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当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但我们也可以认为，《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还可加上他的知己林黛玉）的生命体验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作者的思想观点，体现着作者的人生态度。此外，来往于仙界和尘世的一僧一道与出入于贾府的刘姥姥，作为另两个代表作者审视人生的视点，从不同的侧面，与宝黛的视点和合在一起，构成作者曹雪芹的一个多元的矛盾思想体。

我们读《红楼梦》，常常感到有几个不同的开头：从第一回一僧一道开始，交代那块石头的背景，展开它的传奇经历；从第三回黛玉进贾府开始，主要人物宝玉、黛玉等一一登场，以丰满生动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从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开始，网状结构的贾府衰亡史似乎才从一个芥豆之微的小小人家开始编织。而前五回都是在交代小说旨意、创作缘起和人物关系及他们的结局等，似乎只是小说的纲领。何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当然和《红楼梦》的独特结构有着密切关系，但也和本文提出的作者观照人生的三个视点紧密相连。正因为一僧一道、宝黛和刘姥姥分别代表了作者审视人生的三个观照点，因此和他们有关的最先描写，便成为从不同层面观照人生的小说的开始。这里不妨借用《红楼梦》第一回提及的概念，来对这三种不同的视点作一简单的概括。佛教有所谓“色空”观，但小说写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从而把“情”作为联结“色”与“空”的中介。这样在《红楼梦》里，实际就存在着色、情、空三个概念。而一僧一道、宝黛和刘姥姥这三个视点正和小说中的这三个观念相对应：一僧一道是立足于“空”来观照人生，宝黛是立足于“情”来把握世界，而刘姥姥则是着眼于“色”来看待周围一切。在情节的具体展开中，这三种视点并没有为其中的“空”观所一统，而是交相映射，这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呈现出异常丰富复杂以致相互矛盾的情形，也是《红楼梦》之所以会产生见仁见智的根本原因。

……

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刘姥姥始终着眼于“色”，立足于一种物质的功利观。如果对于贾宝玉来说，大自然是作为美、作为情感的表现而展现在他面前，那么，刘姥姥则是以一种实用的态度来对待自然万物的，就像她自己说的：“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而贾宝玉是从“情”的角度来观照人生、把握世界的。对贾宝玉这“情”的观念，红学界曾有许多论者加以阐述。这里，我们想结合前人的研究，从空空道人“因色生情，传情入色”这一角度，来对贾宝玉的“情”的观念作出分析。所谓“因色生情”，是指客体对主体所产生的一种情的感染、感发作用，而“传情入色”则是指主体将自己的情感灌注于客体之中，使之分享主体的情感体验。概而言之，“因色生情，传情入色”，是借助于情，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色”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亲情关系，一种共情体验。虽然，这里的人，我们是举贾宝玉为代表，但在很多时候，贾宝玉的情的观念是涵盖、包含着林黛玉的思想意识，有时，则是与她的思想意识互为补充的。在脂批透露给我们的“情榜”中，贾宝玉是“情不情”，林黛玉是“情情”，他俩相合，正把世上所有的无情之物和有情之物都囊括无遗。当然，从一方面看，贾宝玉的“情不情”更为广博，理当将黛玉的“情情”包括在内；但从另一方面看，宝玉的爱博，难免会有所分心，所以，他的情感有时竟不如黛玉那样专一。比较而言，贾宝玉更体现出一种情感的广度，一种爱的泛溢；而林黛玉则更体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度，她的情有独钟。

（选自詹丹《曹雪芹审度人生的三个视点》，有删改）

①“云旅游”并不是一个新概念。2011年前后的“云旅游”，主要指利用云计算技术，将旅游全过程资源、服务等数据化、在线化、智能化，将导览、导购、导游和导航功能整合到一个平台中，为游客随时随地提供互动式、多媒体、全资讯的智慧旅游实现模式。而疫情之中的“云旅游”，则通过更为丰富立体的表现形式，使消费者在家中实现了“诗和远方”的梦想。

②例如，故宫博物院与观众相约云端，分享“数字故宫”的故事；敦煌研究院首次推出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带领游客远程畅游敦煌石窟。这些产品包含了更专业的讲解、更深层的知识、多元的实时互动。

