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教育是通过以情动情、以德报德、以人性唤起人性的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实施的知恩、感恩、报恩和施恩的人文教育。感恩教育包括认知层次，即认识和了解自身所获得的恩惠和帮助，并在内心产生认可；情感层次，即在认知基础上，衍生出一种愉悦、温暖和幸福的情感，从而转化为自觉的感恩意识和回报冲动；实践层次，即将感恩意识和回报冲动转化成为报恩乃至施恩的行为。

家庭是人的感恩意识认知和感恩情感培养的摇篮。首先，父母应在孩子稚嫩的心田里早早播下感恩的“种子”，要让孩子从小学会体贴父母、关心他人。其次，给孩子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敬父母、报答恩人、与人为善的故事。其三，适度灌输中国传统孝道的精华。孝是中国古代最深入人心的观念之一，“百善孝为先”是千古流传的古训。《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通过家庭的感恩教育，弘扬传统孝道中的精华，注重对青少年感恩认知和感恩情感的培养，这些可以为日后道德教化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学校教育就是通过“浇水”和“施肥”使感恩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新加坡的许多幼儿园中，老师让每个孩子在肚子上绑一个大包袱，扮成妈妈怀孕时的样子，然后让其爬楼梯或打扫卫生，感受妈妈的辛苦。这样，孩子们放学回家后都会给妈妈搬凳子、擦汗水，尽力所能及的孝心。《孝经》借孔子之口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表明，珍爱生命就是孝敬父母、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的具体行动。

在社会中，互爱、互帮、互助是幸福与快乐的源泉。学生在学校接受的道德教育要在步入社会后进行全面的践履。随着心智的成熟，他们感激和关爱的意识会逐渐内化为自身素质的一部分，并外化为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具体行为。社会应大力宣传和倡导中华民族礼尚往来、知恩图报的美德，如《礼记》所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同时，社会还应使大众牢固树立“知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乃小人”的理念，从而使感恩这一闪烁着人性之美的善端不断发扬光大。

感恩是做人生的加法，它让人学会关爱、珍惜生命、回馈社会；忘恩负义是做人生的减法，它让人自私狭隘、懈怠颓废、不思进取。更重要的是，感恩能使人在互助、互敬、互爱中共享幸福和快乐，实现情感与道德的共赢。感恩是“小爱”，但在善的引导下，它能使人最终走向“大德”。

（摘编自张自慧《感恩：道德品行的善端》）

我国民法典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民法典编纂提供了丰厚滋养，使民法典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民法典明确立法目的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分编中有专门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权益的保护规定，如有关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则要由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同样，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些都体现了仁者爱人、恤老怜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庸》有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论语》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礼之用，和为贵。”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中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睦、和谐观念。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文化滋养，很多理念已深深融入民法典条文中。

诚信体现社会道德准则，也是民法典的重要原则。《论语》中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诚信不仅是每个人应有的道德修为，也是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法典合同编第五百条规定，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为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道德规范提供了法律支撑。

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特点。《逸周书·大聚》记载：“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罢，以成鱼鳖之长。”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绿色环保原则在民法典分则中也有充分体现。例如，在物权编中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土壤污染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在合同编中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在侵权责任编中，设有专门章节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进行规范。民法典回应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传承和弘扬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摘编自柴荣《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己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

中华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可以共生共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曾说过，“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强调一般性、普遍性当中广泛且必然存在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东西方哲学同声相应，揭示出世界的多样性。

人类文明也不是只有一个色调、一种模式，可以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国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

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同样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华文化发展出“明德慎刑”“礼法合一”的中华法系，并在规范国家运行方面形成完备制度，蔚为大观的《唐六典》等历代王朝大典即是明证；古代地中海地区广泛的贸易活动，催生出商品交换规则十分发达尤以民法见长的罗马法。今天，法治已从传统和古典发展到现代，然而世界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法治模式不可能定于一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制度的生成和运作模式具有显著区别。人类法治文明并没有因走向现代化而失去丰富多彩、流于千篇一律，反而在体现世界性的同时保持本土性，呈现出一幅各美其美的图景。

就拿基本的司法制度来说，人类法治文明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英美等国的法官可以找出若干年前的判例去确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欧洲大陆的法官则主要依照体系庞大、逻辑严密的刑法典定罪量刑。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国情特点、历史发展道路存在差异，究竟通过哪种途径来实现法治、法治的具体制度如何安排等，并没有统一的建构模式、实现机制和评价标准。可见，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虽有一定规律，但这些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归根结底源于各国法治“土壤”的不同。不同的国情必然使不同国家走上各具特色的法治发展道路。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思想，所以中国人民追求大一统的政治发展格局，形成国家法制统一的文明传统。

