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一词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却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在密州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因为灾年，百姓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盘查官仓后发现尚有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还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存活了下来。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天灾。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无人饿死。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同时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因为民请命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摘编自莫砺锋《苏东坡与公共卫生》）

材料一

茶，起源于中国，初为药用。人们将茶作为药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茶的药性较弱，却具有提神醒脑的功用，因此茶逐步转为一种饮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即已开始饮茶，到秦汉时期饮茶之风逐渐传播开来。至汉代，伴随着成套茶具的出现，饮茶的基本流程得以形成。到了唐代，“茶仙”陆羽著《茶经》，对茶道与茶艺进行系统阐述，标志茶文化达到新的高度。在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宋代，茶文化广为流传，点茶和斗茶之风开始兴盛。明代，饮茶流程大为简化，由煎煮法改为冲泡法，促进了花茶、乌龙茶、红茶等诸多茶种的兴起和发展。到了清代，中国茶已誉满全球，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六大茶类一应俱全。时至今日，茶的种植和加工仍在不断精进之中。

中华茶文化独具特色，不仅体现在悠久历史的种茶、制茶、饮茶等茶事上，更体现在形式多样的茶礼、茶会、茶宴上。中国自古以来即为“礼仪之邦”，素喜以茶待客，并形成了相应的饮茶礼仪，斟茶礼、持杯礼、座次礼、奉茶礼、叩指礼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华传统礼仪规范。在茶会、茶宴方面，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便将“客坐设茶”作为普遍的待客之礼，可见以茶待客的礼仪源远流长、由来已久。到唐朝，以茶待客已成为全国性的礼俗。例如刘禹锡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借茶描述了“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的离别前的深深留念等等。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茶文化，在以茶事、茶礼、茶会、茶宴、茶俗等为代表的行为文化层面，众彩纷呈、独具特色、自成体系，不仅保留了既有的特色，而且传遍五洲，不断吸收着新元素，生动演绎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正因为如此，谈到中华茶文化，茶是包容的，中华文化是包容的，一个“和”字跨越时空、跨越国界，正所谓“和而不同，茶和天下”。自唐宋以来，中华茶文化跨出国门，与异国他乡原有的文化要素融合，最终演绎出具有鲜明异域特色的茶文化新乐章，内涵更丰富、色彩也更为艳丽。中华茶文化可以融入当地的饮食文化、当地的礼仪文化，当地的政治宗教信仰等人文元素。中华茶文化与世界各地的万千景象同存共生，这就是独具特色、和而不同的中华茶文化之道。

材料二

饮茶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茶文化天然具有开放共享、促进交流的社会属性。

兼容并包、开放交流的中华茶文化，在千年的跨文化交流中已成为一种世界共通的语言，在沟通中西文化、增强各国交流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茶叙国事”“茶礼”频频出现在各种重要的外交场合，彰显礼仪之邦的风采，弘扬中国文化理念，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挑选了西湖龙井、祁门红茶、景德镇茶具作为国礼送给斯大林，彰显了两国之间的深情厚谊。作为千年来的皇家贡品，武夷山大红袍母树年产量仅有八两，周恩来总理因此戏称送出了“半壁江山”，现场气氛顿显轻松，给尼克松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一段外交佳话。

中华茶文化，具有超强的融合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成为“和而不同、和谐相生”理念最强有力的佐证。中国一直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寻求世界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中华茶文化承载了中国人崇尚的与世界相处之道，“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世界展现了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以茶叙事”频频出现于APEC 峰会、G20 峰会、金砖峰会等重大国际多边场合。中华茶文化再次崭露头角、风靡全球，担当着传递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文化使者。在近年来的中外交流中，接待外宾的各种茶会和国礼展现了中国茶的独特魅力，中华茶文化“润物细无声”，堪称中外文化交流的粘合剂、国际经济合作的助推器。

摘编自《中国茶文化与大国外交相融相通之道》

材料一：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当时的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最努力苦读的学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世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种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但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这样的家庭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