③一些人士认为，作为在疫情中急速“火爆”的文旅新模式，“云旅游”契合了疫情期间游客无法实地体验的需求，一旦疫情消除、社会步入常态，这种模式就会失去其价值。从深层来看，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④作为新的“种草”模式，“云旅游”可以将数字“流量”变为“留量”。近年来，我国网络直播发展很快，预计2020年直播经济将超1万亿元人民币。从直播经济的结构看，秀场直播、游戏直播、电商直播占了绝大部分，旅游类直播相对较少。“云旅游”通过与消费者的深度互动，能够实现“先种草，后出行”，一方面解决了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旅游体验差问题；一方面使景区的推广能覆盖更为广阔的人群。对热门景区而言，“云旅游”突破了时空和景区物理接待能力的限制，从而推动旅游业线下线上的融合。

⑤在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下，“云旅游”正在从渠道变成一种全新的体验产品，不单纯是景区物理环境展示，而是添加了更丰富的内容。在一些人文景区，通过“云旅游”的深度挖掘，可以使景区潮起来、文物动起来、文化活起来、历史醒过来，打造与线下完全不同的旅游体验产品，带来比线下更生动、丰富的体验。“云旅游”还能带来更为多元的互动性，使旅游与社交的融合更为紧密，满足游客差异化需求。《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旅游需求趋势调研报告》中表明，疫情后总体旅游动机均值较2019年提升4.0%。其中“进行社交，结识新友”提升8.0%，“了解文史，丰富知识”提升7.4%，而“云旅游”对这两方面的满足能力高于线下旅游，其发展值得期待。

⑥有观点认为，“云旅游”的一大缺陷在于，其异地体验特性无法景区带来住宿、餐饮等收入。但也要看到，“云旅游”可以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产业跨界创新融合。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南京博物院、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和江苏交通广播推出的“为国宝代言”小程序，让国宝在云端呈现、讲解、接轨文创，带来了当地特色产品的网络热销。

⑦以直播为代表的“云旅游”，其门槛并不高，一部手机，一个专业知识丰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主播，就能将景区的风光、历史、文化等立体呈现给消费者。因此，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发展空间的创新创业新场景。

（摘编自李勇坚《“云旅游”：云端美好触手可及》，《光明日报》2020年7月27日）

食与礼

姚伟钧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抔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这对于理解中国礼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礼记》中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关于礼的起源的认识与实践是十分类似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推荐3】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保留着各式各样的传统建筑。从庄严雄伟的宫殿坛庙到粉墙黛瓦的江南园林，从多姿多彩的民居村落到雪域高原的辉煌寺庙，这些传统建筑以其悠久的历史传承、高超的营建技术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它们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构成中华民族世代安居乐业的物质环境；中国传统建筑以其形式之美、技艺之美、意蕴之美，为我们的生活赋予了浓重的艺术色彩。

早在《诗经》中就以“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来形容栋宇飞檐的华美之姿；又有“作庙翼翼”描绘宗庙建筑的严正巍峨。中国传统建筑大多具有优美柔和的轮廓和丰富多彩的形式。建筑单体一般由台基、屋身、屋顶三部分组成。常见的平面形状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三角形、不规则形等。屋顶的形式更加多样，有平顶、坡顶、尖顶、圆拱顶等；坡顶中又分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十字交叉等种类，还可以结合平面形状把几种样式组合成更加复杂曲折、变化多端的屋顶形式。

透过传统建筑丰富多彩的形式，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的传统技艺之美。《周礼·考工记》认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千百年来，经过一代代工匠的辛勤劳动和智慧积累，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建筑营造技艺。

中国传统建筑主要以木结构为承重结构，根据地域分布分为井干式、抬梁式、穿斗式等。木结构采用柱、梁、檩、枋构成的木构架做支撑，承载屋顶、楼面的重量以及风力和地震力，墙壁只起围蔽、隔断和稳定柱子的作用，因此，建筑的墙和门窗可以自由设置，同时平面形状丰富多变，可以满足不同气候条件下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木构架采用榫卯连接，加上木材本身的柔性，使木构架在抗震性能上表现突出，因此许多著名的古建筑如天津蓟州独乐寺观音阁、山西应县木塔等，历经多次大地震而完好保存至今。