法治文明要持续发展，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这既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这一客观现实，也是法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通过照搬照抄别国的法治模式构建起自己的法治文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道路，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践中走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意愿。这一法治道路既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又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能够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中国在探索自己法治道路的同时，也为不同法治文明提供交流互鉴的平台。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众多国家参与，这些国家分属于不同法律体系。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努力促进不同法治文明交流合作，倡导各国共同为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合作机制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仅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也以实际行动促进人类法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焕发光彩。

（选自《人民日报》2019-06-12 作者 步超）

古往今来流传下来的传统说唱作品浩如烟海，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说唱。源于宫廷或庙堂的说唱作品语言相对规范，且大部分可以找到文字记载，而流传于民间的说唱作品，基本使用口头语言。根据民间说唱加工改编的古典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等作品，增强了文学性却失去了许多民间说唱原有的通俗性和趣味性。然而，对于梳理中华民族文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最有价值的恰恰是民间说唱文学。

传统民间说唱是旧时代艺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养家糊口的技艺，除少数大城市的综艺性演出场所有专唱短篇、短段的艺人坐场卖艺外，绝大多数行走江湖的艺人都靠说唱长篇或中篇书曲卖艺赚钱。千百年来，民间说唱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全靠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口传心授，没有固定文本。因此，不管是家传还是师传都有各自的风格和绝技，南宗北派的民间艺人各有各的表现方式，他们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的受众群体，随时调整表现内容与表演方式，保持着能把死书说活和常演常新的鲜活状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发起了一场对旧艺人的改造活动，旨在帮助民间艺人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境界，以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为工农兵服务，同时也将散落于全国各地的几百种民间说唱统一称之为“曲艺艺术”，从民间玩意儿发展成了民族艺术。

走上舞台的曲艺艺术改变了传统民间说唱行走于市井勾栏、茶楼书馆流动卖艺的方式，也改变了民间艺人的说唱表演。虽然以团队形式出现的正规化曲艺演出还是以“说”“唱”“或说或唱”为基本样式，但是传统民间说唱那种直接面对观众交流互动的观演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民间说唱艺人带着观众参与创造、亲密无间、同喜同悲。而“高台教化”式的曲艺演出变成了“我演你看”，观众的参与程度降低了。过去的民间艺人大部分以表现中长篇故事卖艺赚钱，观众可以持续欣赏，现在绝大部分曲艺演出则以短篇、片段为主，变成了综艺性表演，形式大于内容。

当然，源于民间、服务民众的传统说唱和登上舞台按照固定文本演出的当代曲艺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不能用孰是孰非或谁优谁劣来判断，但是民间说唱艺人在与观众不断交流碰撞中完善的口头文学，是用心血和智慧积累的一笔宝贵财富，不应该遗弃。

对传统民间说唱内容的取舍一定要知道旧时代民间艺人行走江湖时的演出环境，在今天看来有许多与说唱主体故事无关的东西其实是当时说唱艺人表演时必不可少的内容和形式，比如， “定场诗”“且听下回分解”“垫话”等，都是民间艺人卖艺赚钱表演时必不可少的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可能与故事本身无关，却是民间艺人招揽观众、稳住观众、吸引观众的重要手段，删除以后并不影响故事的连贯性。

民间说唱最为显著的特色是语言表达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他们严格遵循语言（包括唱词）不生不隔、句句入耳入心的原则，一律说老百姓的话，有些来源于古典文学或元杂剧的故事，甚至经过几代艺人的努力使语言实现了通俗化、大众化和方言口语化，形成了传统民间说唱风趣、机智、俏皮、幽默的语言表达风格。

（摘编自崔凯《传统民间说唱表现形式探源》）

从文明存在的本质性特征来看，文明的异质性是一直客观存在的：人类在各自的栖息繁衍中，依据自身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缔造出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形态。它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基于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民族记忆而探寻出的一套最适合于自身的价值体系。因此，才会有哲学家将一国之文明视为其民族精神的诠释，才会认为每一种文明蕴含了其独特的民族精神。

人类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引人入胜，正是因为这种异质性里面蕴含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文明的独特性与独立性，是现代国家独立性与自主性在文化层面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实际上形象准确地描述了文明的本质和存在真谛：第一，文明从本质上讲是异质性的；第二，各种人类文明都是平等的；第三，各种文明样态背后关于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沟通和对话达成某种共识的。对各种人类文明的尊重，实际上彰显的是对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的尊重。

