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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规划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上一代所实验出来有效的结果，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中国的一个个村庄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固定物。假想一个人能够反观五百年前的景象，追溯现代历史延展的开端，他一定会发现过去与现在相比几无差异。眼前矗立着的住宅建筑物确实没有五百年的历史，但它们与五百年前原址上的建筑物并无二致。一些家庭原来居住在草顶土墙之中，如今则在瓦顶砖墙的房屋里繁衍，而另一些家庭却已经消亡。不时会有新的家庭出现，但这只是不规则和不寻常的现象，那些在大片的土建房屋中生活的人们，正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土著居民的后裔，他们重复做着祖先曾做过的事，不多不少，也无不同。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耕种着同一片土地（尽管一些庄稼已换成了新品种）；他们以一种不变的次序去赶同样的集市；买卖并消费着同样的物品；按照同一种模式男娶女嫁。

一位哲人有过这么一句明智的告诫：“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民族，我们就应当注意他们认可何种事物。”一个中国村民的向往与其或远或近的祖先的向往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乡村中不存在理智的生活。即使偶尔有几个文化人生活在村庄里，他们往往形成自己的小圈子，而不与其他邻居有什么往来，与自己的亲戚也没有什么往来，正如有句老话所言：“学究论书，屠夫说猪。”

（摘自[美]明恩溥《中国的乡村生活》，1899.陈午晴、唐军译）

材料三：

作为传教士中的元老级人物，北京的丁韪良博士在古老的东方工作60个年头之后得出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当这个古老的“中央王国”还处于成长期时，中国先人们具有的创造性和发明才能是令人赞叹的，而这样的创新性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了。事实上，当代中国人创造智慧的消退更像是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的，而并非是教育体制的原因。

毋庸置疑，中国的文化发展确实在某些阶段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中国社会出现的集体思想停滞并非是因为国民懒惰，而是由于盲信于某些教条。由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按照这些信条去做总是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对这些观念深信不疑。在这些信条的指导下，人们基本能够保持秩序的稳定，并获得一种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幸福感。直到最近，这些旧观念的权威地位才受到了挑战，而之前，这些观念的影响范围一直在不断扩大，并且从未遇到过能够与之抗衡的新思想体系。中国文化的波及面不断扩大，以至于整个东亚都受到了它的润泽。

（摘自[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李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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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市闲民

汪曾祺

我每天在西四倒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101站牌有一户人家。一间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车老不来，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儿来：“车还得会子，坐会儿。”

屋里陈设非常简单（除了大冬天，他的门总是开着），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杌凳，三个马扎儿，一张床，一目了然。

老人七十八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七十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养目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混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疏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髭不短，但是遮不住他的微厚而柔软的上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时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线袜。

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初中了。老伴跟儿子，他不愿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妇、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条，或是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坐上水，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拨的鱼儿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拨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搅搅。”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的面总是一个味儿！浇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时，切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儿”。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他不大喝水），涮涮碗，坐在门前的马扎儿上，抱着膝盖看街。

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青蛤、海蛎子、鳝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

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儿。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

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七呛七”。开国大典，放礼花。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大家挨饿。“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四人帮”垮台……

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

这是一个活庄子。

一九九○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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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传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又徙下邦。父季庚，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说刺史李洧自归，累擢襄州别驾。

居易敏悟绝人，工文章。未冠，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贞元中，擢进士，补校书郎。

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诏有所蠲贷，振除灾沴。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宪宗颇采纳。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征孙赎故第，居易言：“征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嗣不能守，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帝从之。河东王锷将加平章事，居易以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按锷诛求百计，所得财号为‘羡余’以献。今若假以名器，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所献，与宰相。诸节度私计曰：‘谁不如锷？’争裒割生人以求所欲。”

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明年，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

赞曰：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多至数千篇，唐以来所未有。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又讥“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谕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澹而辞迁，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而杜牧谓：“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语入人肌骨不可去。”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呜呼，居易其贤哉！

（节选自《新唐书·白居易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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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魏二

【唐】王昌龄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