建筑作为一种物质环境，其背后离不开人的思维活动和观念意识。建筑之美，既包含有形层面的营建创造，更兼有无形层面的观念意蕴。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观、价值观和以“和”为美的审美理想。

班固《西都赋》曾强调“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古人通过仰观俯察而取象天地；用阴阳五行等学说解释宇宙的基本法则和相互作用，通过模拟宇宙（天）的秩序，使之与建筑、城市所体现的人间秩序相对应并求得永恒。

古人又讲求“不违农时”“参天地、赞化育”，通过顺应四时的变化、尊重自然的规律而与外部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陵寝建筑因山就势，极为重视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园林建筑讲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追求诗情画意的境界和“步移景异”的景观变化，这些都是和谐之美的体现。

在孔子看来，包括体量和尺度的建筑审美，既应当体现“礼”的社会等级秩序，也应当臻于“乐”即艺术审美的“和”。《孟子·尽心上》更提出“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认为居住环境对人外在形体和内在精神的修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种对建筑和居住的深刻认识，在历代不断被传承演绎。经过世代传承，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观念意蕴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如今，传统建筑以其丰富而直观的艺术形象，依然向世界传达着中国人对生活、对未来的美好愿望。

（摘编自刘彤彤《中国传统建筑之美》）

话语权属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内可以引领社会舆论、塑造良好社会政治心态，对外能捍卫国家文化主权、影响国际舆论。话语权是国之重器。大国兴起，往往伴随着话语的崛起。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也是中国话语崛起的世纪。新时代的中国既是行动的巨人，也必将成为话语的引领者。

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信心和底气，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追求、有深度、有成功实践的国度，中国完全有理由讲好中国故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书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故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故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历史性转折的中国故事，书写了创造时速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的中国故事，书写了贡献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中国故事，这为中国话语建构提供了最坚实的底气、最深刻的基础、最厚重的源泉。中国故事来源于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环境中。当代中国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一个世界级的伟大样本，超长时间的历史纵深、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超大幅员的国土面积、超大数量的人口规模、从未间断的文化血脉和文化传统，正在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为宏阔最为广泛的实践创新。事实胜于雄辩，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模式等，都不可与中国故事同日而语。中国故事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蕴含着中国的独特创造。以中国故事为源头活水的中国话语体系，一定会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信心和底气，是因为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崛起是历史大趋势。放眼世界，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解局？如何布局？作为一个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发展中大国，国际社会期待聆听中国发出的声音，看到来自中国的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为了应对百年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在过去的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国内国际场合阐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已经激荡起全球的广泛共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赞同这一中国理念，他说：“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必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和重大国际行动，发出更加响亮的中国声音，中国话语必将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一个最强音。

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信心和底气，是因为中国的学术界理论界正在摆脱对西方话语的路径依赖，不断增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集体自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试图通过西方理论的植入和西方话语的中介来讲述中国，最终呈现的不过是不着边际、不伦不类的中国形象。如今，是否能够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是看是否符合西方的价值逻辑、贴近既有的历史经验，是否有某些政治人物、思想人物的概念作话语基础；而是看是否能够从中国实践中升华出中国理论、展示中国思想、提出中国主张，是否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解码中国样本、破译中国密码。讲好中国故事，不能简单延续中华古典话语的母版，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模板，不能简单复制“苏东”国家话语体系的样版，更不能沿袭西方话语体系的翻版，东拼西凑、东搬西挪是无法建构起中国话语的宏伟大厦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专家学者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一定要坚定“四个自信”，脚踏中国大地，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写出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新版本”，形成纵贯古今、融通内外的中国话语体系，开创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时代。

(节选自何毅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话语的崛起》，有删改)

奥林匹克精神的背离

一百多年来，人们在奥运会上寄托了关于和平和奇迹的梦想，奥运也经历了战争的戕害、冷战的对垒，承载了众多体育所无法承载的东西，比如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随着奥运经济模式的转变，高科技的发展，在不断向“更快、更高、更强”发起冲击的同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出现了与自身精神的背离，继续承载着超过体育本身的诉求，比如追求财富，比如展示国力。

