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最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地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在不隐晦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运用曲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春秋笔法来源于据传为孔子所撰的《春秋》。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惩劝，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

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地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在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他加以详细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春秋笔法由写史“义例”变为文章楷模，成为一种写作与表达的常用范式。那就是追求语言的简洁和意蕴的丰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通过材料的选择、详略与显隐的不同，以及用词和语气的微妙差别，委婉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是非和爱憎。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笔法只是委婉行文，并不是说谎，最多只是影射和隐瞒，而影射是靠词语的选择来表达的。隐瞒，仅是对比较小的事情所作的隐瞒，大事从简或者曲笔。春秋笔法一般都是遵从事实下的隐晦，婉转的陈述和评论以及有目的的选择；曲笔是曲折抒笔，这里的“曲”是曲折，并不是歪曲。能够在事实下有重点地描述人物和褒贬事件，以教化人民，在笔墨中又流露出更多的事实，让人看清真相，这是曲笔的最高宗旨和理想。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什么是“天下”？人们多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为其定性，如邢义田所言：“天下观是指人们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但是，当中国人以美学视野规划他的生存境域时，天下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时间为人的世界经验植入了运动和过程，它的价值则在于为主观经验建构的天下秩序增添了变量，使其由井然有序的状态，变化为活泼生动的状态。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地带，中国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中国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 、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

①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坚持“四分法”,即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与诗歌和小说比较,散文这一文体颇似平淡之水,没有酸、甜、苦、辣、威五味,却几近于道,而真正的“道”包含在无色之色、无声之声和无味之味中。同理,我们在散文理论的建构中,也应避开各种干扰,去体悟其中的“道”。

②散文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学遗产,如果说,小说是民族历史的再现,诗歌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散文则是民族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五四”白话散文,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散文创作成绩辉煌,不容忽视。古人有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意味着散文这种文体蕴藏着民族情感的密码。

③散文还是文化传承、传播的纽带。当今的港台散文、东南亚和欧美华语散文蓬勃发展都得益于中国传统散文的滋养,如果回溯文学和文化历史,就可以发现散文是“文体之母”中国文化的原典许多是由散文呈现的,“散文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的基本载体”。

④诗歌、小说分别是意象和故事的审美,而散文主要是感觉的审美。诗歌的沉思给予人们更为梦想的生活感觉,小说的虚构给予人们更为想象的生活感觉,而散文的亲和给予人们更为实际的生活感觉。这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简单易懂,而散文将生活的简单转化为文学的简洁,更直接流畅地进入生活世界,以更贴近身边的方式表达生活感觉。

⑤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热阔异常,却不乏平庸狭隘之作,这是因为散文作者缺乏高雅精致、大气开阔的诗性情趣追求,中国古代散文辉煌,是因为其中常有恢宏之气与壮阔情怀,有为国家、历史、思想、天地而写的情趣,所以有像先秦散文那样汪洋恣肆的气魄,而现在的散文常偏于个人生活一隅,为个人玩味和自我情致而写。

⑥但这并不意味着写“高大上”题材就是好散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人们对文学审美的实际需求,已不再是单一性的“载道”或“言志”,更趋于精神生活的趣味提升,现在的读者之所以喜欢散文,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历史负载,更没有什么“救亡图存”的宏大志向,它将人们带入到一种恬静而安详的审美世界,去感悟历史,咀嚼人生,以及品味生活,更能够体现出文学审美的基本宗旨:娱乐与享受。

⑦但散文创作不可止步于简单的“娱乐与享受”·要写好散文,作者需要具备卓异的审美素养、从容有致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有襟怀,有情怀、有高品质和高品位的情思理趣。

⑧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成热、健旺的人,他在思想,在行动,并通过一种朴素的话语来见证这个思想着、行动着的人,这便是散文写作之所以感人的真实原因。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散文读者,与这个“人”顺畅地交流,则须放弃分析和闻释,更多地去阅读、感受、体悟。只有会读散文了,才能了悟,阐释散文的精微和妙处。

(选自王国平,吴春燕《散文如水何以“道”》,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