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艺术创作，开拓的都是一个艺术的空间；而艺术的空间说到底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想象空间不同于现实空间，但又是以现实空间为基础的。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艺术家若没有对现实空间的感受，就不可能产生艺术的想象，就不可能开拓出想象空间来。一个自幼目盲的人，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绘画作品的；一个自幼耳聋的人，也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的。二是说，想象空间之所以是想象空间，归根到底是以现实空间为依据的。我们说一个艺术家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是说他主观想象的世界与直感到的现实空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没有现实空间的参照，是无所谓想象力丰富还是不丰富的。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自然就有了彼此的关系问题。

在这里，想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通过想象构造出的世界在表现形态上更加类似于现实空间，让读者像进入一个特定的现实空间一样，进入到作家所构筑的艺术世界之中去。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但并不让人感到奇异或怪诞。二是通过想象构造出的，是明显不同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类空间。对于这样一个想象空间，人们是陌生的，如梦如幻。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让人领略到一种奇幻或怪诞的美感。实际上，这两种空间都是想象空间。但因为前一种在读者的感受中，大致等同于现实世界，所以我们常常将其作为现实空间本身来分析和理解，不认为它是虚幻不实的。而后一种在读者的感受中，就根本不同于现实世界，带有明显的梦幻感觉，所以我们常常直接称之为梦幻空间。一部《红楼梦》，就同时具有这两种不同的想象形式：太虚幻境构筑的是一个梦幻空间；而对贾府人物及其生活环境的描写，则是有类于现实空间的想象空间。

想象空间虽然是在现实空间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却有着根本的差别。具体而言，现实空间不是任何一个人按照个人的意愿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外在于任何一个个体人先行存在的。它给任何一个个体人，都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但这种空间，又是极其有限的，是不能满足任何一个个体人的全部要求的。总体而言，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人，现实空间都是不完全自由、不完全舒适的。想象空间则不同了。想象空间不是外在于它的创造者的，而是它的创造者自由想象的产物。尽管他所创造的这个想象空间本身，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但想象空间对于它的创造者而言，则是自由的。假若《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的一部“自传”，曹雪芹就是贾宝玉。贾宝玉在贾府那个现实空间中，是不自由的；而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体验的却是创造的自由。 《红楼梦》的读者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获得的也是自由的体验；他们已经不受贾府这个现实空间的束缚，他们是在超越贾府这个现实空间的视点上，来俯视这个空间的。所以，想象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超越——现实空间是不自由的，想象空间则能满足人对自由的要求。

(选自王富仁《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序》，有删改)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自然之美

①庄子实为一位自然哲学家，他的哲学观念乃放眼于广大的自然界，不似儒家仅局限于人事界。

②西方亦有很多自然哲学家，其基本精神和观点与庄子有很大的不同。希腊人往往把自然界看成无意义的物质世界；中世纪时更视之为实现人性虚荣欲望的活动场所，因而把它当作罪恶之域；及至近代，则把自然界看成是数理秩序、物理秩序的中立世界，并排除一切真善美的价值，视之为非价值的领域。

③西方的自然哲学，以客观世界为对象，人类处于卑微的地位。尤其是早期希腊哲学思想，均不出自然的范畴，那些哲学家所注意的是外在的世界，并持科学的态度加以剖析了解。至于人类，则仅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对人类生命的活动及价值，便忽略不谈。庄子的自然哲学则不然，他以人类为本位，并将生命价值灌注于外在自然，同时，将外在自然点化而为艺术的世界。由是，在庄子的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似西方常处于对立的“分割”状态，而是融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

④许多西方哲学家，将自然视为价值中立的世界，更有不少人将自然视为负价值的领域，遂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处于冲突与斗争中。罗素谈到人类的“三种冲突”时说：“人的天性总是要和什么东西冲突的。”而斗争胜利便是生存的要件，胜利者往往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将自然视为一种束缚，为了解除束缚，于是致力去认识它，克服它。西方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能够如此发达，大抵可以说是此态度所促成的。

⑤综合来看，西方以往的形而上学家，对于自然均表现出一种超越的观念。他们常在自然之外，幻想另一超自然以为对立。到了近代，哲学家才借助科学知识，就自然本身做出剖析，这是属于纯理论系统的建构，而他们和自然接触后的态度却迥异于庄子。在庄子心目中，广大的自然乃是各种活泼生命的流行境域，自然本身，含藏着至美的价值。所以庄子凭空构造一个虚空的超自然，也不将现有的自然视为沉滞的机械秩序。

