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最早开展的全国大型抽样调查，旨在收集家庭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人口与就业等方面信息，全面追踪家庭动态金融行为。

根据2015年数据，中国家庭金融储蓄占GDP的比例在2014年达到了31．8%。但微观数据显示，并非家家户户都在存钱，我国的储蓄分布严重不均，真正在当年有储蓄的家庭只有60%，40%的家庭当年是入不敷出的。

西南财大经管学院院长甘黎认为，储蓄主要来源于高收入阶层这一现状说明，之前的消费刺激政策对于高收入阶层的作用有限。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困难是消费不足，以前普遍认为消费不足的原因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消费意愿不足。这十年来我国社保制度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好转，但这对促进消费并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

材料二：

“我国的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并非消费意愿不足，而是收入分布的问题。”甘黎说，收入差距大既是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我国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家庭低收入群体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却通常入不敷出，提高他们的收入将对促进消费起到根本性作用。

甘黎建议对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给予大幅度的转移支付。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已经很高了，如果扩大转移支付的比例，把钱转移到相对贫困的老百姓身上以后，他们把钱花出去，那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材料三：

中国居民家庭储蓄分布情况，揭示中国财富悬殊现象极为严重。就目前而言，这种储蓄结构分布会带来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影响中国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迟滞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众所周知，目前靠投资和外贸两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限，刺激内需应是中国政府提振经济的“发动机”。而这种分布极为不合理的储蓄现状，使低收入社会群体想消费而没有能力消费，而少数各种消费已近饱和的高收入社会群体却占据大量社会财富，这种财富拥有量与消费需求量严重错位的尴尬现状，无疑成了制约内需扩大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这种储蓄分布结构图表明，中国财富分化现象严重，造成这种分化严重的原因除了市场经济因素之外，还有我国在收入分布政策、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这不仅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且也会形成社会对立矛盾，加剧社会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长久稳定。

此外，这种储蓄分布状况还会影响中国金融发展的合理性和安全性，因为它会让高收入阶层成为金融信贷的主要获得者，从而使银行加剧信贷风险，不利于整个金融扶贫事业的推广，甚至涉及整个金融业运行生态。

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 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 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渡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对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和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专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货物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 《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快乐由什么决定？

础   德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人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时，生理、心理上表现出的一种反应。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生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最主要的生理原因是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在起作用。当人感觉快乐的时候，大脑便会分泌出内啡肽，并指示神经系统传达“快乐的讯息”到全身。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其实很大部分是大脑中内啡肽浓度的外在表现。

很多青年人喜欢向那些成功者请教成功的秘诀，他们得到的答案往往如出一辙：去做你最喜欢的事，这样你才会焕发出全部的热忱，并坚持到底，取得成功。这的确有道理。因为科学研究表明，我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脑中会释放内啡肽，这种东西让我们快乐。如果一项工作让你的内啡肽高度分泌，当你进入这样的工作状态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愉悦，沉浸在自我欢乐的海洋中。工作中固然也有挫折和艰辛，但是你的身体在工作中产生的这种快乐足以打败这种艰辛，而这种境界最容易让你发挥出自身的创造力，也就容易达到忘我的境界，所以你能够成功。而同样的工作给其他人(假如他们对它不感兴趣，只是为了谋生而选择做这件事，他们大脑里就不分泌内啡肽)带来的只是艰辛，他们当然体验不到快乐与忘我的境界，所以也不容易成功。因此，选择一份你喜欢的事业，等于你能够享受到快乐的同时还能挣到钱，并比别人更容易成功，而这些都是因为你身体里分泌的激素物质在起作用。

多巴胺是一种重要的爱情物质，它能让人产生一种欢欣的感觉。当你的头脑中充满着这些爱情物质的时候，也正是你意乱情迷的时候。一旦爱情物质消失，人也就从这样的迷醉状态中恢复过来，或者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失去了爱的感觉。一般来说，这种物质的浓度高峰持续时间不会超过30个月。因此许多人悲观地认为爱情注定不能永恒。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夫妻可以白头偕老呢？这是因为很庆幸，我们在多巴胺分泌下降时，又开始分泌一种新的激素——内啡肽。夫妻长期相处，身体中内啡肽的水平就会逐渐增加，从而使两人相互依赖，甚至不可分离，这也称为感情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依赖作用，或者说成瘾。当你的另一半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不舒服。单纯地从化学角度上可以说，这是白头偕老的原因之一。