（摘编自林语堂《苏东坡传》

材料二：苏轼生活在佛教传播相当发达的四川，处在峨眉佛教文化圈之中，苏轼家庭的宗教气氛也十分浓厚，其父苏洵是云门宗四世圆通居讷皈依弟子，其母程夫人是优婆夷，其弟和其继妻都信佛，这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苏轼的经历看，他刚开始虽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对佛教抱有好感，然而并没有真正信奉佛教，元丰三年乌台诗案后，四十一岁的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政治上的挫败使他开始反省，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并借佛老的方法来净化自心。这一时期，他审视自己的经历以及处世态度，重新寻找心灵的支撑点，开始思考人生的真谛，开始接受佛教思想。谪居黄州以来，苏轼躬耕东坡，作诗赋词，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极富魅力的“东坡居士”形象。

黄州词如此丰产的数量也预示着它内容的丰富性，其中有对美好理想想的追求，有在被贬后旷达心情的抒发，有登高临水、吊古伤今，有对亲戚朋友的思念，也有对世间丑恶的讥讽；既有火树银花的都市，也有静谧祥和的乡村……题材之广泛已然突破了前人。他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

苏轼诗词的主导风格是洒脱旷达，其旷达风格的形成并非因其个人与偶然，同时也是整个宋代文化浸染下的产物。苏轼从来都是以一种无所不适的超然态度来面对自己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佛学思想的影响让他形成了一种入世而又超世的境界。他在诗词中抒发人生如梦的感触，表现超然自如的人生态度，营造出一种空灵、恬淡而又清雅的独特意境，从而构建出一个“词意高妙”的超然旷达的艺术高境。

（摘编自赵凡龙《苏轼黄州诗词论析》）

材料三：相比唐诗，词在日本的影响要弱一些，这是因为观念上诗为正宗，词为诗余，而且写作技术更难。尽管如此，日本文人写词还是代不乏人，他们学习、模仿唐宋词人，其中特别喜欢效仿苏轼的词作。苏轼是开辟了宋词新天地的一代词人，其词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早就流传到了东亚各国。夏承焘在《论词绝句》中：“坡翁家集过燕山，垂老声名满世间。”说明其生前文集已在国外广为传播。

日本词人学习、效仿苏轼的词，首先是仿调，即采用苏轼创作的词调。苏轼最有名的豪放词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许多日本词人也喜欢用其调作词。在日本词人中，森槐南特别心折于苏轼，也最有苏词之风，夏承焘在《城外词选》序言中称赞他：日本词人为苏辛派词，当无出槐南右者。”他有《酹江月》“题髯苏大江东去词后”，与苏轼进行跨时空的对话：“我思坡老，铁绰板歌，是森然芒角。便把大江东去意，试问南飞乌鹊。斜月荧荧，明星烂烂，撑住曹瞒槊。人生知几，仰天长啸寥廓。”森槐南用苏轼词调凭吊苏轼，一方面揣摩苏轼创作该词时的心路历程，对其境遇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对苏轼的人格魅力和风流才情作了高度的评价，称其“文章卓荦”，为“一世之雄”，可称是东坡的“异代知己”。

其次是用韵，即按照苏轼词的韵脚来进行创作。如林读耕斋有次韵苏轼的《满庭芳。警世》词；野村篁园有次韵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梅岩蓉湖枉过，词以记喜，用坡老韵”；森川竹碳有次韵苏轼的《劝金船》“送横川唐阳赴任丰桥，用苏东坡原韵”。这些词不光次韵，大都也是以苏轼词为范本创作。有的步韵和苏轼原作韵字相同且次序一致，如林读耕斋的《满庭芳。警世》词，韵脚与苏轼的《满庭芳。警世》词完全一样。

再次是仿意，指借用、模仿苏词的语词句式、立意、凤格来进行创作。有的直接撷取化用苏轼词的经典语词，表达其相似情怀。如用“琼楼玉宇”，森槐南的《水调歌头》：“摩垒晚凤残月，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有的是学句法，对苏轼词中的经典句法进行效仿。如对苏轼《水调歌头》中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模仿，高野竹隐的《水调歌头》云：“我欲采槎去，招手海边鸥。”有的效仿已脱略苏词形迹，达到自出机杼的地步。如森槐南的《水调歌头》：“论填词，板敲断，笛吹酸。声裂哀怨第四，犹道动人难。摩垒晚风残月，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在词中抒发胸襟怀抱，表达词学见解，与苏轼一样境界宏阔开放、豪健清雄。

（摘编白钱锡《日本词人对苏轼词的接受》）