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资本操弄的选秀节目借助电视台、互联网的威力，在大量吸引眼球的同时打造“流量明星”，并联手品牌赞助商实现注意力资源变现。这种套路的“成功之道”在于，既火了“偶像”，让大量粉丝群体体验了“养成系追星”的快乐；又火了品牌，让品牌赞助商在饭圈打投推高的数据中获得真金白银的收入，可谓一石二鸟。

自“倒奶投票”事件之后，偶像经济过度依赖饭圈青少年、通过畸形饭圈互撕等手段收割大众注意力资源红利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暴露，选秀节目被管控。但是，资本操弄的偶像经济裹挟饭圏青少年、肆意收割注意力经济红利，甚至不断越出道德法律红线的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任何产业的发展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都不能无视社会效益，偶像经济也不例外。饭圏粉丝是以青少年为主体，饭圈“乱象”表面上看是大量青少年追星行为造成的，但究其根源，是资本逐利偶像经济的脱缰失控。如果不对这一产业发展模式进行有效监督治理，仅就饭圈乱象进行管控，难以产生长期效果。另外,单纯针对饭圈青少年行为开展治理，容易引发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又来对粉丝行为指手划脚”“喜欢一个明星有错吗？一有情况就拿饭圈说事，粉丝做公益的事儿怎么不见你们提？”当前，每当刷到主流媒体对饭圈乱象的评点、指责，不少饭圈青少年流露的常常是这样的委屈。不少饭圈青少年觉得对偶像“喜欢”是个人行为，掏的是自己的腰包，别人管不着。但恰恰是，饭圈青少年看似个人行动的背后，实际上是受人引导而实施的“从众”行为，有资本之手在上下操弄。我们不能坐视青少年被偶像经济深度绑架，价值观被少数“大粉”和劣质偶像带歪，更不能坐视偶像经济长期野蛮生长，通过“互撕互黑”搏眼球赚流量，操弄网络舆论、收割注意力经济红利。

（摘编自《粉丝文化缘何乱象不断》）

材料二：

由于组织内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机制，一些粉丝团的老大权力过大，经常出现资金流向不明、账目弄虚作假等问题，甚至组织者卷钱跑路事件也时有发生。资深粉丝蔡女士告诉记者:“有些带着目的来的，前面几次一定会做得非常好，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收益时，一下就跑路了，这种情况也会有。”这样的行为不仅造成了粉丝们的经济损失,也触犯了法律的红线。有些人以给明星做活动为名义集聚资金，拿到资金后就卷款潜逃或者用于其它支出，这会构成诈骗罪。

如今，粉丝们对偶像的全方位支持已然形成了独特的应援文化，依靠粉丝的应援心理营销，将应援活动与消费捆绑，成为商家捞金的一种重要手段。一位公关领域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现在把粉丝当“韭菜”割的手段花样翻新，比如杂志可以搞AB版，就是明星拍两套造型让大家重复消费；如果要看一些爱豆花絮，一些平台需要单独付费观看。

（摘编自《疯狂的粉丝经济会走向何方？》）

材料三：

粉丝文化不能杂草丛生，需要社会力量帮助除一除草，施一施肥。一方面，粉丝要拒绝畸形的饭圈文化、理智追星，更要去追积极阳光、富有内涵的“星”。比如正在奥运赛场上的健儿，青年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粉丝，去“追一追”他们那股拼劲,“追一追”他们那份爱国情。另一方面，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要带着粉丝向着“正能量”的方向行走，有的明星鼓励粉丝多读书、读好书，使阅读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习惯；有的明星带动粉丝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被年轻群体熟知和传播等等。互联网是个“扩音器”，公众人物在网上的三言两语，就可能会掀起蝴蝶效应般的巨大影响。一个长期占据粉丝注意力的偶像，可以挡住一个人的开阔视野使其失去自我，也可以为其打开一扇大门去认识世界，关键要看他有无道德责任心和社会使命感。互联网是个信息的“集散地”，既做“引流”，也做“分流”。让粉丝文化“向阳”生长，既要在法律层面上划出红线，用文明导向、理性价值涵养粉丝心态；也要让“明星”成为正能量的代言人，如此，两者都能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顶流”才是“正流”。

（摘编自《让粉丝文化“向阳”生长》）

“感冒”一词竟源于古代官场

“感冒”是常见的流行病，可是任何一部古代中医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常用语不是医学术语，而是来自官场，是一个官场专用语。

