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的社会救助

陈国灿

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在很长时期里主要局限于官方主导的赈灾救荒和民间宗族的内部互助，两者均以乡村地区为重点，多属于对特定对象的临时性、应急性举措。进入宋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城市社会救助日趋活跃，不仅打破了原有的救助格局，而且引发传统救助结构与模式的一系列变革，主要包括突破了荒政模式的城市官方救助体制以及超越宗族视野的城市民间救助。民间救助是宋代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和市民社会意识的不断增强而兴起的。

从救助活动主体来看，参与城市民间救助的涉及工商业者、官僚士人、佛道人员等众多社会群体。其中，官僚士人大多本着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仁义思想和社会理想，将参与社会救助活动视为仁义的实践与推广。佛道人员均倡导慈善和救济思想，以此作为宗教修行的一种形式。事实上，当时官方创办的各种城市救助机构，有不少是交由佛道人员具体运作和管理的。相对而言，作为市民阶层主体的工商群体最值得关注。他们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各种社会救助，固然与传统施恩思想和官方政策鼓励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出于社会责任和义务意识。时人吴自牧《梦粱录》对南宋临安城富室的救济活动有具体介绍，其中提到，不少富室事先沿门察看穷困之家，到夜里“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展开户得之，如自天降”。这种救助行为显然已超越名利层面，而是基于社会责任意识的自觉举动。

从救助活动形态来看，城市民间救助主要有街区救助和同业救助两种类型。街区救助是在一定街区范围内的救助活动，其特点是救助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救助活动的开放性。如时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载，北宋后期苏州城巨富朱冲常广施钱财以济街区贫疾之人，“每遇春夏之交，即出钱米药物，募医官数人，巡门问贫者之疾，从而赒之”。周密《武林旧事》也说，南宋临安城的工商富室往往对所在街区的贫乏之人“随时有所资给”。同业救助是同行业经营者之间的互助，属于有组织的救助活动。南宋人刘宰所说的建康府“行院”组织，便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他具体解释说：

“且如有卖炊饼者，自别处来，未有地与资，而一卖饼诸家便与借市，某送炊具，某贷面料，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无一毫私心。”

从救助活动内容来看，城市民间救助主要是对贫乏困顿之人的饥寒救济，以帮助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有关史籍记载，南宋临安城里的不少富室“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对于贫户穷民， 或是“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或是“散以棉被絮袄与贫丐者，使暖其体”。在部分城市，由大家富室轮流救济，形成连续性的常规活动。文天祥谈到家乡江西吉州庐陵一带富室救济活动时说， 其所居街里居民千余家，富室“常年家中散米”，各家“以次接续赈粜”，连续不断。

宋代城市的繁荣与词的兴盛

宋初百余年间，国内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冶金、造船、纺织、印刷、制盐、医药等行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繁盛，纸币的流通，商行组织的形成，城市、城镇的兴盛，以及海外贸易的增加，都是明显的标志。

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

首先，宋王朝的财政措施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大量的财富被集中起来供皇室和官僚阶层享用。宋太祖曾鼓励石守信“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这种用物质享受笼络官员的做法在整个宋代都没有改变。官员们既有丰厚的俸禄，以满足奢华生活的需求，这种生活方式又可以避免朝廷的疑忌，于是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的享乐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比如寇准生活豪侈，女伶唱歌，一曲赐绫一束。又如晏殊喜招宾客宴饮，以歌乐相佐，然后亲自赋诗“呈艺”。地位高的士大夫大多蓄家伎，像南宋张锚，宴客时出以侑酒的歌者乐者竞多达百人。又如姜夔在范成大家作客，范因激赏其词而赠与歌女一名。地位低的官员也有宫伎提供歌舞娱乐。欧阳修、张先、苏轼等词人为官伎作词的事，词话中屡有记载，不尽是出于虚构。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既然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的词会异常兴盛。

其次，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也有利于词的兴盛。宋代文人大多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词则用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这种分工在北宋尤为明显。一代儒宗欧阳修的艳词写得缠绵绮丽，与他的诗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认为是伪作。宋代的士大夫本有丰富的声色享受，又有趋于轻柔、细密的审美心态，自然能够领略男女之间的旖旎风情。词便是他们最合适的宣泄内心衷肠的渠道。诗词分工的观念对宋词的发展大有好处。由于词被看做是用于抒写个人情愫的文体，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因而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旖旎风情，词体也因此能够保持自身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

当然，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恶化，宋词并不是一味满足樽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如苏轼的词作，自抒逸怀浩气；辛弃疾的篇章，倾吐英雄豪情，便不再与歌儿舞女有关。但就其整体而言，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节选自袁行霈主编《宋代文学》)

A．宋代城市的繁荣，社会的广泛需求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使宋词成为最引入注目的文学样式。

B．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凋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也是体现宋代城市繁荣的文化标志。

C．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

D．宋代的市民是崇尚奢靡风气的主体人群，宋词以及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最适合于他们追求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