奥林匹克运动寻求的是一种在努力中发现快乐的生活方式，是良好价值观的典范，能够使人们尊重普适的基本道德观念。然而，现在奥林匹克所倡导的价值观离人们越来越远。

更快，更高，更强？在雅典，希腊两名短跑名将肯特里斯、萨努涉嫌逃避检测，成为雅典奥运会第一起涉嫌兴奋剂事件的运动员。随后的十几天来，兴奋剂如瘟疫一般在雅典城迅速泛滥。尽管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声称雅典奥运会是反对兴奋剂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这场战争将取得胜利；但是一些专业人士认为，雅典甚至很可能会成为最后一届“干净”的奥运会。一位常年进行兴奋剂检测工作的人表示，“按照目前人类科技的发展，在下一届奥运会之前，人类将会研制并应用更不容易检测的‘基因兴奋剂’，用可以提高运动成绩的DNA对运动员进行基因改造，以获取竞技优势”。

精神愉悦的代价？７月份葡萄牙刚刚举办2004年欧洲杯，８月希腊又迎来了奥运会。这两个国家都是欧洲的小国，在欧盟15国中是最穷的，它们充满地缘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焦虑。葡萄牙用了6.6亿欧元为４个星期的比赛兴建了10个足球运动场，对于一个经济连续30年衰退的国家来说，真是一个壮举。但是，葡萄牙却为了这次比赛成为欧元区12国中第一个突破《稳定和增长公约》预算赤字的国家。希腊也同样希望通过成功地举办本届奥运会，吸引旅游者和投资支持经济增长。但是，目前的奥运会的投资已经超过预期，而收益还不确定。如果在奥运会之后，希腊今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明显减缓，或者雅典的就业减少，人们就会怀疑：举办奥运会值得吗？希腊真的因为奥运会改变了吗？

奥运会成为民族国家？国际奥运会对自己的版图有着清晰的定义；比赛场馆、运动员村，只有那些有票和得到许可的人乘坐专用的交通工具才能到达；奥运会有着自己的“移民”程序，只有奥运会的大家庭的成员才能使用奥运会“护照”进入机场；在行政事务上，有着穿统一着装的志愿者为运动会服务；奥运会也有自己的货币，在奥运场馆和运动员村，人们只能用“维萨卡”买东西；奥运会还有自己的秘密警察，那些穿着黑色金属光泽衣服的人负责在开幕式上保证运动员和其他人的安全。奥运会越来越具备民族国家的特征。而对普通人来说，奥运会给予了他们什么特别的关照呢？希腊奥运会的老板们曾经争论，无需给观众提供更多的东西，因为门票销售收入不到奥运会预算的10％。

奥林匹克运动在21世纪得到了发扬光大，在规模上、场馆建设上，还有在她展示的雄心上；但是如果普通人不再愿意亲临现场去体验她，奥运会就将失去她的魅力。

谈到中国话剧艺术，人们首先会想到它的现代属性，其次会想到它的现实使命。它是顺应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和开启民智的现实需求出发，借鉴西方戏剧经验而创造生成的舞台艺术，发挥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话剧生成之前，中国戏曲顺应中国文化的诗学传统和抒情特点，以歌舞演故事，以写意性与程式化表演，以典型化、符号化脸谱和曲牌体、板腔体音乐模式，培养了中国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性。

20世纪初，近代社会的历史变局，决定了中国话剧的必然出现，它是民族意识走向理性自觉的文化选择，是中华文明涅槃重生的历史嬗变的产物，也是民族自强、文化振兴的使命承担。

1907年秋，王钟声公开声称要以演话剧为手段，“唤起沉沉之睡狮”。他表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鉴于改良社会的急迫性，新剧的倡导者抛弃了门派众多、技艺复杂的戏曲，而选择了更具灵活性、实践性的话剧艺术作为创新的突破口。话剧不是供人欣赏的“玩意儿”，而是唤起民众、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

