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把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包装得再好，终究只是提供了一个展示商品的媒介，真正打动消费者的，是藏在传统商品和手艺背后的品质与情怀。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准化生产，促进了商品经济繁荣，也为千家万户的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这样的生产模式也带来商品和服务千篇一律、为控制成本而牺牲品质等问题。传统商品和手艺所蕴含的历史沉淀，对工艺标准和流程的坚守，乃至产品本身的有限产量，恰恰击中了现代人日趋个性化的需求、满足了内心返璞归真的渴望。一口铁锅烧出的热潮，也就不难理解。

更进一步，传统商品和手艺所遵循的工艺和品质，还只是外在形式，真正宝贵的则是蕴藏于其中的工匠精神。“三万六千锤，少了不行，没有这个功夫出不了这个产品。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80多岁的章丘铁匠王立芳三言两语，透着手工匠人的朴实和执拗。对传统商品和手艺的推崇，绝不意味着我们要返回一种前现代的生活，而是要把精益求精、钻研细节、止于至善的精气神提取出来，注入今天的商品生产和服务中去。纵观全球，从苹果手机，到日本电子产品，再到瑞士手表，它们固然是工业化成果的典型代表，却无不沿袭着精耕细作、考究品质的工匠精神。这样的古今融合，对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彭飞《从一口铁锅看工匠精神》，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红色经典之所以在当下受到追捧，是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挫折面前的顽强不屈，是追求真理的视死如归，是集体主义的责任担当。以此为精神内涵，红色经典建立起了一种进取、阳刚、开阔的美学风格。而这种精神力量和美学风格，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和稀缺的。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史艺”，作为共和国前期，以描写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为主，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艺作品，它们以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被蔑视的底层普通平民为主人公，把他们塑造成英雄。我们可以认为，它传导的也是一种地道的平民精神。它的平民精神不同于“五四”时的俯视平民、怜悯平民，而是平视加仰视。近距离的平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只有像柳青、梁斌、浩然这样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的作家，才能以那样的深情描绘出蛤蟆滩、千里堤、白洋淀、东山坞的自然景色，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的喜怒哀乐。梁生宝、朱老忠、萧长春这些人物确实比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更高大。但这些人物形象不乏可信性，因为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仍然让人感觉是活的人，而非提线木偶。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体权利被尊重是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关注个人、尊重个人并不等于个人利益至上、不讲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的语境中也可转译为团队精神。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超强意志力。红色经典符合毛泽东关于文艺“高于生活”的美学思想，它的超越精神不仅体现于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营造的艺术氛围、美学境界的超越性：读者即便知道了林道静不等于杨沫，或江华不同于马建民，知道了真实的威虎山并不像小说里写得那样险峻、琼海的“南府”有别于电影或舞剧里的境况，也还是喜欢陶醉于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因为作品将大家导入了一种更美好的彼岸世界。

（摘编自张江《红色经典是精神的传导》）

材料二：

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觉醒年代》的叙事线索，而其内在核心则在于思想的力量、觉醒的过程。这也是该剧能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一是思想的觉醒，主要体现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引领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探寻救亡之道，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道路其实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艰辛探索、严肃思考之后的必然选择。思想启蒙犹如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生的希望。今天，对国家命运的严肃性思考、对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思想性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思考题和必答题。

二是新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启发民智，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体现在青年学生的觉醒与成长上。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启蒙、感召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感受到民族救亡的危机，并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这种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的思考比较，甚至是实验实践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因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联合13人成立北京工读互助社实验小组，最终失败；毛泽东也曾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后来发现终是走不通，最终坚定了革命道路的选择。因为一代新人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成为了中国的道路。

三是普罗大众的觉醒。五四运动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意识到，“必须要让民众直接出来解决问题，光靠学生不行，必须要发动群众，让他们参与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斗争中来，中国才有希望。”后来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才没有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于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启发，以长辛店工人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正在觉醒，这个觉醒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成果，必将在未来产生惊天动地的影响。

《觉醒年代》还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正面呈现了陈独秀的革命先锋形象，更还原了他作为“父亲”“同事”的立体性与丰富性。这样的“人设”拉近了领袖型、名流型人物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也更为可信可亲。

（摘编自曹巧兰《火出圈的<觉醒年代>，为什么这么好看》）

材料一：

2017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年度减贫任务将超额完成，贫困人口将再减少10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2017年中国产业扶贫新业态发展迅速，电商扶贫带动274万贫困户增收，光伏扶贫直接惠及80万贫困户，旅游扶贫覆盖2.3万个贫困村。完成340万贫困人口搬迁建设任务。健康扶贫救治421万大病和慢性病贫困患者，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80%以上。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五年共减贫6600多万人，年均减少1300万人以上。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明显提升，也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

(节选自《中国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报告》)

材料二：

图1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

（数据来源：《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

图2中国贫困户主要成因类型及结构比例

（数据来源：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相关资料）

材料三：

针对贫困人口的目标就是“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问题，“三个保障”，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在这“三个保障”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要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必须花更大的力气来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因病致贫、返贫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大量的贫困人口不能如期脱贫，即使脱了贫也难以巩固，难以稳定，很可能又回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从工作的难度来看，因病致贫、返贫是脱贫攻坚的艰，是“艰中之艰”、“难中之难”。这从几年的数据来看，因病致贫、返贫户占比一直保持在30%左右，可见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非常之大。

（节选自国务院扶贫办《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行动计划》）

材料四：

目前国内扶贫工作的投入转化率其实并不高。从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看，2016年中央和地方在扶贫上合计投入了1000亿元，人均扶贫投入资金超过1万元。但2016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标准也就在3000元左右。从投入收益比来分析，国家在扶贫投入上的转化率其实只有30%左右。“显然，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损耗，是明年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社会研究专家何雨认为，要提高扶贫资金效率，确保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次要优化扶贫工作机制，在扶贫工作方法上，采取扁平化管理，以降低成本，提高扶贫资金覆盖面与受益面。

精准扶贫政策改变过去大水漫灌粗放式扶贫方式，从根本上解决导致贫困发生的各种因素和障碍。适应我国贫困治理形势的变化，精准扶贫政策实现了扶贫对象瞄准化、帮扶措施具体化、管理过程规范化、考核目标去GDP化，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政策的重大战略转型。

（节选自《中国科学院院刊》发文《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

材料-：

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等，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个专项附加扣除。此次个税制度改革走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换的关键一步，有助于解决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从普惠制改革定点减负的转变，财政部部长刘昆说，个税起征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同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是在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办法》公布后各方面的反映看，社会各界对《办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普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之大，超出预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负政策。”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财政部将会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使纳税人能够充分、便捷地享受到扣除政策。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经济日报》)

材料二：

表一：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情况(单位：元)

表二：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扣除情况测算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注】扣除款：指按照《办法》规定从享有该专项扣除政策的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减除的款项。如王某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实发工资8000元，减除5000元免税额，其应税收入为3000元，现在其享有子女教育专项扣除每月再扣除2000元，那么这2000元即扣除款。

材料三：

依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夫妻双方只能在负责自己的父母养老时获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若夫妻双方仅有一方具有工作收入，实际上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共同的养老，但法律却只允许其在缴纳个税时抵扣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对方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