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名大家”

明清诗论中对王维“名大家”的特殊定位不仅是介乎“大家”和“名家”之间的调和性观点，更是王维诗歌的独特成就在传统诗学批评标准之下的特殊境遇之写照。

中国历代诗学在评定一流大诗人的具体标准上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异，但基本要求一致，即人格高尚、才大力雄、超越时代、泽被后世。其中，道德标准是成为伟大作家的首要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伟大”不仅取决于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还取决于作家本人在为人行事方面的崇高和磊落。杜甫得到“诗圣”的桂冠和普遍的尊奉主要就出于这种观念，所谓“论诗者观其大节而已”。同样，王维被主流诗学排除在“大家”之外的首要原因也就是其气节人格不够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王维笃信佛教，不是“醇儒”，所谓“耽禅味而忘诗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陷贼”事件又于大节有亏，宋人对王维的指摘就是典型论调。而王维的拥护者为了提升王维的地位，首先做的就是强化王维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推尊王维为唐诗正宗的赵殿成在《王右丞诗笺注·序》中努力为王维“陷贼”事件辩护，强调王维的立身大节以及其诗中“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和“温柔敦厚”的一面，都是为了确立王维一流“大家”的诗歌地位。

兼容并蓄，富于学力，气骨沉雄，也是取得“大家”资格的必备条件。这从宋人以杜甫的“集大成”作为“入圣”的重要条件亦可见出，明代诗学的“格调派”也是以此推尊李、杜为“大家”。王维之所以“大家不足”，主要是其诗歌表现出的自然情韵与主流诗学倡导的学养和骨力之间的差距。由于重学力格调，轻自然情韵的思想在诗学传统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代表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山水短章向来被视为诗歌正统之外的“一偏”，以至于清初王士祯为了抬高王维的地位，也要强调王维诗歌中的“沉着痛快”。

清中叶以后，以翁方纲“肌理说”为代表的崇尚学力的“宗宋派”更是逐渐占据上风，对唐诗质实的一面的重视远胜于对其情韵的关注。在这种诗学背景下，王维显然是难以位列“大家”的，即使有王士祯倡导“神韵说”而独尊王维，仍无力颠覆诗学传统中的“大家”观念。在这里，王士祯明确指出以杜甫、苏轼为代表的“长江大河”是“大家”之境，以谢朓、何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为代表的“澄泽灵沼”之境是“名家”之境。然而，论者也普遍感到，与诸“名家”相比，王维有不少接近于“大家”标准的地方，因此，仅以“名家”目之似不太切当：一方面“唐人诸体诗都臻工妙者，惟王摩诘一人”；另一方面，王维在“学问”“才力”方面都超出侪辈。

（有删改）

公共健康，简单地说就是通过集体干预来改善和保护民众健康。通常情况下，干预都有政府的支持。公共健康干预以集体利益为目标，引起了关注个人自由的权利话语的不满和挑战。

公共健康伦理学是关于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生命伦理学有一个典型特征，即关注病人个人健康权利和自主性。公共健康关心整个人口的健康，以集体而非以个人健康为目标，这与生命伦理学尊重个人自主的原则不同。

英国学者奥尼尔说，当代生命伦理对个人自主性的关注表明，所有为了健康的强制都是错误的。这表明，生命伦理学坚持个人自主原则，无法接受公共健康干预的强制性，认为它是对个人权利的伤害。但是，如果公共健康措施没有强制性，显然又无法保证自身的有效性。这样看来，带有强制性的公共健康干预，与主张个人自主性的生命伦理之间，似乎没有办法调和。

公共健康伦理虽然从生命伦理中脱胎而来，但它的发展可以视为对现代伦理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一种反叛和纠偏。生命伦理过多地强调个人权利的实现，并没有从群体角度看待社会成员也有责任和义务捍卫、保护社会与群体的健康及安全。因此，尽管公共健康伦理脱胎于生命伦理，但它已经形成了新的样式，而非以生命伦理为模板。

公共健康伦理与生命伦理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协调。首先，双方可以实现互惠。生命伦理学可以为公共健康提供伦理概念并澄清伦理问题。在此方面，生命伦理中的一些原则如正义原则、不伤害原则等，在公共健康中仍然起作用。而公共健康可以拓宽生命伦理学的视域。例如，从个人自主性和临床关爱趋向关心人口健康，就是一个扩展视域的过程。因此，生命伦理学可以对公共健康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反过来，公共健康也可以拓宽生命伦理学关注的问题。其次，公共健康虽然以全体人口健康为目标，但这里的“人口”概念当然是由个人组成，因而不能排除对个人利益的考量。一方面，如果生命伦理学的“非干涉的自由”是一种优先原则，则肯定无法真正接受其他价值。所以，只有打破这种优先性原则，才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虽然公共健康伦理建立在对集体利益追求的基础上，但是它并非必然要求排斥个人利益，乃至牺牲个人利益。公共健康伦理学关联着社会如何引导个人追求共同的善，而不是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公共健康伦理和生命伦理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在追求目标上是可以趋同的，它们完全可以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总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共同善为引导的正义社会，而不是抱持“非干涉的自由”的幻觉，无视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在传染病暴发的背景下，国家有责任实施公共健康干预来保护民众健康。公共健康伦理学需要开放的视域，需要向权利话语开放；公共健康不仅需要国家权力，而且需要个人的参与。这也是人类获得健康和安宁的条件。