真正的文化自信一定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平等交流对话之上。文化自信的本质是对文明体系和价值理念基于承认的认同。所以，真正的文化自信首先一定是要建立在一个开放、接纳、包容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其次，从文明的存在本质来看，拒绝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征，无疑从本质上否定了文明存在的意义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再次，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明体系，一定是具有稳定性和发展性双重特征的。前一个特征要求文明体系内部具有一种延续继承性的精神内核；后一个特征则要求其要在吸收、学习、借鉴外来文明的基础上，保持一种自我反思的修正和革新能力。

“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理念是中国对待文明异质性问题的实践智慧。文明的异质性在现代社会里之所以是一个问题，从其本质上讲，关涉到的是交往领域的主体意识和话语转向问题。对于现代性的主体和话语转向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人类社会开始向现代性转型之际，黑格尔就已经给出了哲学上的解答：他要求主体一定要从抽象转向具体，在一种具体、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景下，从“我”朝向“我们”出发，最终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达成一种与现实的“和解”。的确，如果各个国家在对于文明的态度和立场上始终保持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那么这种交流的结果要么是一种“不同不和”的无效沟通，要么是一种“同而不和”的话语霸权。

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并非“不同不和”或“同而不和”，而是“和而不同”。受不同文明或风俗习惯影响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现象，并不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在本质上必然是对立和冲突的：“茶”和“咖啡”在文明表征上的不同，不等于“茶”和“咖啡”背后所代表的价值意义和文化内涵就一定是对立的。“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对话和交流，本来就是一种基于文明异质性而根本无法比较好坏优劣的“不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基于一种文明的“相通”，达成某种一致的“和”之智慧。基于“求同存异”的对话态度，以尊重、平等的交流方式，谋求、构建“和而不同”的现代性人类文明特征，是对待文明异质性问题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智慧。

(摘编自张轶瑶《“和而不同”与文化自信》)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是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具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神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教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又”“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全”；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咸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放，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新时期以来，小说和诗大多走向了随意与自由书写的道路，走向了更贴近世俗生活的经验叙事和个人化人生体验与感悟的叙述。这一时期的作家也相应面临着两难选择的处境。一方面，一些作家不愿意放弃精英立场，仍然幻想着文学可以像八十年代那样能够成为时代情绪的代言者，以文学来启蒙时代与精神，力图坚持精英化的文学立场。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包括原本精英文学的书写者，面对市场文化的导向，开始大范围的从纯文学转向大众所喜爱的通俗、现实、趣味性的写作，向中国传统的阅读经验回归，从而使得文学在艰难中选择。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与选择，世界逐渐演变成一个地球村，所有的文学文化也相应变得丰富多彩、颜色不一。这一时期与前几个时期的文学相比，外延愈来愈大，内涵越来越复杂。因为世界化文学的发展，中国的文学也不再是传统的纯文学形式，作家开始从模仿和迷失中挣脱出来，开始用自我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世界，从纯文学的书写转向更具世界化、国际化形式的大众文化的书写。作家也以自我独特的创作才能，创造出大众所喜爱的文学文化，使得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随着文化市场和出版业进一步的开放，文学也面临着被市场所选择的局面。面对日益现代化的市场，文学想要生存下去，如果坚守纯文学的书写的话，因其社会的选择，其坚守立场就会变得飘忽不定，越来越难以在市场化的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信息化、网络化、影视热对传统文学样式的冲击，使文学面临难以承受的考验，迫使作家们重新认识文学的性质和功能，考虑自身的适应能力。”（张锦华《传媒批评理论》）考察多名作家成名经历，当他们的新作品面世时，为获取人们的关注度，作品中必然伴随着大量非文学因素的渗透，并且由于市场化文学的导向，一个新作家的出现，也拥有一定的市场运作方式，加入了一定的商业元素，使得文学不单单是文学，而是市场、读者、文化所共同塑造的成果作品。这个时代，文学不再是单一的纯文学的代名词，而是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精英文学等一系列的统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网络、影视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冲击力越来越大，很多作家开始从传统的出版刊物转向网络化写作，通过网络平台，传达时代文学不同的声音。网络的便捷性，使得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很多读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与作家交流，而作家的写作也受读者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原来的写作倾向。

新时期以来，时代环境、社会思潮、审美意识等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大众文化和纯文学的较量中，文学虽有一定的缺失与不足，但从整体来看，文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进步。大众文化由于其形式内容的多样化，在文学市场获得了充分的发展，逐渐占领着广大的读者群；纯文学也因其长久不衰的深刻内涵，一直影响着读者。两者都在彼此的较量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学文化的繁荣发展。

（摘编自李英《文学在艰难中选择：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