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之雾锁红楼

欧丽娟

鲁迅曾言：“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还在其次的事。”《红楼梦》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还在于家族悲剧和女儿悲剧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构成了《红楼梦》整体悲剧的主干，而整体悲剧所承载的审美意蕴要远远超出每一种性质单一的悲剧。曹雪芹对悲剧演绎始终带有末世的情怀，它不仅全面展示了公府侯门、贵族世家其家族命运无可救药的“末世”特征——腐朽、寄生、享乐、堕落，也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末世中滋生的新生事物——由“儿女私情”、如歌般的青春韶华所赞颂的平等、自由、人性和博爱。但末世时代，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往往会扼杀新生的萌芽。于是，悲剧的时代造就了时代的悲剧。

然而，当我们从作者的审美视点透过现象去探寻其本质，便会发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的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是前途的迷惘，贾府更是“体仁沐德”、时人称颂的“富而好礼之家”，红楼女儿亦各有造化。相反，有许多悲剧都与时代因素关联不大，正如王国维所言：“金石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而“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当指中国几千年来积淀而凝固下来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以伦理为本位，以封建主义的孝道作纽带，把个人、家族、国家联系起来，在强调个体与社会交融互摄和个体对宗族、国家的义务的同时，也造就了个体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甚至失去自我的人格，而失去自我的个体便会自愿、自觉地服从于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淹没个性，充斥着奴性，丧失了与生俱有的自由、平等观念。这种伦理文化造就符合其规范的个体生命，可并不放过他们，最后这样的生命连同那些鲜活的、要人格平等、要人权的生命一起，被这种文化无情地吞噬，成为封建名教纲常祭坛上的牺牲，这是文化的悲剧。伦理文化已成为根深蒂固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红楼梦》中的许多悲剧尤其是女儿悲剧则撕开其表面温良的面纱，将这种文化悲剧昭示于天下。无论是迎春的善良懦弱、逆来顺受、最后被恶狼般的丈夫折磨致死，还是宝钗的自觉严守礼法，成为典范的“淑女”、最终也没能摆脱“金簪雪里埋”的凄苦的命运，她们的悲剧都是伦理文化造就的典型的人格悲剧。

《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之所以获得如此空前的成就，还应归功于作者所采取的这种彻底而全面的文化反思态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它里面所贯穿的整体思想，不论是积极面还是消极面，都是在对传统文化整体把握基础上的再认识、再运用和再提高，它既是一种有选择的继承，又是自己的巨大创造。”

（节选自《红楼梦研究》）

中国旧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指叙述人并不进入作品，而是站在统揽全局的位置上，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晓、无所不能表现。如此，虽便于展现广阔的生活场景，自由地刻画、剖析人物，但失掉了文学联系生活和读者的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感。

鲁迅对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叙事的突破和改造，运用的是限制叙述原则。所谓限制叙述，是指叙事者所知道的和书中的人物一样多，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作者那种居高临下妄断一切的专制态度，以有限的职能和平等的态度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新型关系，从而赋予作品以真诚性和逼真感。

第一人称小说在《呐喊》和《彷徨》中超过半数。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种情况是内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故事的主人公或当事人，如《狂人日记》。鲁迅在必须真实的体裁——日记中去虚构一个“迫害狂”的文学故事。当狂人成了小说的叙述者后，立刻把读者引入到他自己观察和体验到的世界。他对世俗社会、历史文化的“吃人”本质的认识，他的浓重的“罪感”意识和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的精神挣扎，在常人看来是语无伦次甚至荒唐的格调中显示出惊人的真实性。以第一人称叙述所冲淡和消解的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也许是《狂人日记》的最大艺术成功。

第一人称叙事的另一种情况是“我”虽是故事的讲述人，却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可称之为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如《孔乙己》。《孔乙己》中的“我”只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伙计，他对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世相没有多少明确的冷暖感受和是非观念，但孔乙己的穷酸、迂腐、落魄、善良和痛苦，以及这个世界对社会“苦人儿”的态度，都在他的带有童真的眼光和心灵中被不动声色甚至朦朦胧胧地折射出来。读者自然会伴随着叙述人，开始以一种超然的、调侃的态度对待孔乙己，说不定还会“附和着笑”。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而“我”的叙述口吻反倒越发轻松、平静起来时，表层叙述与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高潮。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和张力往往能产生比正面的、直接的引导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最终必然会使读者从表面的“误导”中走出来，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感受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建立在不平和矛盾基础上的人心的“冷漠”，从而以内省的态度思考自己与悲剧故事的关系和应负的道德责任。