⑥庄子认为自然是生我、养我、息我的场所，我们的衣食取之于自然，游乐凭借着自然，阳光空气、春风秋月，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无尽藏”宝物。这样的自然实为滋生万物的母性自然。所以在庄子心中，人和自然之间根本没有冲突，相反，彼此间有着和谐的气氛。庄子《齐物论》上的“三籁”，天籁与地籁相应，地籁与人籁相应——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以至于人身都是一个大和谐。

⑦“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大自然对于庄子心境的熏染，无疑是很深刻的，再加上他那独特的审美意识，所以在他看来，大自然就是一个美妙的境域，我们根本无须在世外另找桃源。他深爱这个自然世界，因而对它采取同情与观赏的态度。

(有删改)

传统社会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就提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亲的交往，全凭相熟度、关系度，好比投石入水的涟漪效应，一圈圈扩展开，愈远愈疏，愈近愈密。

现代社会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于是应了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保持日常互动，确定彼此的边界，必须依赖一系列契约规则，旗帜是教化的道德，底线是强制的法律。

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斯隆领导下的早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久盛不衰，要诀之一即平衡与部下的关系。后人忆述：“要想和他成为真正意义的朋友，那前提就是你先离开通用。”同事中难免有兴趣契合者，但他严格自律，跟所有部属等距离交往，其理由是：“假如我和某些同事有极深的交情，自然会有好恶之分，就会影响我决策的客观性。”

硬件变，软件也须变。在日益成长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里，作为乡土社会、血缘社会遗迹的“圈子情结”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留白”，在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常常具有以虚寓实、以少胜多、暗喻天地时空之意。在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中，留有空白则是为了表现雪、雪景和空间感。【甲】“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唐张彦远句）”，古代画家凡以绢本作工笔、写意画，多以铅粉填染以示色白。五代画家荆浩和黄公望根据自身实践创意“借地为雪”，亦即留白为雪，《九峰雪霁图》用的便是该法。画家在质地素白的绢上，先以淡墨线条勾勒山峦景物之形，所用线条中、侧锋兼而有之。【乙】山石似用行草笔法，疏朗挺健，含蕴苍茫浑厚；树木房舍则用篆籀笔法，朴厚圆丰，笔简而无繁絮之妄。笔线沉郁涩放，笔意精练而富意趣，笔墨自然不瘟不火。根据山形的石质和整体环境渲染的需要，分别施以浓、淡、干、湿，染出山景轮廓、坡角石岩凹凸阴阳而令运墨五色俱，再加笔墨点划的纵横和视画面需要略施皴法，更以浓淡不均的墨青色，按照以黑衬白对比的原则，渲染天际和溪润流水，逼出白雪笼罩的九峰山一派萧索荒寒的素白之境，将画面的气氛烘托得令人“直入其境”。【丙】诚如清代吴升《大观录》所赞曰：“创前人所未造，示后人以难摹，尤妙在生面独开，仍不露自家墨法，一片精彩，神来气来作也。”

人类社会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空间是固定、具体的，而时间则需要通过某种办法加以测定和标识。人们测定和标识时间的参照最初是感知和观察到的物候和气候的变化。什么时间月圆了、月缺了，什么时候气候转暖，种子发芽、庄稼生长了……这些变化就被我们的先人用来作为早期测定时间的依据。

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人们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计算、记录时间，就要进一步选择具有普适性、恒久性和周期循环性的参照物。于是，太阳、月亮、谷物的成熟期等，就成为了优选的参照系。人类很早就学会观察日月星辰，用以测量时间。大约在纪元前五千年，人们利用指时杆观察日影。纪元前11世纪，已经有了关于日晷和漏壶的记载。详细记录时间的钟表的发明，大约是13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

协调和规范各民族或国家群体内部公共时间制度的，是各国的特定历法。世界现行历法最为普遍的有：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太阳历或称阳历，我国当今使用的公历就是这一历法，作为我们传统时间制度组成部分的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实质上也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还有以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周期为参照物的太阴历或称阴历；我国自夏代开始使用、后经汉武帝太初元年修订的兼顾太阳历和太阴历确定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即所谓“夏历”“农历”，或俗称的“阴历”“旧历”。这样说来，我们的夏历是既参照了对月亮的观察，又参照了对太阳的观察而制定的。