早期话剧与戏曲的关系实属藕断丝连，朱双云《新剧史》所概括的“生类”“旦类”，显然脱胎于戏曲行当。然而，新兴的话剧不同于戏曲，话剧对以艺术的方式反映真实、思考人生、发挥现实作用的强调，显然不同于成熟的戏曲艺术对形式美的倚重，而是更加彰显了社会人生的参与感、在场性和现实功用。

话剧对传统戏曲精神的融通，充分表明话剧艺术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可行性。《商鞅》《李白》《蔡文姬》等话剧的持续热演，《杜甫》《苏轼》《詹天佑》等话剧对历史人物的重新书写，都表明民族文化史和心灵史对于当代话剧创作的重要意义。历史上出现的优秀话剧，无一不是作者良好的民族文化素养的显现，无一不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无一不是中国式普遍伦理道德和社会正义的体现。

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不在于它多大程度地融入了传统戏曲的外在表现手法，尽管这是话剧民族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了民族精神和美学神韵，即从骨子里流露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没有深厚而活跃的民族艺术精神，没有深厚而扎实的传统艺术底蕴，中国话剧将难以立足;没有宽广的文化胸襟和广采博收的气度，中国话剧将难以发展。因此，话剧人应当不断努力，发扬传统文化精神，吸纳民族艺术精华，借鉴外来艺术经验，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精品。

(摘编自宋宝珍《中国话剧：110年的回眸》)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唯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材料一：

(摘编自《火星探测一览表》，《太空探测》2018年第8期)

材料二：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说：“丢了(2020年)这个机会，对不起，两年零两个月以后，才能再发射一次(探测器)，否则到不了火星。”这是因为，地球距离火星近点约为5500万公里，最远点则超过4亿公里，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是365天，而火星绕着太阳转一圈大概是687天，只有地球与火星夹角为70°时发射探测器才能如期抵达火星。发射之后，火星探测器还要经过至少7个月的飞行，才能抵达火星轨道。火星探测的首要科学问题，就是期望在探测火星生命活动信息上有所突破，这包括现在生命的信息，过去是否存在过生命，火星生命生存的条件和环境，生命起源和地外生命探索等；其二是为火星本体科学积累资料，包括火星磁层、电离层与大气层的探测与环境科学研究，火星地形地貌特征、地质特征与构造的探测，火星内部结构成分探测等；其三是探讨火星的长期改造、人类移民、建立人类第二个栖息地的前景等。

(摘编自《2020年错过火星，就要再等两年》，2019年7月)

材料三：

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升空，迈出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探测器将在地火转移轨道飞行约7个月后，到达火星附近，通过“刹车”完成火星捕获，进入环火轨道，并择机开展着陆、巡视等任务，进行火星科学探测。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立项，任务目标是研制火星环绕器和着陆巡视器。其中，环绕器主要开展火星环绕探测，并为着陆巡视器提供中继通信服务，着陆巡视器主要开展就位和巡视探测。首次火星探测任务2021年到达并在火星表面着陆。在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研制过程中，将突破火星制动技术，环绕技术，进入、下降与着陆技术(EDL)，以及火星表面巡视技术等关键技术。其中，EDL是最为关键的环节。通过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研制与实施，有望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首次任务中即实现火星“绕、落、巡”的国家。火星采样返回探测任务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施火星土壤和岩石的无人采样，并将样品返回地球开展科学研究。

(摘编自《中国拉开火星探测序幕》，新华网2020年7月)

材料四：

行星保护，是指在太空探测过程中，为避免地球生物污染太阳系其他星球，以及保护地球免遭来自太阳系其他星球的生物侵袭所采取的措施。为了使我国未来深空探测活动的行星保护技术能够满足国际标准，我们需要尽快加强行星保护技术研究。首先，从我国在航天材料、航天器建造和微生物防控技术等方面的实际条件出发，着重开发技术简单、成熟度较高的技术和产品，以满足当前行星保护的需求；其次，瞄准国际上行星保护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前瞻性地开发一些关键技术的研究，如微生物快速检测和鉴定技术、材料内部微生物污染防护技术、有机物；污染防护技术以及生物防护罩建造技术等，追赶国外航天强国行星保护的技术水平，满足我国未来深空探测对行星保护的更高需求。

(摘编自徐侃彦等《火星无人探测与行星保护》，《深空探测学报》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