内部第一人称叙述大多以充沛的情感、激越的语调和明确的思想倾向性构成直接作用于读者的力量，外部第一人称叙述则是借助叙述者的超然的或近乎“无言”的存在，把作家自身的心理经验经由完全中立的叙述间接转移到读者的灵魂波动中。无论“内部”或“外部”，第一人称“我”的“当事人”和“在场者”的身份，使小说这种虚构的形式具有了极大的艺术真实性。

（摘编自姜振昌《〈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婷变》）

材料一：

敦煌学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敦煌藏经洞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我国的敦煌学起步较早，产生了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大师级的敦煌学学者。由于敦煌藏经洞文献在发现后不久就被西方探险家所攫取，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家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研究，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敦煌学学者和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

由于20世纪复杂的社会因素，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发展比较缓慢，学者和成果较少，国际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以季羡林、常书鸿、段文杰等为代表的一批老学者的带动下，我国学者奋起直追，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敦煌学在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现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公认中国是敦煌学研究中心。

经过数十年努力，敦煌石窟文物的保护，由过去的看守型、抢救性保护，进入现在的科技保护、预防性保护，保护的科学水平不断提升，使石窟本体及其赋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目前我们已经可以成熟地利用数字化技术采集、存贮、展示敦煌石窟数字图像信息，不仅可以永久保存文物信息，而且可以永续利用，方便学者细致研究，便于向观众展陈。

我国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一批敦煌学研究机构，设立了一批敦煌学的博士、硕士学位点，造就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水平较高的敦煌学专业人才队伍，不仅保证了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成为国际敦煌学未来的生力军。

敦煌学涉及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经济、语言文学、民族、民俗等众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它属于交叉学科，其中也含有“绝学”“冷门”的领域。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力求突破创新。

其一，数十年来的敦煌文献研究，已经对我国古代历史、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丰富和更新了许多关于古代社会历史的认识。但敦煌文献还远未开发完，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去探索。今后一方面需要继续从不同学科的微观层面挖掘资料及其内涵，另一方面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诸多学科的力量进行交叉学科研究，从多学科角度深入揭示敦煌文献资料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其二，要深入拓展对敦煌石窟（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和文化遗迹）在考古学、艺术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反映了历代无名艺术家创造的奇迹，这些令无数观众感动的艺术却在以前的艺术史里很少提及。因此，敦煌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艺术史的研究，必将成为中国艺术史的突破口。

其三，要在以往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西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亚、西亚及南亚印度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古代于阗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等民族文字研究都被称为“冷门”和“绝学”，但这些冷门和绝学学科往往可以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打开新的窗口，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点。

（摘编自樊锦诗《敦煌学的历史、传承和突破发展》）

材料二：

“数字洞窟”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共同开展的“数字化敦煌壁画合作研究”的成果。由于采用了360度全景式模拟的方式，让平常游客参观时无法欣赏到的部位，比如佛像的背部及洞窟的后壁，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而通过不同方式的操作，还可以选择将四壁上的壁画“拉平”，宛如观看一张平铺着的古画，使人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连续绘制的壁画的故事结构和艺术布局。8月1日，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游客在赴莫高窟参观时，首先会在游客服务中心的虚拟漫游厅观看典型洞窟的展示，再由专业导游带领参观实体洞窟。在虚拟漫游厅中观众能细致入微地观看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还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满足多种参观需求，获取更多的敦煌文化信息。

传播知识是博物馆的职能所在，数字敦煌的建设为敦煌艺术的更广泛的传播提供了可能。2013年底，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这是一次多媒体新技术与文物保护及展示相结合的尝试。该展览是由各领域专家历时6个月，利用虚拟实景技术，以立体动画辅以数码音响效果呈现的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参观者站在跟真迹同尺寸的投影厅内，透过360度环绕屏幕欣赏第220窟内的高大佛像、精巧装饰和灵动舞者画像。而药师佛头顶的华盖、壁画上的舞者及古代乐器也会以三维立体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参观者还可以通过戴上3D眼镜及“虚拟手电筒”，模拟感受实地用手电筒参观洞窟时的过程。出于文物保护考虑，在敦煌原址这一洞窟很少对公众开放。而数字虚拟技术使这一洞窟成为本次展览的亮点和热点。

（摘编自陈燮君《敦煌艺术的数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