现要坚决纠正。

（摘编自《安徽省出台方案防止耕地“非粮化”》，《安徽日报》2021年3月7日）

材料一：

近年来，博物馆成为公众喜爱的文化“打卡”地，一些精品大展现场经常出现排长队的景象。但是线上展览的观展热度似乎远远不及线下。是什么阻挡了公众的观展热情？

首先，在电脑或手机屏幕上欣赏文物、浏览展厅，与身临其境面对实物所带来的审美体验、艺术震撼是不一样的。线上展览受到观展设备、展示程序、网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操作不便捷、画面不清晰、切换不流畅，都会让观展体验大打折扣。

其次，线上展览消除了空间感，也隐去了观展同伴，参观者难以直观地感受到展厅布置的精美、展线设计的巧妙，在观展过程中也没有伙伴可以交流，相应地减少了一些乐趣。

线上展览虽然存在不少局限，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它在云端持续开放，没有闭展时间，让亿万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自由参观。线上展览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文物图像可以多角度清晰显示，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些现场看不到的细节。独自观展省去了排队、拥挤的烦恼，能让人更专注地欣赏文物。

线上展览和线下展览在很多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因此，线上展览不应是简单地把线下展览搬到网上，而是要对展览进行延伸、拓展，甚至“再创作”。从三维到二维，少了空间的束缚，线上展览可以打破原有的展线设置，为观众提供多样化的观展线路和更丰富的展示内容。线下展览无法实现的检索、细读等功能，在网络平台都可以实现，能更好地满足文博“发烧友”（线上观展核心人群）的需求。

线上展览还应在增强互动性上做文章。博物馆要改变“我展你看、我说你听”的传统思路，让观众更多地参与其中。线上展览可以借鉴网络游戏的方式，带给观众生动有趣的体验。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文物报社、全国近30家博物馆与腾讯“博物官”合作推出《2020“生肖之力”创意文物H5》，将线下举办的“庚子鼠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展”转化为可以互动参与并分享给朋友的网络小游戏，让人眼前一亮。

一个优秀的线上展览需要以扎实的研究、整理、策划工作为基础，同时也离不开强大的技术支持。博物馆一方面要“修炼内功”，另一方面可以和先进的网络科技公司开展合作。随着文博机构不断探索创新和跨界合作的深化，线上展览必将绽放更多精彩。

（吉光《线上展览靠什么“圈粉”》，《人民日报》2020年3月17日）

材料二：

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受众，敦煌文化如何更好地面向社会，适应当下，打造时代的新坐标，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命题。而文物数字化、“数字敦煌”项目建设、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汇集，正是我们对该命题的重要探索与实践。特别是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莫高窟等石窟不得不停止对外开放，如何让广大群众在家也能体验、欣赏敦煌艺术，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敦煌研究院利用数字资源，推出了“云游敦煌”微信小程序、“‘数字敦煌’精品线路游”、“敦煌文化数字创意”、“精品展览”等一系列线上“云展览”活动，有效地推动了文物数字化，为新时代更好地传承敦煌文化提供了新思路。

“云游敦煌”让用户可以“云”参观敦煌艺术，利用腾讯云的技术优势，用户可以看到敦煌石窟艺术的细节，仿佛进入真实洞窟。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科技十文化”的方式，让千年传统文化“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与大众产生互动。与此同时，“云游敦煌”小程序也在QQ上线，让大量年轻人宅家上课之余也可以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

除了一系列线上“云展览”，我们还尝试用音乐、游戏、文创产品等形式，结合数字科技融合线上线下，让古老的敦煌文化释放新的活力，让文物“活”起来，走进人们的生活，使其成为引领时代风尚、构筑时代美学、满足美好生活的新动能。

线上数字化展览和线下展览是相辅相成的，可以“比翼齐飞”。前者加速了信息传播，用户也能够打破时空界限，以更低的成本观展。同时拥有线上和线下两个展览渠道，能够取得信息发布更广、内容传递更深、互动形式更多、展览效果更持久的效果。这对我们下一步持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有所启发。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既给文博界带来挑战，也推动我们进一步广泛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漫游等新技术，借助5G和云计算带来的高速率的传输，进一步构建线上线下相融通的传播体系，多渠道传播敦煌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