我们的民间传统节日体系，例如春节、元宵节等都是依据过去千百年来通行的阴阳合历而确定的。这种历法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正像我们对光华照人的月亮以及太阳倍感亲切一样，对使用了几千年的阴阳合历我们同样有着深深的钟情和依恋。

为了找到一个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又准确标识寒暑往来规律的计时办法，人们将一年365天平分为24等份，分别给予一个名称，如立春、雨水等，于是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标识制度。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节气的名称与今或有不同，但在汉代刘安著《淮南子》中，就明确有二十四节气名称的记载了。各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作为标志，即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我们的先人发明节气，把自然界的变化、动植物以及人体功能的状态和变化都反映出来了，而且相当准确：雨水，草木萌动；立秋，凉风至等。这些都是从人们对自然界的细腻感觉出发而形成的，体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准确认知，相当科学。

以上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合并使用的阴历阳历时间制度，各有其科学依据、计算方法和历史发展进程。表面上看来似乎互不关联、彼此相悖，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交错使用、互为补充，形成了协调并用、多元而统一的时间计算体系。这个多元而统一的时间制度就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生活节律和节日体系的背景。

（刘魁立《中国人的时间制度》，有删改）

一部中国文学史究竟应该从何时说起？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说清楚并不容易。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从后世的文献记载出发，我们也可以作出适当的想象性描述。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文献中留下的关于炎黄大战、大禹治水等的神话传说。我们自然不能轻率地将这些历史的记载否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后世的记忆，暂时又难以得到实物的证实。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大量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发现了铜器铭文，我们有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的《盘庚》和《商颂》，还有在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有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词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器物中有些相当精美，其中有些器物上也刻有文字。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商代社会是否还曾经存在过其他的文字书写形式？是否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当然有。何以知此？这是由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考知的。我们知道，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可见，“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马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中就有马的形象。据史书记载，商周时贵族出行多乘马车或骑马。在人死后，作为陪葬的马匹也占据着一席之地。霍去病墓的石雕、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无不显示出统治者对马的重视。也正是由于马在古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帝王对良马的喜爱，在客观上促进了“马艺术”的发展。

在我国石雕艺术史上，汉代霍去病墓石雕、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树起了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艺术风格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同一表现对象的马在各朝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呈现出各式面貌，虽然霍去病墓石雕与昭陵六骏这两组马的石雕艺术品在不同时代的特殊风格下成就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通之处。

一是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统一。虽然历史上大多把霍去病墓石雕归为写意的类别，而昭陵六骏则被看作写实的代表，但在具体的形象塑造方面，这两种艺术手法相互渗透。昭陵六骏继承了霍去病墓石雕的创作手法，采用象征手法，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两组石雕虽然刻画的都是战马，但实质上均是反映人的勇敢和战争的惨烈。因此不管是霍去病墓石雕还是昭陵六骏，不仅是帝王将相的颂歌，也是无数英勇将士的历史丰碑。霍去病墓石雕的重要特点，是用独特的艺术构思和选取石料相结合，因石而得形，因形造意，因意而施工。《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作品中，战马威武雄健，傲然挺立，敌人蜷缩于马下，垂死挣扎，与整个马的轮廓浑然一体。而在整个雕塑的关键部分，如马下匈奴人的特征运用线刻和浮雕的手法刻出相对写实的形象。这样大写意与细微写实的造型手法结合以表现精妙传神的形象。就马的造型而论，汉马偏于写意，蹄细体肥，外形流畅简洁；唐马偏于写实，注重马体解剖结构的表现。像昭陵六骏，因为皆属初唐，故马体的肥臀细腿等特征颇有汉风孑遗，但较之于汉马，显然更写实精确，更注重形体的结构变化，像面部的筋脉、胸肌、蹄筋等皆细致入微，在生动传神上，与汉马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马踏匈奴》是我国最早的纪念碑式的大型雕塑，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霍去病征服入侵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刹那，被踏于马下的匈奴人手持弓箭仰卧在马腹之下垂死挣扎的场景。静静站立的战马与挣扎的匈奴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权在握的静态与垂死挣扎的动态完美统一。昭陵六骏表现上颇多写实性，刻画出骏马飞驰、屹立、徐行的三种姿势，表现出六骏共同的雄健俊美的外形和勇往直前的气势，显示出它们的情谊，是古代以形传神的成功范例。这两组石雕形象选取了动态和静态中的马的形象，并将其协调统一地安排在同一个整体中。

（选自《汉唐石雕中“马”的艺术形象与成就》，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