（摘编自朱彦明《公共健康伦理与生命伦理》）

材料一：

读懂诗歌，一定要读懂那个时代。曹操的《短歌行》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诗中，曹操在对自己发问，与自己交流。曹操回顾一生，这是一种世事沧桑当中时间流逝的忧伤，是在感慨战乱时代的人才难得，因此他对于人才的延揽是不遗余力的。但是他并没有沉寂下去，《观沧海》《龟虽寿》和《短歌行》都是在南下的时候写的，一路上充满了艰险。但曹操不因为有忧伤、多难就沉沦，而是认为应该抬起头来做事，把事情做成、拯救苦难。这正是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有壮大的气象、悲悯的情怀、高昂的斗志，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颇为难得。

而到了唐代，风格则大不相同。李白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愉快，通过三首《行路难》的了解，他活得“不痛快得很”。他不同于杜甫把吃饭写的具体，让人感受到一种操劳：他通过食物昂贵与因心情不好不忍食用形成对比，突出了面对诸多歧路，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怨气。这说明了解一首诗，不仅仅要了解诗歌产生的时代，更要了解诗人的遭遇。我们要不断地深入，了解更加丰富的李白形象。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李白依然充满了自信，对于江左风流、魏晋风度非常赞许。

提到以东晋和南朝为代表的魏晋风度，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陶渊明。他的《归园田居》，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隐士形象。隐士不在于是否逃避到深山老林之中，像范仲淹虽然处江湖之远但他依然忧国忧民，这不是真正的隐士。陶渊明所做的，是逃避了社会，“心远地自偏”。只有在他的人生和观念当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感受到那个朴素的时代。

陶潜在他那个时代不受重视，可是在后世留有美名，苏轼也是其中之一。苏轼并不是林语堂笔下的完美的人，而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但是，他正因为这些缺陷，才变得更加可爱。苏轼是一个有情趣的人，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他所面临的贬谪环境，是非常凄凉的，但是面对种种的不幸，他自我解嘲身边的窘境，把生活的俗事当作乐事，始终体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豁达的心胸。

曹操、李白、陶潜、苏轼，他们都在变化中的世界经历了种种的磨砺。这种生活的穷困也困扰着绝大多数的人。古代历史上的文人诗人的艺术造就，完全是跟他们的人生过往联系在一起的。“诗穷而后工”，是质朴的真理。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面对自己的使命，只有面对困难，才能有所奋斗、创造和创新。我们今天学习的古代文人的坚强和创造的精神，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康震《古代诗人的人生和艺术》）

材料二：

“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诗必穷而工”，名人的言说被视为权威的判断，但对照史实，仍有不小的出入，穷者的文章不一定工，诗文作得好，作者不见得穷。穷与工并无直接的联系。

古代读书人的穷，多指科场失意、仕途蹭蹬、生活艰难。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其作品则成了唐代诗歌的高峰。反过来，生活稳定、衣食无忧，就一定写不出好文章吗？汉魏之际的曹植，名门望族、锦衣玉食，而笔下文字引领一时风骚，一篇《洛神赋》文采斐然，美仓美奂。“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虞世南立身庙堂、生活富足，他的书艺早有定评：文词典丽，意境廓大，论者称有盛唐气象。宋人晏殊高居相位，生活优裕，“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与唐人王湾“乡书何由达，归雁洛阳边”异曲同工，是怀乡诗中难得的佳作，说起宋诗，谁也不会忘了这首《无题》。“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妙语连珠，如有神助，更是好评如潮。

世盛则诗盛，世衰则诗衰，信哉斯言。有人说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优于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感觉也很有道理，李诗气魄确实大于杜诗。讲生活境遇，李优杜劣，但论诗，李与杜其实难分高下。明人文徵明一生绝少波澜，生活小康，平静安宁，他写吴中胜录亥墓山，虽然只是小品文章，但作者用画家精细的眼光摹写景物，远近搭配、光影调度，均臻于至善，读之情韵宛然、如在目前。可见条件优越、生活富足，并非诗艺的负累、文思的窒碍。

谋生不易、朝不虑夕是古人生活的常态，但将穷困潦倒、愁肠百结的负面情绪塞入作品、噪喋不休，只会让人生厌，事实俱在，炫穷难为读者看重。“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回。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生活何其潦倒，但诗行里找不到半点愁苦、怨悱的影子。尾联“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还给那些盛称杜甫为诗圣，说他一生惟知家国安危、民生疾苦的铁杆粉丝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出身钟鸣鼎食之家，遭逢变乱、陷于绝境的张岱有一篇《快园记》，状写晚年衣食不继的窘况，但文字中看不到悲戚却夹杂了不少调侃，作者安于贫穷的旷达反给读者更多的回味。大丈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即用文字表达心中的委屈，也应有审美的从容。应当相信作家的自制力，顺逆、穷达、贫富，似不会过多影响文章的意趣、格调。诗穷后工，从古至今，人人都这么说，但这穷与工究竟在哪一个环节上实现了对接、发生了共振，前人的解释十分模糊，而笔者则能认定，炫穷而搏同情与诗文之工不可同日而语。

（节选自庄锡华《诗必穷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