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通称“馆阁”。按照规定，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值夜班，以防图书被盗，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腹肚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腹肚不安”，而是一种相沿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肚历”。这一记载出自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原文是：“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南宋时期，时为太学生的陈鹄也在馆阁中供职，陈鹄喜欢别出心裁，他在《耆旧续闻》一书中记载了自己的发明创造：“余为太学诸生，请假出宿，前廊置一簿，书云‘感风’，则‘害肚历’可对‘感风簿’。”陈鹄偏偏不愿意写“腹肚不安，免宿”，而是写上“感风”，还沾沾自喜地声称“感风簿”跟“害肚历”可谓一联绝对。

陈鹄创造的“感风”一词也是有来历的。与他同时期有个中医学派，史称“永嘉医派”，创始人陈无择写了一部医书《三因方》，将复杂的疾病按照病源分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种。外因称“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内因称“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不内外因指虎、狼、毒虫等意外疾病。陈鹄于是创造性地把外因之首的“风”信手拈来，前面冠上一个“感”字，“感”者，受也，故称“感风”。“感风簿”一词从此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感风簿”演变成了“感冒假”，成为官员请假休息的托辞。清代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一书中说：“按今制官员请假，辄以感冒为辞，当即宋时‘感风簿’之遗意。”清代官员的创造性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即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

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人人都会感冒，人人都会说“感冒”这个俗语，可是它有趣的来历却被遗忘了。

【推荐2】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

大体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清楚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呢?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传统。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产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一种仪式。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于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则满足了这个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从20世纪初至今，我国乡土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无论是教育普及率、工业农业现代化，还是平均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准等均有显著提升。但是，乡土社会也存在一些沿袭已久的问题，如城乡差距日益增大，某些乡风民俗中守旧落后,等等。这些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20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其思考融入艺术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几代作家对重要文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其中，作家的价值立场尤为重要。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乡土文学作家有基本一致的价值立场。从鲁迅及其影响下的青年作家群,到废名、沈从文等一批作家,都相信民主与科学,积极谋求大众福祉。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厚重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现代性诉求。

小说是乡土文学的主要文类,但直到鲁迅的小说出现后，中国小说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具有很强的魅力，是与其创作目的紧密相连的。鲁迅在概括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时说，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为其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所作(自序)中，鲁迅称他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改变(国人的)精神”。换言之，在鲁迅看来。“为人生”主要是将国人从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而言，可谓振聋发聩，故而产生了很大影响。

坚守现代价值立场和“为人生”的创作目的,使现代乡土作家在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时,其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乡土文学传统的奠基者鲁迅提倡“睁了眼看”,反对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因而，其批判锋芒，不仅指向外在世界，更指向当时国人普遍的心理和意识。《狂人日记》《药》《祝福》等小说，都是如此。细细看来，其真正意图乃在于探究阿Q、七斤们应有的、幸福的、合理的新生活。这也影响了许钦文、台静农等后起的优秀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风格虽然与鲁迅不同,较之于鲁迅的犀利与冷静，沈从文似乎要温馨、浪漫得多,但沈从文多次坦陈其湘西小说是在鲁迅小说的启发下创作的。温馨、浪漫只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外衣，这层外衣包裹的是悲痛和忧伤。《边城》中,悲剧的根源在于翠翠家一贫如洗。《长河》中，保安队进入乡村，强征各种钱款，甚至敲诈勒索。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不温馨,也不浪漫。在本质上，他跟鲁迅一样,直面乡土社会的种种蒙昧、落后现象,为乡土社会民众应有的幸福、合理的生活而呼吁。

此后的几十年中，虽然中国社会历经种种变化，但乡土文学热却经久不衰。在一个世纪里,乡土文学一直是最热门的题材领域之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加入其中。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进一步加强美丽乡村建设,为广大农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作家需继承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承“为人生”的创作目的和现实主义精神，创作出真实反映社会主义美丽乡村的发展变迁和新时代农民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余荣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恒久的特征，主要指人类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丰富多样，如文化内容上的差异、文化地域上的特色等。多样性是世界文化拥有魅力的前提，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一个国家，只有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才真正富有意义。然而，全球化使得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加剧了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紧张程度。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形常常是处于强势文化一方对于弱势文化采取了“文化霸权”或“文化殖民”，试图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对方。由此导致的文化冲突就在所难免，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用“挑战与应战”来指称这种文化互动模式。今天，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常在“文化普遍性”与“文化个性”之间纠结。在人类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守护文化多样性，是关涉人类文化发展未来的大问题。那么，如何致力于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发展呢？