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心情不好时，到操场上跑几圈，心情就会有所改变。这是偶然的吗？对于这种现象，美国心理学家马尔曼做了研究，结果发现：人在运动后，焦虑、抑郁的程度显著下降，而愉快程度则会显著升高，这种现象被称为体育锻炼的短期情绪效应。长期参加锻炼的人，其快乐程度和不参加或不坚持参加锻炼的人相比，也有明显的数据差异。这是因为运动本身可以促进人体的内分泌变化，大脑在运动后会产生内啡肽，在内啡肽的激发下，人的身心处于轻松愉悦的状态中。

（原文有删改）

传统建筑不是一劳永逸的东西。它从个体到个体进行传播，而且每一代的质量都有很大变化。它可能在达到某种高度之后突然没落，或是，在一定时期的败落之后，它也能在短暂的几年间异常繁荣。就像所有活着的有机物，它在永恒的重塑过程中寻找自我。

它现在的贫乏并不致命，并不意味会被永远拒之门外。它自身的没落为其正本清源和准备改进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古典柱式中，建筑找到了它的最高表达方式：即使天才们也不能再对它做进一步的改进，就如同无法再改进人类的身体和骨骼一样。辛克尔宣称：建筑的进化在过去很显著，现在只有受过训练的眼睛才能觉察到古典柱式中所需要的改进。

这在所有的文化领域都是显而易见的：当说不好古典语言时不能就这样放弃;相反，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有必要建立适当的途径来重构古典形式。有人说传统建筑语言已经枯竭并最终过时，这是一个灾难性事件的结果，这样的论点并不是出于对传统建筑自身内在结构的评价，而是对传统建筑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滥用的拒绝。传统建筑远不是一种外来语，真正的传统建筑仍在和我们对话，而且效果很好。即使我们不能够发出我们自己的，它仍在不断向我们传达着精华的信息。

传统建筑始终是一种有生命的语言，尽管许多建筑师已经丧失了学习传统建筑语法、使用传统建筑语汇的愿望。过去的、现代的危机既没有侵蚀也没有污染传统语言：它的规则、含义、发明和词汇都只是在混乱中被暂时掩盖了起来或被人们所视而不见。传统建筑语言的知识构架以及了解如何使用传统建筑语言的过渡期被硬生生地打断了。它的原则完全可能重现新貌，也可能已经正在进行中了。建筑价值的转变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自愿的，而是有决定因素和原因的——它是一个文化的选择。

（选自[卢]莱昂·克里尔《社会建筑》）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当下文学理论在反思能力、创新能力和对话能力上存在缺失。结果，文学理论没有被创作界重视，创作界认为文学理论不但没有提升其写作水平和认知水平，反而误读了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那种概念扎堆、生硬搬套西方批评理论的。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活动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学的基本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总是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建构起来的，因而文学理论说到底是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实践的产物。所以先有人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再有后来关于文学创作的批评和理论，正如先有《诗经》后有《诗品》，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所以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是文学理论的活水源头，是原点。

那么，现在文学理论为何敢抛弃源头，甚至患上理论自大症，完全摆脱文学创作实践而自我扩张？其根本在于理论有一种自我生成的特性。一个概念可以派生出其他相关概念，一种范畴也可顺势推导出其他相似的范畴，比如从“意图”派生出“动机”，再顺势推出“移情”或者“童年记忆”等等。如此一来，理论的自我繁殖就容易使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创作实践，在扩张中凌虚高蹈，最终导致文学理论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活动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对话关系。这正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悖离状态，也是文学理论难以创新的深度原因。

无论哪种文学理论，它们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们是永恒的真理，而在于它们能够解释某个历史文化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导某一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思考以及实践。以为理论的建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域、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学作品，其实是理论的迷途。

这种理论的自大状态必须改变。怎么改变？首先，回到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所建构的文学现场，也就是使文学理论再次回到源头，使理论重新历史化、事件化、语境化，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捕捉新的文学经验，获取新的知识，建构新的范畴和理论。文学理论如果只在中西文论中左冲右突，是没有出路的。脱离文学的创作实践，理论就失去了活水源头，就无法摆脱创新瓶颈和发展困境，就只能愈加贫乏而僵化。

其次，传统文学理论不少已经落后于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落后于与网络媒介结盟的新文学。当今已然是一个全球开放多元实践的文学时代。这个文学时代有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只用一种文学理论，就无法有效完成对文学事件或文学现象的精准阐释。只有跨学科多知识的综合性理论才能有效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现在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往往是多元的、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的产物，只有动员和调集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才有可能与文学实践建构有效的对话关系，进而从事积极的文学阐释和比较研究。所以，当下的文学理论应当是一种大文学理论，是跨学科的、多元交叉的知识集合体，是文艺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众学科多元互动的综合性理论。这对我们的总体视野和知识背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向荣《在文艺现场提炼文艺理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