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它包含两方面：一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二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

屈原的一生便是“独立不迁”的最好诠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屡遭打击，却毫不动摇，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但是，对于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使屈原不能他迁，最后只好身投汨罗，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与“独立不迁”相联系，屈原在诗歌《橘颂》中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无求与苏世。《橘颂》中说：“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一个人胸怀坦荡，不图私利，不干人，不屈己，才能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橘颂》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必须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人格里，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

《渔父》的中心思想也是“独立不迁”。不过这首诗人们多以为伪作。王逸既说是屈原之所作，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本来就自相矛盾。但司马迁在《屈贾列传》中已采用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因此可以设想，虽然这篇作品的文字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但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又问他：“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其酾？”他答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他不满社会的黑暗，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屈原则不然，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同流合污。这当然会使他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会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独立不迁”的人格还表现为对正直的追求与维护。屈原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清白以死直”的誓言。在《涉江》中，他表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在儒家的典籍中，治水有功却被天帝处死的鲧一直是个反面人物，那么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会被天帝处死呢？《山海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原来，鲧的罪行是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这样说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深表同情和赞赏，从这可以看出屈原人格的崇高。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鲧一样悲惨，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而始终保持着“独立不迁”的人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删改）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他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衷。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中国科幻的世界影响力逐年增强，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被译介到海外。当下中国科幻创作不仅在地理环境、语言习惯、社会景观等方面深深打上中国烙印，更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当代视角展现中国人想象世界与未来的方式，建构出中国特有的科幻美感。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科幻文学是纯粹的舶来品。实际上，科幻元素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早有流露，例如《列子·汤问》中偃师所造的人偶“倡者”，即便在今天也符合学界对科幻“疏离认知”的定义。当代科幻创作不必拘泥于时间，可以属于未来与现在，还可属于过去，五千年文明都是可以书写的时空，钱莉芳的《天意》《天命》就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相较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历史尚短的国家，中国科幻在时间线上的可塑性条件更加充分。

直至21世纪初，中国科幻在人物命名及塑造、故事发生背景、叙事结构手法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西方特征。而当前中国科幻创作正在有意识地探索本土化表达：不再简单模仿欧美作品中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浓厚的角色，更多描写中国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人物不再必须前往国外，在贵州的“中国天眼”与海南的文昌航天发射场同样能有张力十足的故事；小说不再一味强调鲁莽的冒险精神，转而重视规则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力量。发生上述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科幻作家群近年来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文化自信，想象世界与未来的方式完成了从需要他者认同到自我认同的转变，这一转变的产生与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密不可分。

相较于中国科幻近年来的迅速崛起，西方科幻则逐渐式微，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读者对传统科幻叙事已经产生审美疲劳，他们期待看到具有其他文化、族群特色的科幻作品。近几年“雨果奖”向东方作品倾斜也充分说明这一点。在此方面，中国科幻的崛起得益于当代科幻与文学传统碰撞、融合时产生的常变常新的新奇感，这在其他文明的科幻作品中是鲜见的。飞氘、夏笳、梁清散等青年作者擅长用当代笔法重构上古神话、古典诗词以及晚清民国小说，为中国甚至世界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同时，相较于《星际穿越》等西方科幻片，中国科幻片《流浪地球》中携带家园流浪体现出独特的中国式乡愁。刘洋的《火星孤儿》用“高考”这一文化符号突出坚守规则与坚持奋斗的力量。陈楸帆的《巴鳞》则通过描绘作为模仿者的镜像，最终达成子辈与父辈的和解。这些历久弥新的母题构筑了中国科幻独特的精神价值，同时也建构了中国科幻之于世界科幻的独特美感。

中国科幻成绩斐然，未来可期。在当代科幻热潮中，我们仍需在坚守类型特征的同时，努力提高文学表现力，着力培养后备力量。创作热潮的产生证明科幻是一种契合时代的艺术形式，它既能守望传统与过往，又能展现并审视这个时代可见的现实与可期的未来。中国的科幻将不负世界的期待。

（摘编自肖汉《立足前沿科技 展现美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