首先，要注意把握文化个性同普遍性、民族性之间的合理张力。人类的现代化实践推进了全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但不可能完全取消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本土性，因为人类需要结构的差异性和理想欲求的丰富性，只能由文化的多样性来表达和满足。文化的恒常价值常常是渗透于文化多样性之中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文化多样性来抵抗、纠正、平衡单一的资本与市场逻辑，不能让现代化、工业化以及物质的增长取代文化的进步、精神的富有。唯其如此，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才可能真正实现。

其次，在今天文化多样性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需要培养宽容精神。宽容性原则是文化一体化时代不同文化间理解与沟通的基本准则，它意味着我们要以一种包容的、不抱偏见的心态来看待与自己相异的文化。尤其是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唯有宽容，才有文化的繁荣与人类的进步。那种把他者文化视为异端，只将本位文化定于一尊的时代必将终结，人类未来将在宽容的心态下体认各种文化的生动性内涵。

再次，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要倡导有创建的交流、理解与对话。这种文化理解是一个双向承认的过程：首先是接触“他者”文化来认识“自身”文化，然后是了解“自身”文化来理解“他者”文化。前者是自觉、内省，后者则是宽容礼让、平等开放。我们提倡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就意味着承认“他者”文化的合理性、存在价值，通过平等对话来借鉴、吸收有益于自己文化的因素，实现自身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与世界深度互动阶段。我们坚持各国间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兼容并蓄。中国作为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意味着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积极推动和谐世界的建构。

（摘编自邹广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思考》）

道法自然的智慧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然。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该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失误，还是失格

单跃进

①近期，有位说相声的出名了。他叫张云雷，在节目中调侃京剧艺术家。接着，言语之猥琐，就不能描述了。视频在网上一露头，即引来众口批评，也有竭力维护的。其中有貌似公允的批评，认为这是相声演员在热心京剧传播时出现的失误。言下之意，出发点是好的，如果不帮着京剧“蹭热度”就没事了。我倒以为，这个糨糊捣不得。很显然，这不是因传播京剧招来的失误，而是这位演员对相声艺术的失格。两码事，不能混淆。

②我们不妨看看，张云雷这一脚，究竟“崴”在哪里了。

③或许，这个年轻人对京剧程派是爱好。这很正常。因为相声与戏曲曲艺本来就密切，尤其是京剧。比如，相声始祖朱绍文就是京剧丑行出身。比如，相声将学唱太平歌词作为其四门功课之一。比如，众多相声艺人以学唱京剧为能事。为什么会这样？这与相声的形成历史有关。

④相声的前世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像生”，是一种伴生的滑稽表演。而相声作为独立艺术样式的生成，是在19世纪下半叶。那时，当红的文娱是京剧、莲花落等。流行红火到什么程度？就连宫中的老佛爷也不甘寂寞，时不时地召艺人进宫演戏唱曲。有记载说，艺人赵星垣进宫演唱莲花落，老佛爷观之赞赏有加，言其“唱文武忠勇，扬国泰民安”，遂赐名莲花落为“太平歌词”。这般火热和流行，处于艰难成长中的相声艺人自然是要“蹭”其热度的，生存需要嘛。就像朱绍文，从京剧扭过身来，说起相声，竟成了相声始祖。那时，相声艺人若不会唱太平歌词，不学点儿京剧，就是没本事。久而久之，戏曲曲艺就成了相声本体性的传统和必要技艺。梳理这层关系，不是说相声蹭了京剧的热度，而是说相声拿京剧为题，是它的传统，并且是很好的传统。侯宝林先生的作品，就有不少关于京剧的。上世纪80年代，侯先生领衔，京津相声名家几乎“全梁上坝”演出麒派《萧何月下追韩信》，堪称相声界的盛事。