（赵声良《打造敦煌文化时代新坐标》，《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3月9日）

材料三：

“云游博物馆”并非简单、直接地将线下展览、博物馆搬到网上，相关方需要在视觉呈现、展品设计、观众互动等方面进行整体设计，这些都需要资金、人才等的支持。从目前来看，与些起步快、资金相对充足的大型博物馆相比，中小型博物馆在这轮数字化发展中还有提升空间。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就指出，博物馆管理和运营更加智慧化、定制化和科学化，特别需要一大批既懂博物馆业务又懂信息技术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参与。由于项目周期更长，科技含量更高，智慧博物馆建设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人才。

互联网时代，创意显得更为重要。与知名的大博物馆相比，中小型博物馆可以在创意上下功夫，做好观众的互动和体验，增加用户黏性。在这方面，国外博物馆的做法值得借鉴。荷兰阿勒姆的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有着新奇的线上展厅。观众除了观赏画作外，还能参与一些颇具巧思的互动小游戏。新的视角、新的创意，无疑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王珏《博物馆数字化进程加快》，《人民日报》2020年4月5日）

孙震（《中国青年报》记者）：“网红”为什么受欢迎？

朱红文（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于青少年来说，社会化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个体需要学习知识、技能及社会规范等，他们去学习或者模仿别人的行为是正常的。在学习过程中的“示范”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继承机制。道理上讲，我们的确是应该通过非常杰出的社会精英，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示范。

网络时代，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符号化社会，为制造网络红人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网络的碎片化和表面化，更催生了网络泡沫化的文化现象。

所以相对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引导力的文化典型，但是我认为大众文化本身不能淹没或者否定精英文化。

孙震：如何纠正这种错误示范？

朱红文：网络红人是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的一个现象，之所以会觉得不是特别好，觉得他们的“范儿”不是我们文化里所提倡的，主要是因为没有文化内涵。

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都应该去思考，怎么面向青少年，传播有思想深度、有知识的一种精英式的人格特征，怎么将这种思想渗入青少年的教育体系里。知识界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怎么能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去确立他们可以学习的人格或榜样。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确应该反思：你追求的东西是真的“范儿”吗？值得吗？因此，应该培养青少年有一种非常鲜明的个性意识，反思意识。反思你所人云亦云的、追逐的，那些跟你的个人生活、未来成长及人格特征，到底是不是吻合？青少年有反叛意识时，也会主动去学习，但如何借之引导到健康的成长路径上，就是教育的问题了。

现在类似网络红人这样的文化现象，不能简单地否定它，在某种环境里，它是以主流文化的面貌出现的。你既有告诉年轻人如何成长的责任，也应有不能粗暴棒杀^[注]的意识。

另外一种情况是，很多网络红人的范儿，来源于商业操作。相关的文化公司和媒体，都应该有职业操守和良心。制造出这些文化垃圾去污染青少年的心灵、扭曲他们的人格，这是非常不道德的，甚至是在犯罪。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商业文化与其它文化间如何达成和谐，是值得我们社会大众或知识界去思考的问题。

孙震：偶像文化中的审美在堕落吗？过去是什么样的？

朱红文：我们不能说以往都比较好，现在就差，每一代人个性成长中都会有一些特征。青少年需要标榜自己的个性，就在于把自我和非我割裂开来作标识，这是人的成长现象，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对象。

以往的时代可能存在过分的标签化，这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现象。尤其在比较左的时代，就过于脸谱化。但现在的大众文化也有比较可怕的地方。一上地铁，所有人都捧着手机，青少年现在接受知识的方式越来越依赖手机这种媒介，越来越琐碎和浅薄，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令我们学者更担心的是，在数字文化、大众文化之外，印刷文化这样有深度的阅读，怎么才能吸引到青少年？我们能给青少年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青少年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批判他们逆反。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征，但现在的青少年碎片化的学习是造成他们不会深度思考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们才会追逐那些比较虚化的、停留在感官上的东西。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真正涉及对人格和人生的反思和认知，没有对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接受，这才是令人担心的。

孙震：应该把不好的示范拎出来吗？

朱红文：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网络化的时代，我认为网络红人的塑造机制并没有太大差别。比如国外的Lady Gaga，也是标新立异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这种炒作在网络时代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相比棒杀，我们更需要一个大众文化批评的机制。去滤掉虚伪和过度炒作的成分，帮助有些人找到一种正确表达自己的路子。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