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是我国最古老的教育课程，不提更远的传说，只凭史籍记载，周代的宫廷教育科目就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号称“六艺”。其中“书”是识字，属于语文；“数”的教科书《九章算术》一直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同科，是用语文的方式编写的；“礼”“乐”要训练，但观念、规范写在经书上，也要阅读文本，理解文意，其实是高级语文。西周至今3000余年，不谓不早，这样一门古老的课程自然会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体式和特质。

当然，社会变，语文也在变。晚清洋务运动想用西方的学校教育突破封建教育体制，但他们使用的模式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必须保存中国文化，洋务派们“变器不变道”。这种做法保存了传统，但也把封建糟粕带进来了。民国提倡大众教育，遵从西方模式，课程主流是新学内容，语文“道”的内容产生了新旧分歧，白话文和文言文之争慈之加剧。语文教学向大众化、现代化前进了一步，但传统精华渐渐失落，又加深了一层西化危机。1949年以后，古老的国学、西化的体制、欧美的教育理念，再加上学习苏联，古今、中外，东方、西方，感性、理性，观念和方法并不是以本国为中心的多方面优点的融合，而是多种并不兼容的杂糅相处，语文的特质未能凸显出来。

语文课程是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但各行各业、各类人都不认为语文有自己的规律，人人都能对语文发表意见，于是语文时时要面对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解释。众说纷纭之下，语文变得无所适从。语法教条化、过度文学化、单纯工具化、知识碎片化等诸多语文教学问题，都是在没有弄清语文课程特质的情况下产生的。

当前，找回语文的专业性，把握语文的特质是最为重要的：每一门进入基础教育的课程都有它的专业特点。越是应用广泛、无处不在的学科，只要进入教育领域，就越应该把学科内涵、外延界定清楚，否则就无法实施教学，无法评价优劣，无法衡量成效。

语文是母语教育，语文应当有时代性。但更重要的是，语文一定不能丢掉民族性。母语教育工作者应该清楚我国语文有自身的传统和特点。西方语言学认为只有抽象的语言形式是科学的，而中国几千年的语文不仅仅是语言形式，而是带着思想、载负情感、富有文化、凝聚美感的话语和篇章，不能把这样的人文符号变成数理符号塞给学生。因而，完全模仿西方不适宜于语文，语文教育不能西化，不能把西化当作现代化。语文教育必须突出中国特色，越是突出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才越可以立足世界。

（摘编自（王宁《语文核心素养与语文课程的特质》）

狂放的举止是魏晋文人个性活动的表现之一。在魏晋之前，历史上也不乏“狂士”，但他们多半是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达到沟通道统与势统的目的。如传说中的箕子向纣王进谏不从，而披发佯狂。那位以“谲谏”著称的东方朔，也有“狂人”之称。

到了魏晋，由于门阀士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这个阶层代表的士族文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而作为其主体意识表现的个性精神和行为也就不断膨胀。“狂放”作为其主体意识和个性精神的表现得到社会高度认同，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其中竹林名士又具有代表性。不过，与历史上狂放活动的文化内涵不同，竹林名士的狂则完全是脱离功利约束的自由之狂。他们在对现实失望和抛弃社会责任感以后，便以狂放的行为来表现他们对环境的否定和自我的解脱。“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行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礼教要求人们循规蹈矩，温文而雅，刘伶却非按相反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因为那些被汉儒奉为至圣的礼教，在魏晋文人眼里不过是一堆粪土和“尘垢囊”。因为魏晋的统治者往往借维护礼教之名来屠杀异己，孔融和嵇康均以违反礼教的罪名获罪致死。其余的文人既不愿掉脑袋，也不肯违心地趋从统治者及其所维护的礼教。这成为魏晋文人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根源，但人们承受痛苦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为了不超出痛苦的极限，他们便以饮酒来麻醉自己。他们愈是痛苦就愈是以酒浇愁，从而愈能显示出个性。政治上的绝望，把刘伶带入醉的境界；而酒精的刺激，又使他把自己视为世界的异己，使他“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他那篇传世名文《酒德颂》，更是集中表现了他的傲岸绝俗的个性精神。

另一位竹林名士阮籍，其狂放和醉态也近于刘伶，而其个性的社会批判意义则更加突出。《礼记·曲礼》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偏偏和嫂子聊天儿，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按常礼，母丧不食荤，可他在母丧期间却啖酒肉，神色自若。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阮籍却总和邻妇饮酒，并醉卧其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当王恭问王忱：“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忱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就连司马昭也承认：“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如果留心，可以发现这些文人的个性表现在反礼教的同时很注意不因之致祸。可以设想这种“至慎”，需要多少酒精的麻醉，是以多少痛苦为代价所作出的忍耐，这对他们的个性，又是何等严酷的戕害！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摘编自宁稼雨《说说竹林名士的“狂放”风气》）

①贬谪是对负罪官吏的一种行政处罚，是一种强制性措施，通过对负罪者减秩降职、出之外地等手段，使其“思过自效”。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贬谪制度起源甚早。到了唐五代，贬谪制度亦因之完整、严密起来，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的重要补充。

②综观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的贬谪史，可谓严酷激烈，繁复多变，其内里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表现出难以缕述的丰富样态，但从整体来看，宽严交替、株连面广、贬杀结合、文士多逐臣，乃是其较为突出的特点。这几大特点，深层次反映了唐五代贬谪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某些规律。

③唐五代的贬谪主要有既降品秩又远迁异地者、降秩而不出京者、不出京品秩不降而投闲置散者、被贬出外品秩不降反升者等几种情形；唐五代的贬官主要有左降官、责授正员官、量移官和流人等几种类型；而一些史书未明言为贬实则与贬谪无异的外任，如节度使、观察使、刺史及东都分司官等，亦当视同贬官。但无论是典型的贬官，还是普通的贬官，在实质上都有相同的一面，那就是都体现了君主对臣子的疏远弃逐，都体现了政治这柄双刃剑给予逐臣的警戒和惩罚。

④我们知道，古代士人价值的实现与其同君主间的距离密切相关。从大的方面讲，“修身、齐家”的士人必须借助现实的政治权力才能“治国、平天下”；从小的方面讲，个人禄位、仕途风光等亦须尽可能接近君王才能获得。就君与臣的关系而言，品级愈高，职掌愈重要，愈见君主的信任与器重；而由高官降为卑职，由清要之所到闲散之地，由庙堂之迩到江湖之遥，都意味着与君主在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上的扩大与疏远，都意味着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弱化与沦落。

⑤这种君臣之间的掌控权，握在君主和用事者手里。他们通过改变君臣的距离，来操纵臣僚下属的升降荣辱，进而实现对文武百官的驾驭。其正面效用，是对那些欺罔、逞欲、不职、不法的官吏予以应有的惩戒，使已犯者受罚，未犯者知惧，从而约束官员的行为，维护朝廷政治运转的稳定进行。这也是贬谪制度产生的理论依据。其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为昏戾之君逞雷霆之威而无节制，小人窃柄，弄权者得以上下其手，挟私报怨；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大批忠正之士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身去国，万死投荒，使得他们大有为之生命在穷山恶水中被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