⑤可见，张云雷拿京剧说事儿，没毛病。至于“蹭热度”，谁蹭谁都可以。以他的精灵，断然不会拿不红不火的京剧演员来说事的。所谓“蹭热度”，无非是紧跟热点，提升关注度的意思，就是主动寻求与观众趣味的链接。按接受理论来讲，即调动受众已有的生活经验或审美经验，拉近与受众的认知和感知距离，进而使受众在已有认知上建立新的认知。说白了，就是对观众的趣味要有所迎合，才能吸引观众、娱乐观众。

⑥问题来了，相声应该怎么迎合和调动观众？

⑦这个问题，本身不复杂，完全取决于艺人的态度。一代代相声艺人已经在发展相声的实践中，做出了明白无误的回答。就是：既要迎合，更要引导。

⑧这方面的典范，是侯宝林大师。侯先生的相声，现存的至少也有上百段吧。无论什么话题，或砸挂开涮，或现挂开逗，竭尽诙谐机趣之能事，却从来不脏、不腻。反而，观众在开怀尽兴之余，可意会些许浅近平常的道理。而像《关公战秦琼》之类的，其讥讽效应还具有相当积极的社会意义，今天听来依然有趣。可见，杰出的相声艺人往往是在对观众的迎合中实现对观众的引导。这样的相声，听者不厌。

⑨当然，相声是直接娱乐观众的，这是它的基本属性。照本宣科不是相声，即兴灵动才是相声。所以，相声被认为是需要智慧的活态的语言艺术，其核心是包袱设计和抖搂。而演员之间相互砸挂嘲弄，或应变现挂，则是惯常的表演手段。艺人的智慧高下，才艺深浅，乃至性情冷暖，甚至人格尊卑，都在这方寸刹那间或隐或现。其即兴的、充满不确定的舞台行进状态，对观众有迷痴般的魅惑；而演员或自嘲自黑，或装傻充愣，或故弄玄虚，或夸张错会，在几无穷尽的喜剧（乃至闹剧）手法的挥洒搬弄中，领受观众的痴情与追捧。相声没有了这样的特质，有失鲜活。但这样的特质，若没有边界和戒律，容易使演员迷失，掉进无节制无限度的玩笑深渊。这就是对相声艺术的失格和沉沦。

⑩对此，相声业界对此早有警惕。就砸挂本身，也是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禁忌的。一般看来，相声界对砸挂的禁忌约定是遵从并受制于社会公序良俗的。尤其体现在谨防失尊伤雅，维护人伦德性方面。而张云雷，恰恰就是在拿人砸挂时逾越底线，猥琐之语脱口而出，从而激起公愤。人们愤怒他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无视人伦德行，无视社会公序良俗，无视相声业界职业规范。那一刻，张云雷背离了相声，让相声艺术失格了。他这一脚，狠狠地“崴”在对相声艺术的背离。

（11）本来，张云雷是有机会避免此次失格行为的。视频里，捧哏演员已经递话提醒了，“她，可是女的”。但凡他有点意识，转而自嘲，尚可化险为夷。然而，他忘形了，手舞足蹈，一意孤行地猥琐着。可以想象，此时捧哏的心里泛起一句“救不回来了”。再则，有人翻旧账，类似情形在张云雷并非首次。显然，就不能用“失误”为其搪塞了。

（12）话语至此，不能不说演员与观众的关系。这两者间，确有相互造就的内在关联，但主动方还在演员。这种关系，不惟相声，其他艺术门类也是如此。文艺界有共识，怎样的演员造就怎样的观众，艺术家的品性决定艺术的品质。倘若艺术家对自身艺术的品性操守失去尊重，甚至自我作践，那么就不必指望观众会尊重与呵护你理应挚爱的艺术。尤其是传统艺术门类，更需要同仁们的自我审视意识，需要艺术定力和文化自信，无论欣盛，无论落寞。

2019-12-19解放日报

吟诵，惜之念之的文化遗产

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歌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许多学者的经验表明，吟诵是学习诗歌和古文的一种方式；不出声音地读，就不能真正对作品的内容、情意有深入的体会和了解。

吟诵是一种既遵循语言特点，又根据个人理解，依循作品的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通过自己抑扬抗坠的声调表现出来的方式。它比普通朗诵对作品内涵有更深入的体会。吟诵之目的不是给别人听，而是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之心灵，借着吟诵的声音达到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吟诵之前有两点基础必不可省：一是对于作者与诗歌情意的了解；二是读诵的节奏平仄。没有这两点基础的自由吟是不能通达的。

