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土中国》中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2）中国乡土社会，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一个人的“圈子”是固定的。(     )

（3）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

（4）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

（5）乡土社会是安稳的社会，没有社会冲突，其权力结构以同意权力为主。(     )

（6）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     )

（7）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永远划分着人的生理差别的是男女两性。(     )

（8）横暴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更为密切，统治者要用暴力来维持他们的地位以及经济利益。(     )

（9）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有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民主的同意权力，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     )

（10）现代社会是理性的时代，理性是指人依了已知道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的行为，所以也可以说是科学化的。(     )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文学典型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除具有一般文学形象的特征之外，还比一般文学形象更富于艺术魅力。马克思赞扬希腊神话时说，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因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显然，富于艺术魅力，也是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应有之义。

确实，凡是在文学史上可以称为典型的文学形象，都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西方演到东方，至今仍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阿Q已从东方步入西方，《三国演义》在国外引起轰动，林黛玉已从古代“活”到现代，文学典型总是这样超越时空而富于永久的艺术魅力。

艺术魅力是一个模糊性概念，这是文学作品的诸种审美素质衍生出来的综合性审美效应，或者说是文学作品总体审美效果，它在文学典型上更为集中地表现出来。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应当是来自性格显示的一种生命的魅力。

首先，这种“生命的魅力”在于典型人物的生命所呈现的斑斓色彩，即性格的丰富与多彩。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多彩的性格既有聪慧过人的、向往着美好爱情的少女之心，又有诗意充盈的、向往着自由和舒展个性的诗人之心，还有一颗超凡脱俗的、孤独自傲的富于东方文化特色的士子之心。然而，世俗环境便给这颗心打上了社会的和时代的烙印。这使她既有贵族少女的孤僻、乖张，又有着世俗女子的软弱和小性儿，使她的叛逆和反抗多存在于心灵的领域，并很难冲破封建礼救的规范，因而只能是无济于事的仅以眼泪和生命相拼的反抗，然而，林黛玉心灵的这一面，从艺术上看，无疑又增添了她的性格的悲剧美，其性格中世俗性与非世俗性的矛盾，拓展了生命的张力，更显得有血有肉丰富多彩，而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

其实，林黛玉性格和生命所呈现的斑斓色彩，正是典型塑造艺术追求的一种合乎规律的表现。18世纪以前，典型的塑造一般还是类型化的，人物的性格往往是单色调的，而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现实主义达到高潮，人物性格的描写也由简单到复杂，像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那样，使人物性格从心灵到行动都得到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展现。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描写，展现了女人——这一上帝的杰作所包含的母性、妻性、女儿性的全部意蕴的丰美及其生命的奇光异彩。

其次，典型性格的艺术魅力更来自它所显示的灵魂的深度。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这种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却不是一望可知的，而是“要靠艺术家浸沉到外在和内在世界里去深入探索才能认识到”。因此，所谓“灵魂的深度”，应是作家艺术家的慧眼所在，是他们超越群侪的标志，更是文学典型的必备品格，不仅表现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尺度上，而且还表现在从典型人物灵魂里所折射出的作家人格的真诚里。

因此，文学典型就是这样一种以独特的个别去显现普遍性人物的形象，其性格的丰富性和灵魂的深度，使得这种和人类自身一样的生命形式、更具有艺术魅力。

（摘编自童庆炳《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

材料二：

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也是文艺繁荣发展、与时俱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

文艺史反复证明，典型人物必须以艺术的、审美的方式深刻体察和把握人物及其具体现实环境，否则就会“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炎，这是典型人物常塑常新的根由所在。典型人物表现美，不应仅是内容或题材意义上的，也应是形式或文体意义上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呼唤艺术家自觉以新的文体完成新典型的塑造。塑造新时代典型的过程，是体现时代之美、生活之美、人性之美，实现新表达的过程。

当前，民族英雄、革命英烈、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越来越受到尊敬和推崇，他们不仅体现时代精神高度和民族文化风骨，而且标示了社会潮流的进步方向。英雄楷模转化为典型人物，能更牢固地镌刻在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史册上。在这方面，文艺工作者应当切实担负起典型塑造的责任。只有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以典型的高度标识创作的提升，文艺发展才能真正匹配时代的高度。

（摘编自胡一峰《塑造典型人物，为时代传神写照》）

材料三：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稍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 “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贯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又见二舅母问他： “月钱放过了不曾？”熙凤道： “月钱已放完了。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 “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 “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罢，可别忘了。”熙凤道： “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节选自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土，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人们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此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效力。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概念。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殊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费孝通构建的乡土中国理论，实际就是为了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乡土中国即指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确切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

从历史变迁的经验事实看，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即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如今，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逐渐淡去，后乡土性色彩越来越明显。

“后乡土中国”是对“乡土中国”理论的发展，是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概括和解释。用后乡土性来概括和解释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是要说明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下，中国乡村社会具有着自己的一些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乡村变迁与社会现代化并行相随，而非为现代化所取代。

变迁之后的乡土性特征，突出地表现在村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上，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乡村人口大量向外流动，如今的村落已演变为“流动的村庄”和“空巢社会”。由此看来，如今的乡村社会，虽然村落共同体依然存在和延续，但共同体内的主体构成以及主体的社会行动都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

后乡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变迁就是农户生计模式的转型，尽管在乡村发展进程中，农业经济与粮食生产也在不断增长和发展，但是对于多数农户而言，农业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生计模式。多数农户的生计模式属于“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而且越来越多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与生活来源是依靠外出打工或工商经营，从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来看，较多农户的主业其实已从农业转型为非农业。

乡土文化在与现代性文化的交汇融合中走向分化和多元化。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知识、规范和价值系统，随着现代性文化不断向乡土社会的渗透，村民生活方式从单一的村落生活迈向乡城两栖生活，社会经济的转型驱动着乡土文化的变迁。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