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节选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一直受制于西方理论，导致不接地气、不合国情的问题持续存，在呈现出一种不断摇摆和难以扎根的浮动状态。基层治理现代化也是如此，处处以西方为标准，许多方面总是充满矛盾因惑。例如村两委关系，在西方竞选的原则下，存在权力合法性质疑，导致两委不和的问题也大量存在；又如政府的运动式推进，受到绝对自治的西方标准的批评，导致政府他治与村民自治产生难以弥合的矛盾；再如法治与德治、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都被西方的一元化思维左右，形成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基于此，我们的现代化不论是观念还是实现路径都需要做出深刻调整，从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提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往，我们只简单借用和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总给人不得要领与难以信服的感觉。究其原因，主要是被西方理论遮蔽甚至蒙蔽。

习近平基层调研则不同，它从中国广大基层特别是乡村实践出发，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提炼和升华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而拨开了覆盖于中国问题之上的西方迷雾，也容易找到解决问题之道。如果以西方分权理论为准则，中国基层治理极易陷入碎片化和低效失效的境地，有时甚至形成“不管就乱一抓就死”的僵局；然而，站在中国式现代化角度，用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方式进行协同治理，很多复杂问题就迎刃而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魅力所在。通过深入研究习近平基层调研，可以明事实、知道理、增智慧、得通达，将复杂问题化解于无形。例如习近平“精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之类的表述不只是用语修辞实际上是经过调研后对国情、乡情、村情、民情、人情、人心的熟知是中国式智慧“人情练达皆学问”的集中体现。

（节选自赵秀玲《习近平基层调研与中国政治发展》，《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6期，有删改）

材料一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孕育出来的独特文化形态。革命文化与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高度契合之处，这使得继承革命文化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文化源流。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下为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诚信互助、上善若水、天人合一”等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美德追求。这些优秀道德基因和价值元素在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就革命文化而言，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都体现了爱国、为公、自强、勤廉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时期的继承与弘扬。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论，其基本理念和内容如爱国、诚信、友善、和谐等，也都充分体现了对忧国忧民、讲信修睦、与人为善、崇尚和合等中华传统美德的辩证汲取和发展，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

从内容上看，革命文化内容丰富，既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人格、心理、精神、行为方式的综合，又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革命实践和文化心理的重大文化成果。可以说，革命文化不仅凝结着高尚的道德资源，还是一种价值体系和真理文化。它从形式到内容，从表面到深层都蕴含着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等政治目标，社会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共产主义价值诉求，敬业奉献、艰苦朴素等精神品格，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都有着相通和契合之处。这意味弘扬革命文化其实就是在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和精髓，促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理解。

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属精神文化系统，虽然在不同时空出场，但若将它们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便会发现，二者在目标导向上有着共同的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是致力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革命文化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在革命时期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坚定革命信念，凝聚革命力量，齐心协力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提供支撑。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重温和发扬革命精神，是为了激励民众克服改革阻力和困难，进行伟大斗争，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其宗旨就是引领与整合多元价值，树立共同的价值标杆，抵制各种错误价值观，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为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汇聚精神动力，从而助推民族复兴目标实现。由此可见，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还有着共同的长远价值目标，在“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两个重要方面保持了高度统一。这样的内在统一性有助于彼此产生深度共鸣，从而助推革命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摘编自田旭明《革命文化：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材料二

怎样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文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项极其复杂艰难的系统工程。认真做好这一工作，要在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中下苦功夫。

第一，在认识上增强对红色革命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特别是增强对红色革命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重点任务、方法途径的认识，打好认识上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文化工作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使得我们对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增添了新的认识。

第二，在实践上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从本质上说，红色革命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只有通过人们的实践，才能将其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力量。也只有当红色革命文化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时候，才能形成为综合国力中的文化软实力，成为让更多的人主动接受、让更多的国家民族愿意分享的文化。所以传承和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在实践中的复杂工作过程。建设这一过程起码要经过发掘→制作（研究、创作等）→传播（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立体媒体等）→接受→行动→成效→影响这样几个主要环节。而在这一中心链条周围，还要有若干辅助链条，如组织管理、资金支持、技术设备等等。

总之，凡是有利于发展繁荣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事，都应当而且积极主动地开展起来。传承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之事也和干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重在实践，重在行动，重在从我做起，重在从当下做起。

（摘编自荣开明《红色革命文化：内涵、特征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