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学有吟诵，其他国家没有。中国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国族的语言是拼音语言。世界的几大古文明都中断过，只有我们中国的古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为什么？因为当时代不同、地点不同，语音一改变，拼音文字及其蕴含的东西就容易丢失。中文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组成象形文字的每一个形体就是一个音节，单音独体。单音独体的语言，其节奏基础是两个字一个音节，中国吟诵也是这样。所以最早的《诗经》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如果总是两个字两个字的，太单调，所以从两个字一停顿的四言诗发展出五言诗，之后，又从五言诗发展出七言诗。

诗之为用，是要使读诗的人有一种生生不已、富于兴发感动的不死的心灵。为什么诗歌的吟诵重要？因为诗歌有一种声律，“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它的抑扬起伏有一种节奏，有一种顿挫。吟诵不但是读诗、欣赏诗、理解诗的重要法门，而且是写诗重要的入门途径。诗要自己“跑”出来。诗怎么自己“跑”出来？你要对诗歌中文字的音声、节奏、韵律非常熟悉。你熟于吟诵，于是你的诗是随着声音跑出来的。中国的好诗都有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这种兴发感动的力量从何而来？无论是就作者还是就读者而言，都是从吟诵得来的。吟诵是一种律动，先于文字，语言文字伴随着这个节奏的律动自己“跑”出来。

吟诵不是制造一个音乐的调子去唱，它不死板。每个人都不同，同一个人的吟诵也会不同。同一首诗你可以早晨吟的时候调子高一点，晚上吟的时候调子低一点；也可以今天吟得快一点，明天吟得慢一点，要伴随着环境，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意念跟那首诗打成一片。中国诗歌的吟诵，就是要在相同的声调之中，很微妙地传达出不同的感受。外表看起来很简单，四个字一句，两个字一停顿，都差不多。可是你念的时候，哪个字长一点、短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有很微妙的差别，变化万端。

吟诵传承最好从娃娃抓起，这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百年大计。继承和发扬吟诵，既要认真对待，又不能急功近利。如果仅仅为了吸引更多人注意而过分宣扬似是而非的“吟诵”，乃至将其变成一种才艺表演，那只会混淆视听，最终适得其反。

（摘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材料一：

乡愁，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首。《乡愁》的美令人瞩目，特别是音乐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上，其中“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四节中同一位置上“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等叠词的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等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功力，也增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乡愁》，犹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余光中等诗人的贡献还在于，他们找回了汉字与汉语的时间性之间的联系，并探索了通过文字排列实现诗歌音乐性的种种结构的道路，这是古典诗歌没有摸索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正为新诗的音乐性，甚至为汉语的音乐性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新诗鉴赏词典》）

材料二：

诗歌的音乐性一向是业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关于诗歌的音乐性，文学评论家谢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诗歌要有音乐性，没有了音乐性，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而中国新诗缺少的恰恰是音乐性。现在的很多诗人不懂旧体诗，甚至认为旧体诗好写，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诗歌内在的一些规律，不知道怎么用词，不知道声韵上怎么表达才动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说，现代诗没有必要像古诗那样讲究平仄、中间对偶，但讲究语言的和谐还是必要的。李山所强调的向古诗学习，并不是要我们回到传统，而是倡导现代的散体诗如何在借鉴古代汉语有声调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现代品位、又能充分体现汉语魅力的诗，他认为这是需要大力尝试的。

诗人王久辛说，出现新诗有无音乐性的疑问，是不懂修辞的诗人提出的一个很可笑的疑问。真正懂修辞的诗人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畅达的修辞，高妙、精微、动人的修辞，那种有复合性的修辞，都是对诗歌音乐性的一种大胆的创造、勇敢的探索。诗人西川提出，格律是个假命题。主张诗歌要讲究格律的人，是“要给新诗立规矩的人”，他称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创造力匮乏、趣味良好、富有责任感的好心人。他们多以19世纪以前的西方诗歌为参考系，弄出些音步或音尺，但这没什么意义。

（摘编自《辽宁日报》）

材料三：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这正是伟大的迹象”。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新诗？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新诗与古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新诗语言做不到出神入化；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

然而，必须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古典诗歌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在后起的新诗这里已经出现了脱节或者转变。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对这两种状态下的诗歌，显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评价体系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

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步步进逼，综合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形式和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对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其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不必执念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相当有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的原则。

（摘编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